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乡调查精神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 1931年后，毛泽东由于受到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的排挤而到革命的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当时党内就如何处理战争和经济建设存在两种错误观点。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到才溪乡对乡苏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写出了《才溪乡调查》，用事实证明了战争和经济建设可以同时进行的正确性，澄清了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研究精神，为现阶段实现我党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才溪乡； 调查研究； 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81-03 　　一、才溪乡调查的历史背景 　　1930年9月24-28日，在上海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是，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新的“左”倾冒险主义重新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9月中旬，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总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此后，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开展了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批判。 　　1932年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提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的建议。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解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主张全面推行“进攻路线”，同时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并在多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 　　二、才溪乡调查精神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在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挤压下离开前线，回到根据地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成果就无法保持。因此，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在反国民党的“会剿”时坚持把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策略。每到一地他率领红军总是积极地动员地方民众查田分土地，发展地方红色政权组织。1933年毛泽东在回到苏维埃政府主持工作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群众参军的积极性，巩固根据地，同时给红军提供坚强的物质后盾，因此，他非常注重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尤为关注。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党内有些同志偏离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有些人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完了，哪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还有些人则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1]119-123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对上述两种片面的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根据战争的需要，同苏维埃副主席项英颁布了多项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法令政策，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查田运动，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1933年2月25日，临时中央政府为冲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发布了群众书，号召苏区的工人劳苦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大举进攻。同时应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大家应该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交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地实行买卖，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从1933年3月4日始，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布《关于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关于在各级增设国民经济部的训令》、《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的布告》等一系列法令政策。毛泽东认为，“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战争动员，这对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2]400 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势力的极重要条件。过去苏区对于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张闻天也认为：“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合作社工作的开展，对于团结千百万劳苦群众于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有最大作用”。[3]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且也是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报告再次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 　　对于中央临时政府颁布的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从事革命工作以来一直坚持采用的方法。毛泽东曾经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要完全靠它的政党——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决定。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115毛泽东曾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吃饭。正是从对兴国县的调查中毛泽东对中农问题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1930年10月毛泽东把对兴国的调查材料整理写成了《兴国调查》，他在后记中着重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非常之必需”。[2]322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为此，毛泽东告诉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调查要定调查提纲、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对兴国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这样的方法：首先提出若干个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人一起讨论，把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同意，大家同意了就把结论定下来。 　　对于查田，红色区域内有些地方推行“左”的土地政策。1933年2月上旬，毛泽东回到瑞金后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不久收到瑞金县云集区主席反映土地分配存在问题的信，随即约他详谈，并亲自到云集区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毛泽东派临时中央土地部的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土地分配情况。3月，毛泽东指导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毛泽东在听取了王观澜的多次汇报后说：广泛深入土地发动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在王观澜取得叶坪查田试点的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及时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继续摸索经验。 　　1933年5月17日，毛泽东率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代表团前往瑞金县武阳区，出席在武阳区举行的赠旗大会，以这个典型推广夏耕运动。途径石水乡，听取乡苏干部的汇报，视察生产劳动。晚上召开乡苏干部座谈会，了解土地、劳动、优抚红军家属、耕田追肥等情况，还着重调查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情形。18日到达武阳区苏维埃驻地。当日晚上，同干部座谈，了解他们动员群众搞好春耕生产的经验，鼓励他们继续搞好夏产。 　　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11月下旬，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个调查全面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这个报告以事实证明了只有经济建设配合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 　　三、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历史地位及其现实意义 　　《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身体力行的深入基层而得出的第一手资料，它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报告为中央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为大会做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1]130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是建立在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的，并把这些正确的做法上升为政府的决策方针，这也是对才溪乡调查的充分肯定。这篇调查报告对处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党的建设指明了出路，最重要的是澄清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也再次以铁的事实说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性。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调查研究，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榜样。4月10日，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文章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工作方法的论述。例如：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不应该只忙于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地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代表会议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这篇文章成为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做好工作的一个行动指南，对当时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纪念这次调查报告就是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就是为了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号召全党大力开展为民清廉务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牢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心间。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要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立足于国情，制定出正确的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作为执政党就必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12年12月4日，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为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的重要决策，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开创的优良作风的充分重视。 　　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群众，远离了基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参加并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周本顺代表省委常委班子作对照检查时指出他们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事情注重表面形象，追求短期效应，搞形式主义；决策有时脱离实际，存在官僚主义问题，一些重大项目、重大部署缺乏深入调研论证；基层观念比较薄弱，一些工作要求脱离基层实际，深入基层解决困难不够；‘两个务必’思想树得不牢，艰苦创业的劲头不足，特权思想、奢侈浪费现象滋长，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整治不力”。[4] 而上述这些问题恰巧是与毛泽东所提倡的注重调查、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精神相左的，是毛泽东警告过全党，所批评与反对过的。对这些存在的问题，难怪有的同志说，经过正反照镜子、前后正衣冠、请人搓搓背、上下把把脉、里外透视加CT，心里感到既紧张又惭愧，甚至从脊梁中冒出了阵阵冷汗。 　　革命年代，我们党进行的是人民的战争，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同样也离不开人民，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个政党要是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会走向失败。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实现我党制定的两个百年宏伟目标，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要想成功，就必须注重调查，调查才能求真，求真才能不断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积极响应，我们的事业才会前进。全党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注重调查，尊重调查的优良风气。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领导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获得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政策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才能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我们的党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才能积极引导人民把精力用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最终把我们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曾经说过：“那种以为党是超越了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党员有各种自私自利的特权的观点，对于党的领导是极端有害的，这种观点，只能造成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不信任”。[5] 　　在新的时期、新的起点上，全党、全国人民为顺利完成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务必牢牢把握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注重调查，走向基层，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1893-1949）[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张闻天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44. 　　[4]李斌，张涛，齐雷杰.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纪实 　　[EB/OL].（2013-09-27）[2013-10-21].新华网，http：//news.xinhua 　　net.com/zgjx/2013-09/27/c_132755068.htm 　　[5]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M].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2000：203.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