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惠民马涛崔永
经济学家 2014年06期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4)04—0061—11
在财政主导体制下，由于货币当局处于从属地位，货币已经成为财政政策的中介变量，通货膨胀实质则成为财政主导的货币现象，或者直接称为财政现象。因为政府往往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在财政预算平衡的情况下，快速的货币增长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恶性的通货膨胀几乎总是一种财政现象，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都将财政因素视为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从历史上来看，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后，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基本上完全治理和平息了解放之前所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自1952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大统一”的银行管理体制，虽然1962年之前人民银行名义上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后才改为与财政当局位列同等地位，但事实上，在1978年之前的这段时期里，国家建设资金大多通过财政进行集聚和分配，计划和财政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人民银行一直是作为财政部门“出纳机构”而存在。在1969年至1978年这十年期间人民银行甚至被直接并入财政部，成为财政部的“内设出纳部门”，因此，该期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近似看作是“会计与出纳”的关系。
事实上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当时的决策者按照“四平”思想进行宏观调控，要求财政收支自我实现平衡，物价指数基本上稳定在100左右的水平上。财政收支追求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遏制了财政向央行透支或借款的动机和行为，从而保持了计划经济时代物价的基本稳定，通货膨胀销声匿迹。1984年1月中央银行体制正式建立，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并分开办公，但是人民银行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会计与出纳”关系并没有得到完全割裂，财政部门依然可以因为财政赤字而随时向人民银行透支或借款，而且这种透支或借款行为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反而不再受到财政收支平衡的严格约束。虽然1986年出台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但实际上，受到连续多年财政硬赤字的影响，财政部门向人民银行透支或借款的动机一再得到强化。截至1994年年底，财政部向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的总额约为1687.7亿元(占当时人民银行总资产的9.6%)，而1978年至1994年期间财政赤字的累积余额约为2223.5亿元，这意味着76%的财政赤字是通过直接向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的方式来弥补的。此外，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也有相当一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负担的项目上，比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国有企业和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等，这种央行职能对财政职能的替代也间接地弥补了财政赤字。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很容易导致货币发行的财政化，从而很大程度上引起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高通胀。
199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通过彻底断裂了财政向人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渠道，不过，排除掉财政向中央银行直接透支和借款这一渠道，财政仍可以通过四个渠道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一是人民银行上缴财政的中央银行利润；二是人民银行所购买的国债；三是人民银行承担了部分财政职能，使得财政应当承担的资金支出由人民银行来承担；四是财政主导货币政策的制定，财政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短缺，进而迫使央行为了维护流动性和物价水平的稳定，通过用生息资产替换非生息资产，由此所带来的铸币税①上缴中央财政，也最终被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如果这四个渠道尤其是最后两个渠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财政与央行之间的关系不能说已经被理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必然会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直到2003年10月28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才将历史形成的财政向人民银行的借款和透支款项统一转换为标准可交易国债，最终理顺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之间资金往来关系，同时也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我们应当看到，虽然财政向人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的渠道被封堵，但是财政通过间接的方式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的规模和增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2013年11月12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进一步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防止通货膨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二、文献回顾
传统的价格水平决定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价格水平作为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由货币发行量来决定的，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具有决定性影响。以休谟、李嘉图、费雪、庇古和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点。由于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存在，政府通过税收和国债融资对消费的影响是等价的，均不会对物价产生任何影响(Barro，1974)[1]②，只有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时，财政赤字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Barro，1976)。[2]Sargent and Wallace(1981)[3]随后的研究发现，在给定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独立地选择税收、借债或者征收铸币税等方式来满足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如果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货币当局将不得不被动地发行货币来满足政府的预算约束，进而决定价格水平的高低。这意味着，即使经济中完全满足货币主义的条件，价格水平仍要取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性归属问题。