36《南京条约》浅析
郭霞
刘雪琳
湖南
长沙
４８０００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开创了一种用条约的形式，把资本
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奴役加以“合法化”的罪恶先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签订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逐步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香港的割让，则严重《南京条约》
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关键词］南京条约不平等条约
国际法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英舰“汗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于１８４３年６月２６日在香港交换批准，签订时原本无名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该条约共有１３条，其主史籍中又称
要内容为：（一）宣布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进行通商贸易，准许英国在上述五口派驻领事等官员；（三）割让香港岛给英“常运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四）赔偿英国被毁国，英国可
鸦片损失费６００万银元；（五）偿还倒闭行商所欠英国商人款项３００万银元；（六）赔偿英国东方远征军侵华军费１２００万银元；（七）赔偿分４年交纳，自清政府开始履行条约起，先交６００万银元鸦片损失费，１８４３年交纳６００万银元，１８４４年交纳５００“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万银元，１８４５年交纳４００万银元，
酌定每处每百元加息５元”；（八）赦免英国军民；（九）赦免战争期间充当汉奸的中国人；（十）制定新的进出口关税则例；（十一）中英官员交往平等；（十二）赔款未交清前，英军继续占领舟山岛和厦门鼓浪屿岛；（十三）中英双方在条约上加盖国玺。
条约是国家间关于他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２］自从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法之后，条约成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３］。普通各国条约，均系双方互惠平等，如仅系缔约国一方有义务，而对方并无相互规定，其不平等自属显然。例如中国允许他国在我境内有定额值百抽五之关税限制，而他国并不许中国在其境内有同样权利，这便是明显的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
一、政治上对中国主权的限制
１．开发通商口岸。南京条约第二款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依据条约，列强便在中国建立起通商口岸制度，清政府以前所实行的公行制度被废除。由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称为条约口岸或约开口岸［４］。在这些口岸实行的都是有利于外人的特殊制度。外人所享有的权利，不是由中国政府而是由中外条约作出规定。根据这一条约，除废除公行制度，外商可以在通商口岸自“与何商交易”之外，还可以享有居留、租建权。由贸易，任便另外，《南京条约》第二款还规定，英国可以在五口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专理商贾事宜”。这些权利，按理属近代通商制度
“给予外国人什的正常范围，本无可非议，但是，按照国际法，
［５］
么待遇，这是一国的主权，别国无权干涉”，而西方列强通过
战争，迫使中国承担片面的，不平等的条约义务，这是违反国与欧美各国际法的，是一种特权制度。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港虽有类似之处，但性质完全不同。后者“仅为旅客货物
［６］及船舶出入之口岸，系由关税行政上之目的规定者也”；而
前者却实行由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给予外人种种特权的制度。尤其这一制度在某些口岸发展为租界制度，更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
２．霸占香港。夺取香港作为侵华的据点，是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香港是英国按照“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以林则徐禁烟为由，发动侵华战争所掠夺的“战利品”。《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就使它的这种侵略野心得逞了。条约上说，由于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所以中国“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修补”
物料”。这就是当时英国政府强占中国领土的所谓“理由”。我们姑且不谈战争的非法性，就缔约而言，中央双方应遵循主权平等的原则，领土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岛的割让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侵犯了中国主权，有违条约法主权即平等互利的原则。
二、行政上对中国主权的限制
１．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１０款载：“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
［８］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这一条约规定标志着中国协
定关税制度的开始，所谓“秉公议定则例”，即是侵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确立了由中英双方协议订立税率的基本原则。而且，此规定不仅确立了协定国境关税的原则，还为日后协定内地关税埋下了伏笔。
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关税起着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可是，中国受协定约束，不能自主实行关税政策，因而也不能发挥关税的正常作用了。协定关税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减少了巨大的关税收入。关税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税源之一，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有重要的比例，但“中国关
【黑龙江史志2009.19（总第212期）】
税将近百年以来在国家预算上竟占比较无关重要的地位”［９］
。
