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辉（1987—），男，汉族，陕西西安市人，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研究方向：古器物与古铭刻学。
摘要：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北地区兴起的颇具规模且有相当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以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著名。而梁漱溟通过构造整个乡村社会组织进行实践，晏阳初则是主要通过乡村教育的改革推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很复杂，建设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不过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式，在农业、教育、金融、地方自治与自卫、公共卫生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采取改良的多种方式，使日趋萎靡的农村经济得到振兴，达成 “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或“民族再造”（晏阳初语）的目标[2]。
一、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乡村建设运动的初衷是由于当时中国农村极端的落后，上世纪前50年的中国，农业整体生产水平低下，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基本的教育和医疗更是一种奢望，农民体质弱，精神文化生活缺乏。
雪上加霜的是上十世纪头三十年的的中国农村，各种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国家机器被严重破坏，军阀混战，大大小小的土匪严重滋扰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秩序，占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农村自然而然成为了内战主要的发生地；与此同时旱涝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广大农村地区受灾严重，受灾人口众多，面积甚广，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尤为严重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贫弱的中国，这是因为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小农经济面临崩溃。大批的务农者由于战争和灾荒流失；农产品销售停滞不前、价格跌落到谷底，并且导致土地价格缩水；农村金融的衰；大量农民逃离故土，撂荒现象普遍发生。同落后的农村经济同时存在的是文盲数量的急骤扩大、极端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卫生状况堪忧、各种陋习盛行、公德沦丧等现象。不破不立，由于广大农村存在这么多严重的问题，众多仁人志士相继投入到了改造广大农村的运动中来。
二、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典型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1.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
（1）乡村建设实验的进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政府以自治制度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伴随着平民自主教育运动的兴起，晏阳初逐步领悟到中国教育核心在对农民的教育，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存在愚昧、贫穷、虚弱、自私四种病态。建议从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渠道的教育方式三管齐下，针对愚昧无知通过对其知识艺术的教育，针对贫穷，通过对其生存技能的教育，而身体虚弱则通过对其医学卫生方面的教育，对自私则通过对公民道德礼仪的教育。并且这四大教育方式互相协调，齐头并举的进行。
（2）定县乡村治理则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晏阳初深刻的认识到，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不是救济农村，更不是创办模范农村，而是要把“民族再造”这一目标当作长久的使命去完成。晏阳初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3]
（3）对晏阳初乡村建设模式的评价
在具体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计划，假如没有把农村的政治秩序和乡村中的精神文化、经济技术、卫生保健等方面结合起来，那么就是无效不完整的。”[5]最核心的是，当时中国乡民处境极其艰难悲惨的关键在于土地，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那么其他改良根本就是技术表面的功夫，根本无法彻底地扭转农民惨淡的境遇与可悲的命运。
2.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
（1）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发端和对乡村教育改善的措施
1931年春，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合作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之前不久在广东提倡“乡治”、在河南实验“村治”，到了山东则确定称为“乡村建设”。由于邹平县紧邻胶济铁路，距离济南不远，并且县本身面积适中，从各个方面看条件都有利于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所以就选址于邹平县。而乡村建设研究院具体分三个部分，第一是乡村建设研究部，这里的学员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实验县担任科长或者辅导员的职务。第二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学员结业后各回原籍所在地，担任其县关于乡村建设的骨干岗位。第三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区，主要是以邹平县作为实验地。实验区设有县政府机构，隶属于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是由研究院提名，通过省政府任命。1932年邹平县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改称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乡村建设研究院还于1935年建立了一座乡村建设师范院，就位于研究部里，梁漱溟曾经担任校长半年时间。开设的课程除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乡村教育、精神的陶冶外，其他均与普通师范院校的课程类似。
（2）梁漱溟对纠正乡村陋习采取的措施
不得不说长久以来中国的乡村存在很多陋习，像求神、女孩裹脚缠足、男孩早婚、吸食鸦片等，乡村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这些陈规陋习。梁漱溟通过针对性的措施一一纠正，确实收到了成效。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核心是以社会为本位。把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源于精神文化的孱弱，于是就有了通过儒家文化兴起，取得社会改良的成果。[6]
（4）对梁漱溟乡建运动的认识
梁漱溟想法是将政治和伦理两大原则混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型的混合体概念，是一种饱含儒家思想的构想。但它实质上的表现，则是把儒家思想政治化，不通过道德理想转化成为政治，而采取其他手段获得政治权力后，利用政治干预甚至歪曲学术，最终目的是将‘道统’变成对农民进行思想精神控制的手段。”[7]尽管这样，纵观整个历史，关于儒家的此类理想也从未在其中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当然在乡村建设中也了然了。 3. 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异同点
（1）两者的相同之处
教育目的：由于当时中国乡村百废待兴，并且中国乡村好坏关乎到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乡村问题是整个中国的头等且核心问题，救中国就要先救农村，建设中国，更是要先建设广大的农村。并且当时举国上下的仁人志士都有相似的觉悟，[8]基于此，关于乡村的大问题，教育引起了广泛关注，进而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
教育理念：乡村教育理念的改造是项艰巨、复杂而又漫长深入的社会工程，二人在整个运动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四个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统一改造，共同集中体现了“大教育的乡村观”[9]的教育理念。
结局：二者都失败了，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而梁漱溟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事实证明其观点是错误的，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结果只能是一场失败的实践运动。
（2）二者的不同之处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于晏阳初现代政治观的理论基础。晏阳初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0]的儒家传统民本思想，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兼有。形成了现代的民本政治观。而梁漱溟理论基础是新儒学的政治观。他的新儒学政治观是他对资本主义弊端反思的理论成果，他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对中国当时基本的国情以及社会性质等方面用儒家的伦理进行了理性并且深入的探究，以此寻求找到中国发展的生长极。
三、 乡村建设运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借鉴意义
1.从中国乡村现实的角度看
晏阳初对当时中国乡村“愚、穷、弱、私”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依旧存在于现今的中国农村。虽然通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农村社会面貌有了质的飞跃，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结构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变动，8亿多农民与5亿多城市居民，人口数量上以及占有的土地面积农民大大多于城市居民，但广大农民的人均收入确不及城市居民收入的1/4，并且农民无法充分享受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其它很多方面的社会权利。因此，怎么能让农民从当下状态中走出来，并迈向“小康社会”的道路，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从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方法看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固然已经发展成型，并且早已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我们中国解决拥有8亿农民的中国农村问题就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由不言而喻，假如我们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那就必须把8亿农民变成城市人口，这就需要扩大城市规模，必须缩小农村地区的面积，相应的耕地就会减少，我们粮食产量都会受到影响，并且必须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宝贵的能源维持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大量人口的涌入，必然会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衣食住行都会成大问题，城市时刻面临崩溃的边缘。梁漱溟认为我们如果走乡村大量人口强硬城市化的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会很艰难，而可行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合理良性的农村物质经济增长和精神文化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乡村现代化之路，[11]这是一种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通过农村自身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农村问题继而顺利解决。（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3]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宋恩荣.晏阳初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5]赵世瑜.吏与中国社会[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6]晏阳初.晏阳初全集[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7]吴相湘.晏阳初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
[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9]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10]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11]郑大华.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