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FTPL)则认为，传统的价格水平决定理论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并不能够唯一地决定均衡价格水平，只有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作为额外均衡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唯一地确定均衡价格水平(Walsh，2003)。[4]价格水平是由财政当局决定的，财政当局在决定自己的支出、收入和负债序列时，就已经确定一个均衡的价格水平。此时，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不是间接地通过改变货币存量来影响通货膨胀，于是，通货膨胀直接表现为一种财政现象。如果政府发行的未清偿名义债券的实际值等于未来政府盈余流的贴现值，则现期的价格水平应该等于经济中未清偿的名义债券量与未来盈余流贴现总额的比值，因此，在给定未来政府盈余序列的情况下，财政当局在决定名义债券发行规模时，就相应地决定了下一期的价格水平(Leeper，1991)。[5]而且，即便是在完全没有货币的经济中，短期债券自然就充当了货币的角色，这时债券作为前定变量，价格水平必须使得政府债务的实际值等于未来政府盈余的贴现值，从而在给定当前政府债券和未来政府盈余序列的情况下，也可以唯一地决定均衡价格水平(Woodford，1995；[6]Cochrane，2000[7]；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8])。③另外，还有学者从资产选择的角度(Gordon and Leeper，2005)[9]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价格水平决定的角度(Sims，1994)[10]论证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
不同的价格水平决定理论意味着政府针对自身财政赤字状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府融资策略和制度安排，继而形成所谓的李嘉图制度与非李嘉图制度。在Sargent and Wallace(1981)[11]的李嘉图制度(Ricardian Regime)下，财政当局关于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和生息债务等的一系列决策集合构成了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是为了确保跨期政府预算约束始终处于平衡状态，而货币当局可以自由地确定名义货币存量和名义利率，货币政策将改变政府的负债总额。这是一种货币主导性制度，财政政策具有被动性，而货币政策具有主动性，此时的通货膨胀将直接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在这里，我们重点考察非李嘉图制度下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问题。
在Aiyagari and Gertler(1985)[12]所谓的非李嘉图制度(Non-Ricardian Regime)下，财政当局在进行收支等决策时无需顾及跨期政府预算约束的要求，如果未来税收的折现值不足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就可以通过铸币税调整以使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得到满足。这是一种财政主导型制度，财政政策具有主动性，而货币政策具有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除了决定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和生息债务等的轨迹之外，还决定基础货币的轨迹，而货币政策只能够决定政府的生息债务(国债)和非生息债务(基础货币)之间的分割，并不能够影响政府负债的总额，此时的通货膨胀将间接地表现为一种财政现象，即财政主导的货币现象。
而在Sims(1994)[13]所谓的非李嘉图制度(Non-Ricardian Regime)下，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已经不是一个对于任何价格水平下都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而是一个均衡条件。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部门通过国债或者铸币税等方式取得收入的举债能力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政府预算约束等式并不会对政府的支出决策或者税收决策产生真正的制约。财政政策在做税收、支出和负债决策时就已经决定了未来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将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此时，通货膨胀将直接表现为一种财政现象。按照当前学术界的通常说法，凡是涉及税收、铸币税等的调整以确保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得到满足的制度，即将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看作为约束条件的制度都是李嘉图制度，而将其视为均衡条件的制度才为非李嘉图制度(Sims,1994; Woodford,1995)。据此来看，上述所说的前两种制度即Sargent and Wallace(1981)所谓的李嘉图制度(下文称之为李嘉图制度Ⅰ)和Aiyagari and Gertler(1985)所谓的非李嘉图制度(下文称之为李嘉图制度Ⅱ)都可以看作是李嘉图制度，而只有Sims(1994)所谓的非李嘉图制度才可以看作是非李嘉图制度(下文所称非李嘉图制度皆指此类制度)。
将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不再视作为约束条件而将其视作为均衡条件的非李嘉图制度，对区分价格水平决定是由财政主导还是由货币主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的争论只能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实证检验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简单回归法，即通过财政赤字与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简单回归来论证财政因素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Joines，1985[14]；Grier and Neiman，1987[15])。二是向量自回归方法(VAR)，Canzoneri，Cumby and Diba(2001)[16]和Bohn(1998)[17]考察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情况，发现政府债务的上升会导致初级盈余的增加，因而，跨期预算平衡是成立的，财政当局所采取的是李嘉图制度类型的政策。三是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VECM)，如果政府未来会有足够大的初级盈余，那么即便像中国或美国等国家目前这样存在长时间的初级赤字，最终也可能满足跨期预算平衡，而当初级赤字与政府债务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时，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自然能够取得平衡。
一般来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财政状况通常更加容易影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当一个国家财政税源不足、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缺乏信心或者国债规模居高不下，政府只能借助于发行货币(即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时候，除非公众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否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使得实际铸币税减少，政府为了不使实际铸币税减少，就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发行，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余永定，1999)。财政支配假说(fiscal dominate hypothesis)则更加清楚地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状况通常会支配货币政策决策，并决定性地削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所以，财政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中一般发挥重要作用(Maxwell，1998)，这一规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表现亦是毫不例外，有时候甚至表现得非常典型。