运用关税税率保护本国的产业，这是各国都采行的政策。而近代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不仅不能保护中国的经济，反而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因为关税税率低，外国商品可以向中国倾销，中国的民族工业却因技术差，资金少，管理水平低，其产品成本高，难以与廉价的外国商品竞争。连赫德都说：“今天外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用不着搜罗细节或堆砌数字就能作出这样的描述：他们只要……交纳５％的关税，就能通过……条约口岸中的任何一个口岸，运进洋货或输出土产；他们只要再交纳进口税额的一半，作为子口税，就能把洋货运至内地和由内地运出土货。他们还可以把中国的产品从一条约口岸运到另一条约口岸，只要运出时交纳出口正税，运进时交纳进口半税。在他们居留的条约口岸，他们免纳所有的地方课税。他们可以免税运进他们个人和家庭需用的任何物品。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不受中国的管辖，而是把自己置于本国官员即领事管辖之下。……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这些，简单地说，就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所处的地位。”
２．调整海关制度。《南京条约》明确规定取消公行制度，与公行制度紧密相连的海关制度，自然须做相应的调整。于是，外国领事开始介入海关事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外国领事通过介入海关事务，为外商提供保障。以前外商与海关几乎没有“直接的往来”，按照新订条约，“外商就和海关发
生了直接关系，并且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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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步骤就是通过领事介入海关而提供的保护。另一方面，在中英之间，领事介入海关事务，还有一种形式，即所谓领事担保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英国领事的责任，即他必须担保本国商人缴纳关税，并负有协助中国海关缉私的义务。《南京条约》第２条规定英国领事须“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
钞饷等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制度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又反映出清政府的海关对走私活动的束手无策，不得不借助于西方列强。而列强也正是利用这一便利参与海关事务，为自己谋利。
３．允许外商自由雇募人员。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实行严格防范外商的外贸管理制度，外商不能自己雇募任何办事人员。外商来华之后，只能住在商馆，只能同行商打交道，由行商担保。经过鸦片战争，行商制度被《南京条约》所废除，英国取得了
“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的条约权利，禁止外商自雇办事人员的旧规定失去了基础，自由雇募权利的取得也就势所必然。
４．赦免汉奸。《南京条约》第九款规定，凡是为英国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效劳的汉奸，中国政府必须准许“全然免罪”
，已被监禁起来的卖国贼，也必须全部“加恩释放”。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还使那些厚颜无耻的汉奸走狗得到其外国主子的大力庇护，更加死心蹋地卖国求荣，充当外国侵略者的可耻帮凶和代理人。此款无疑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应根据本国法律，对本国人民据情况不同分别给以量刑、惩罚，而无须英国在这里颐指气使、横加干涉。英国这种蛮横行径完全无视中国主权，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主权平等原则，
即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政治经济制度如何，都应互相尊重，平等往来［１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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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后列强获得领事裁判权作了铺垫，导致了更多利权的丧失。
三、通过勒索巨额赔款进行经济侵略
《南京条约》第四、五、六款分别规定，中国赔偿鸦片烟价６００万元、商欠３００万元、军费１２００万元，分４年付清。明明是英国政府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进行可耻的走私活动，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毒化中国人民，因此鸦片被查抄销毁，完全是罪有应得，可是条约却要中国赔偿其“损失”。明明是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可耻的鸦片贸易，为了夺取侵略特权，不惜派遣大批侵略军，远渡重洋，窜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毁坏城市和乡村，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可是条约却偏偏说成是中国政府没有认真办理，所以才使英国调来大批军队，因而要中国赔偿其“水陆军费”。这就是“文明”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了２１００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１／３。
参考文献：
[1]此条的内容及《中英南京条约》条款均引自《道光条约》(卷3),第24—30页,不再一一注明
[2]周鲠生：《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91页[3]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4]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王铁崖：《国际法》第251页
[6]【日】高柳松一郎著、李达译：《中国关税制度论》第2编，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0页
[7]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9]【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480页[10]【日】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5编，第3页[1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66页
[12]【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51页[13]愈明：《与香港百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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