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日本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来探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日本国内原因：缓解“昭和恐慌”与转嫁国内矛盾，积极地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大肆宣传“满蒙危机”论；满蒙成为战略物资原料供应地与日本“生命线”。国际形势原因：建立日苏关系隔离带与国家安全的桥头堡；奠定日美最终决战和国家总力战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原因；中国；日本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对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欧美列强对日本侵华政策的遏制；中国收回主权运动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抵制；中国自办铁路对满铁的打击；东北易帜使日本外交陷入孤立等几种观点。[1]本文拟从日本视角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做初步探索。
一、缓解“昭和恐慌”与转嫁国内矛盾
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场破坏力巨大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工业生产急速滑落，海外贸易的骤然减少，大量的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同年日本政坛上也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变。田中义一首相与内阁总辞职，新上任的滨口雄辛首相为解决日本经济结构性衰退而导致的财政危机，提出黄金解禁政策，黄金解禁政策使日本的黄金外流愈发严重，大量的投机者在解禁之前用外币换购日元，解禁后的日元升值，再抛售获利，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物价下跌。由此日本开始陷入到“昭和恐慌”之中。[2]经济危机随后引发政治危机。国内矛盾严重激化，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接连发生。为了缓解“昭和恐慌”造成的巨大国内矛盾，转嫁日本国内的危机成为缓解国民对于国家形势的关注成为必要之策。以此日本政府开始采取行动：首先应是政策与方案的制定。
1、积极的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政策
首先，滨口内阁在“产业合理化”的指导方针下，在钢铁、汽车等重要的国家行业中建立国家垄断的托拉斯组织，由国家参与法律的制定，用限制生产活动、制定商品的价格等手段，加强财阀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其次，提高陆海军的经费也是推行日本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重要举措。日本1930年度的陆海军经费已经提高到国民预算的28.5%，比重已在世界各国中占据首位。日本内阁大肆宣传：国防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3]其后，日本著名的“四大财阀”在政府的支持下相继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这也成为日本日后军事和经济的“一体化”源头，为日本触及满蒙，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做政策上的准备。
2、大肆宣传“满蒙危机”论
因为昭和恐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安，需要对外进出，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的唯一出路。”[4]而日本的外相币原重喜郎于1930年11月14日训令驻华使领事馆，强调指出：近来中国方面的排外活动，特别是收回利权的浪潮日益高涨，是“对满铁的挑战。”因此日本需要“采取一切手段加以阻止乃理所当然。”[5]
古屋奎二也提到“加上当时的世界经济，正遭受这空前不景气的侵袭。”这是从1929年10月纽约证�皇谐”┞淇�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对中国输出则在世界恐慌之下，在加上收到济南惨案以来中国社会排斥日货的影响，以致极度恶化。日本为了挽救不景气的境况，乃要增加了把富有资源的东北当作是“日本生命线”的重视。[6]总之这个与满洲看似毫无关系的事件最终成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重要诱因。
二、成为战略物资原料供应地与日本“生命线”
满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女真族和满洲相继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王朝的发源地就是东北。同样的，日本也对满洲早有企图。1913年在日俄战争中担任大本营参谋长的田中义一在东三省因病滞留期间即强调：东北资源丰富，同时日本富强只有一个方法，即利用支那资源，首先开发我国势力范围的满蒙，这里是尚未开垦的宝库。
而有名的中国通、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从经济上也作了相关的论述，具体来说：“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等资源，足以确立我国重工业的基础，以帮助我国解决失业，走出危机。”[7]
众所周知，日本国小，资源匮乏，为争霸世界，获取大量的领土与资源是其必由之策。日本认为满洲的地大物博给予了日本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条件。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年产生量为256万吨，而伪满洲国年生产约70万吨，总计是356万吨。
东北的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尤其是抚顺的煤矿。在1929年就有851.9万吨，而其后运往日本国内的数量占总量的50%，占日本煤炭进口总量的60%―70%，到1937年达1034万吨。大量的煤炭后来用于日本海军工业中。毫不夸张的说，东北的煤炭资源支撑了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为日本后期的“南进”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本国内由于缺乏石油，成为日本快速发展扩张的又一大障碍。而东北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给日本提供了极大地帮助。抚顺的页岩油藏量达55亿吨，可开采原油达3亿吨，等于美国当时天然石油藏量的1/5。以每年400万吨的消耗量，可供使用75年。
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始，日本已全面入侵到中国的满蒙地区，获得南满铁路的开发权，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在此后的20多年里，日本逐渐将满洲变成其日本最大的原料供应地，最大的资本输出和商品销售市场并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生命线”。
三、建立日苏关系隔离带与国家安全的桥头堡
满蒙地区北以满洲里，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牯岭，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其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战略据点，易守难攻。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俄国已经用武力占领了北满地区，这对于早在日清战争后占领的朝鲜是极大的威胁。朝鲜的安危不仅关乎日本的安危，更关乎日本国策的实行。 征服远东，称霸世界是日本早已制定的既定国策。在远东，苏联是日本最大的威胁，而满蒙是俄国离日本的最近之处，因此“领有满蒙” 使它成为帝国国防的桥头堡，退可以保卫朝鲜，进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其地位自必不必多言。
