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论语》的第一句话
2012-08-06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邵纯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010
《论语》开篇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不可望文生义或浅尝辄止。为了深究这句话的含义，我查阅了手头5本有白话注释的《论语》，其中2006年1月哈尔滨出版社发行的彩图版《论语》中对这句话的注释是“学习了而时常温习，不也高兴吗？”其他版本的《论语》对这句话的注释也基本如此。我感到，这样注释孔老夫子的千古名言，至少是过于简易化了。
列宁说过，凡事要“思索到底”。马马虎虎地混日子，与在重大问题上思索到底，这两者的生存方式有着云泥之别。按照“思索到底”这个要求，对于《论语》开篇的第一句话应如何理解，自然会产生一连串的疑问。首先，必须弄清楚孔夫子要人们学些什么？细细思之，那个时代的人进行“学”与“习”是困难重重的，与现代社会的学习大大不同。
头一条，那时可读的书很少。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因此，凡纪元前479年之后的一切书籍或学问都不在孔子所说的学习之列，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时代可学的内容只有“六艺”，蔡元培先生说：“孔子教子弟通理、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361页。蔡元培说的“理”，
应为“礼”。他为什么把“礼”写成“理”？这是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只能存疑）
李行健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845页，对“六艺”作了最通俗的说明：“六艺是西周学校教育的六个科目。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 字）、数（计 算）。”把“六艺”演变成“六经”，即“诗、书、礼、乐、易经、春秋”，是汉朝的事，与孔子无关。
第二，孔子所处的时代私人讲学是有的。那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不果腹，衣难遮体，世世代代过着自给不足的、非常贫困的日子，哪有办学校和百姓就学的物质条件？那时受到良好的教育，大概只有少数贵族才能做到。惟其如此，孔子才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这个主张极好，但直到如今也没有完全做到，可见当初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只是一种理想，一个奋斗的目标而已。
第三，那时没有现代汉字中的楷体、行书，连隶书也还没有诞生，而是使用弯弯曲曲的篆字。这种字难写、难认、难记。而且在秦代以前的文字没有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习。
第四，孔子时代还没有发明造纸，这是个大难题。当时凡形诸文字的载体，除富有的君主、诸侯可用帛写字外，一般人只能用竹简或木简作为书写的载体。因此当时的一部书，其体积和重量是极其厚重和庞大的。以《论语》为例，假定一条竹简能写20个字的话，需要 800条竹简或木简才能把《论语》全书写出
来。假定4条竹简重1斤，一部《论语》则重200斤。保存一部书所占的空间之大，成本之高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民间不可能有藏书家，一般家庭或个人恐怕一部书都没有。古人所谓学富五车，其实一车载不了几部书。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孔子只能“述而不作”。而《论语》正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大量言论，由后人追记、整理而成书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断定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指单纯地读书以增长知识，他所说的“学”，主要是教育弟子们学会怎样做人，其中包括人们内心世界的种种修养，以及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
孔子认为应该怎样做人？他的理想、信念、追求，集中地体现在《论语》中。对《论语》的内容要具体分析，其中精华多于糟粕。他老人家说的话，有许多格言式的警句，其中有些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人做到的话，那就天下太平了；又比如孔子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如果当代的官员们都能有此思想境界的1/10，那威胁政权存亡的腐败问题就不会产生了，这是何等令人梦寐以求啊！再比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敲起了不可忘记历史教训的晨钟暮鼓…… 但是，在《论语》中也有些错话，有糟粕，其坏的影响至今残存于世。依我之见，孔子说过两句最不该说的错话：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靠愚民强求稳定的统治之术。在
中国，上有愚民之策，下有愚君之术；你有关门法，我有跳墙计，上下互愚，人人都戴着假面具，结果造成全民族的大不幸，十年“文革”即如此这般。二是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小人固然可鄙、可憎、可恶，但叫一切女性为小人陪绑，是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冤假错案。歧视妇女，全然大错。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爱是母爱，只有女性才能完成这种非功利的、只讲奉献的爱。父爱则次之，包括孔子本人。我以为，上述两句错话不可学而时习之，且应批评和摒弃。
孔子的价值，在于《论语》中的那些精华。他关于人的自律和为人处世的言说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教育其弟子怎样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君子。学什么和做什么，在《论语》中有许多答案，集中到一点，就是理解和践行“仁”的观念。在孔子看来没有比“仁”更重要、更高尚的东西了，所以他认为最好的人是“仁人志士”，为了达到“仁”的境界，可“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连生命都可舍弃，终极的目标是求“仁”。据匡亚明先生统计，在《尚书》中只有一个“仁”字，诗三百篇中，只有两个“仁”字，而在《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是全书重复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孔子评传》第181—182页）。从一定意义上讲，儒学也可称之为“仁学”。
“仁”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克己复礼为仁”。从这些极简略的话语中，可以隐约地看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崇尚道德的含义。但是，我们对
“仁”的理解如果止于此，就有不求甚解之嫌。仁的内涵是大有文章的。仁，可看作是儒学的主干，这个主干又生出了满树的枝叶。那些枝叶最多的形态就是“礼”。在《论语》中，“礼”这个概念出现了 75次之多。匡亚明先生指出：“仁是内容，礼为形式。”因此也可以说“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核心、基础、根本。 为了展开对“仁”的论证，无数学者著书立说。比如梁启超著有《孔子的人格》一文，蔡元培著有《孔子的精神生活》一文。梁启超把孔子的人格概括为“知、仁、勇”，蔡元培把孔子的精神生活概括为“智、仁、勇”。两者的意思是很相近的。梁启超说：“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叫做君子。”再进一步深究，仁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梁启超一语胜千言：“仁从二人，两个人才表示出仁的意思。”梁启超说到点子上了——这个仁字是由“二人”组成的。所谓二人自然也包括两个以上的人，家庭、集体、社会等观念从“仁”字中呼之欲出了。显然，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存在，那就无所谓道德，也不需要什么法治了。一旦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就有了社会关系。为了处理好社会关系，就必须讲道德伦理，就必须依靠法律法治。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在两千五百年前，用了一个“仁”字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奥秘，并提出了一系列使种种社会关系和谐的思想和行为规范。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学而时习之”中的“学”，不是专指读书长知识，而首先是学会怎样做高尚的人——向内，是
不断增进修养；向外，是正确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亦悦乎！至于“时习之”中的“习”，并不是读书后经常“温习”的意思，而是学会怎样做人后要不断地付诸实习、实践，要避免光说不练的空谈。如果我注《论语》，对“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简要注释是，“学会怎样做人，并不断地付诸实践，那是多么愉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