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社论
5月25日，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去世，享年105岁。这个岁数，在很多地方称为“喜丧”，所以有很多人说，杨绛是去了天堂与家人团聚。
杨绛去世之后的这几天，在社交网络上，很多人发图、发感言、点蜡烛，纪念杨绛。还有很多他人伪造的心灵鸡汤在网络上流传，比如所谓的杨绛百岁感言。有人假托了一句杨绛的话，来讽刺这个场景：“你们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给去世的作家点蜡烛太多”。
除了大众性的纪念，另一些人，则在争论杨绛当年是不是诉诸权威，打压了研究钱钟书并得出了令她不满意的结论的学者的学术自由，并由此争论钱钟书的学问到底如何，并进而讨论到钱钟书、杨绛夫妻的人格与人品。随后，这些批评又引来了更激烈的反驳。
以上种种谈论，或许都有些苛刻了。既然是纪念，大众的行为必然是流行甚至庸俗的，但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行为，可能很多人又要批评大众怎么只知道追星？实际上，正是这些普通人略显庸俗、跟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的行为，支撑、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正面价值观。所以，嘲笑这些行为，甚至以此抬高自己，不但有些苛刻，甚至是另一种角度的肤浅；相反，对这些看似庸俗的行为保持礼貌与尊重，才是真正的睿智。
同样，对于一个才去世的百岁老人，立刻展开批评与揭露，似乎也是苛刻的，毕竟，中国有死者为大的传统。但反过来说，生时不说，是为尊重；去世之后，成为新闻，引发回忆与议论，也是正常的。死者为大，虽然是中国传统，但大多数时候，这些批评之所以在生前没有被说出来，总是有其苦衷。被批评的人生前要么有权有势，要么是公众为尊者讳，批评意见不方便说。假如生前不能说，死后则死者为大，那么，什么时候能批评呢？
更何况，舆论话题变化迅速，话题一过，除非是爆炸性新闻，否则成年旧事，没人会再有兴趣提。所以，去世之后立刻引来各种批评，也是正常的。从这个角度看，批评那些批评杨绛与钱钟书的言论，似乎也有些苛刻。
不过，这些苛刻能各自呈现，却是一件好事。对钱钟书与杨绛，有些人把他们当公众人物看待，有些人把他们当知识分子领袖看待，有些人把他们当单纯文人看待，有些人把他们当自己的邻家老人看待，还有些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念想。这都很正常，每个人视角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水平不同，都会形成不同的结论。人是多态的，社会也是多态的，舆论必然也是多态的。
所谓自由，正是宽容那些令人感到冒犯的言论；所谓对自由的保障，正是保障那些让人感到冒犯的言论。
重温杨绛先生那些敲打内心的句子：
蒋立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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