1931年4月，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就“满蒙问题”即提出：满蒙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完全占领满蒙，日本的军事实力到达北满以后，苏联即使有优势的兵力，也难以发动进攻而不得已不打消向东发展的念头。
同样，苏联方面对于满洲地区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见解。1930年6月―7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在苏联同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的同时，帝国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也都在激化。因此，苏联应为各国劳动人民谋利益一贯同战争威胁作斗争。”其矛盾主要集中在日苏关系之间。
1931年9月，作家马平亚尔明确提出“满洲可以成为日本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 对日本国策有所了解，又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的苏联却最终以“不干预政策”、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在中国东北问题上采取妥协默许的态度而结束。苏联的这种“不干预政策”致使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急剧膨胀，事态不断恶化，终致世界性的危机到来。
四、奠定日美最终战和国家总力战的坚实基础
1914年8月，山县有朋就建议内阁提出在“日中协调”的名义下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随即的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由五号秘密文件构成。但不久便暴露了，日本的做法促使原先在中国问题上并未对日本做法表示意见的美国转变立场，其后的巴黎和会更是巩固了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
可以说，石原莞尔早已认识到日美之间必有一战。在日本陆军中下层幕僚中很有地位与远见的石原莞尔早在1928年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争史概观”，即“世界最终战争论”。他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满洲问题”，他把当今的世界分为四个国家集团，即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这四个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决战性的战争。在准决战性的战争中，苏联和欧洲集团将会被削弱，退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只有美洲和东亚两个国家集团存在下来。于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决战性的战争。而在美洲集团中，美国是首领，在东亚集团中，日本是当然的首领，这两大集团的战争，实际就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无疑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依此石原认为，近代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国家持久的总体战，为保证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日本应整合全国力量，“领有满蒙”，建立资源自给体制，这是日本取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唯一的途径。
对于日本的国策，美国也有所了解。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美国政府已要求美国驻日本大使密切关注日本的行动，但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驱使，内部纷争严重，日美间矛盾尚未凸显，这也客观上致使美国对日意图分析不足，并未对防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当然，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还有很多。而且至今日本都把中国的反抗作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主要与直接动因。石原莞尔曾说：“正如我多次陈述的，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军队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这样在对方的推动下，我们实为无可奈何，当然这并不意味是导致武力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我们有一种疑虑，在对方冲击着我们的弱点时产生的恐惧感。”可见，在石原看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恐惧和害怕，反映了日本这个“海洋性”国家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也是对自己国家狭小、资源匮乏的无奈。
五、总结
通过本文的探讨，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一方面与日本的国情及现代化过程中极端的指导思想有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走向有关。这一系列的因素不仅使日本在发展过程中罔顾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并终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给亚洲、特别是东亚邻国造成巨大的创伤，同时也终使日本遭受几近灭国的打击。
战争威胁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人类对繁盛的愿景和对利益的贪婪是这种疾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而“只有那些不抱有过分的奢望，而忠实于自己本分的人，才能得到上天授予的幸运。”
【注 释】
[1] 张淑香�q关于九一八事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J]�q大连近代史研究，2011.
[2] 中村隆英�q日本经济史6双重结构[M]�q上海：三联书店，1997.334.
[3]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1.
[4] 稻叶正夫�q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卷[M]�q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86.
[5] 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J].近代史研究，1983.
[6] 古屋奎二�q蒋总统秘录（第7册）[M]�q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6.196.
[7] 角田顺�q石原莞尔资料（增补版）国防论策篇[M]�q东京：原书房，1994.77.
【作者简介】
柯 扬，男，陕西汉中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专门史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