对于一个债务负担率过高、税收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需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政府通过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间接向中央银行出售国债等方式来弥补显性的财政赤字，或者政府通过金融功能对财政功能的替代的方式，来弥补隐性的财政赤字，此时必然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吴汉洪和崔永，2006)。国内的一些学者无论是通过简单回归法(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还是VAR方法(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2003；洪源和罗宏斌，2007)都得出了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无疑说明了财政因素在我国的通货膨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也为我们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提供支持。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只能一定程度上证实我国的政府融资制度可能是李嘉图制度Ⅱ，而不是李嘉图制度Ⅰ，并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的政府融资制度是非李嘉图制度。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实践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三、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研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政府预算约束等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等式而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结合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实践，来分析我国的政府预算约束等式，并在我国政府预算约束等式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一)单期政府预算约束
根据当前我国财政当局的财政收支表，可知财政当局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根据等式(1)，我们得出衡量铸币税的第一种方法，铸币税用来自中央银行的任何直接收入来衡量。但是根据这一定义，即使在高能货币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生息债务在私人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转换也会影响政府的铸币税收入，并不代表财政当局收支状况的真实变化，因而不是铸币税的最恰当度量方式(Walsh，2003)。
同样，我们根据我国货币当局，即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建立一个预算约束恒等式，其形式为：
将财政当局预算约束和货币当局预算约束结合起来就构成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政府部门预算约束的形式为：
根据政府预算约束(3)式，我们可以得到铸币税的第二种衡量方法，即：
按照第二种铸币税的度量方法，铸币税等于在给定政府生息债务的条件下通过货币创造所能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在其它税收收入和私人部门持有的政府生息债务总额给定的情况下，铸币税所能支付的政府支出总额。将(3)和(4)式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私人部门的生息债务支付等政府总支出只能通过下述三种渠道来筹资：一是税收收入；二是向私人部门借债，包括内债和外债；三是铸币税收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通过我国政府预算约束等式所得出的铸币税的第二种衡量方法与教科书理论和一般学术论文中的定义有所不同，下文推导过程中的铸币税都是用此处定义的方法衡量的。
(二)跨期政府预算约束
如果不考虑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的影响，结合(3)式和(4)式，并在等式两边同时除以价格水平，整理之后，单期政府预算约束等式可以写成实际变量的形式④：
如果(6)式中的最后一项等于零，政府的支出和税收计划就满足跨期预算约束平衡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6)式右边是当期和未来所有税收和铸币税的折现值，左边等于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所有开支的折现值加上当期债务本息总额，两者相等。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值来表示，政府应当筹集足够的收入来偿还现存债务并支付计划开支。
若定义初级赤字为，那么，跨期预算约束等式(6)表明：
因此，如果政府现在有债务，未来政府初级盈余的现值必须为正，以弥补当前的财政赤字，政府可以通过支出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准备税的调整来实现未来初级盈余。对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7)式，在李嘉图制度(包括李嘉图制度Ⅰ和李嘉图制度Ⅱ)下，该式是政府融资行为的约束条件；而在非李嘉图制度下，该式则是一个决定价格水平的均衡条件。
(三)李嘉图制度下的价格水平决定
上述(8)式意味着如果初级财政盈余的现值减少，铸币税的现值必须增加才能保证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等式成立。在李嘉图制度Ⅰ下，货币当局可以决定通货膨胀和铸币税，此时财政当局将会调整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和内债外债等生息债务的一系列决策以保持政府预算约束的成立；在李嘉图制度Ⅱ下，财政当局不仅调整政府支出、政府税收和内债外债等生息债务的一系列决策，还调整铸币税的一系列决策以保证政府预算约束等式的成立，如果财政当局不调整其自身的支出和税收政策行为，货币当局终将被迫制造出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等式被理解为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债务的担保方式(即政府债务最终是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还是铸币税收入来偿还)对于价格水平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⑤令政府用税收担保偿还生息债务的比例为，其中0≤≤1，同时，假定经济人每期均匀地获得收入并支付一次性税收，同时获得的政府转移支付，经济人将这些资源分配在消费、实际货币持有和实际债券购买上。则消费者的资金总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在不影响本文的相关问题分析和正常论述的情况下，节约篇幅起见，我们沿用Walsh(2003)的推导，可以得到稳态均衡价格水平P[ss]为：
由公式(10)可见，均衡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取决于，大小的不同意味着不同的政府融资体制。在李嘉图制度Ⅰ下，=1，凡是涉及债务的成分都被消去，只有货币存量起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债务全部由未来税收偿还，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债务存量对价格水平没有影响；在李嘉图制度Ⅱ下，0＜＜1，名义货币供给和名义债务总量对价格水平都有决定性影响。
(四)非李嘉图制度下的价格水平决定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认为，政府跨期约束等式是一个均衡条件，这个均衡条件才唯一地决定均衡价格水平。所以，根据(6)式，可以直接求出均衡的价格水平，即：
各个国家的价格水平具体是由(10)式还是由(11)式来决定，即某一国家具体的政府融资体制是李嘉图还是非李嘉图制度，需要通过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来验证。如果计量结果显示，财政赤字的增长将会导致政府债务的长期稳定增长，而且政府债务的增长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长期稳定增长，则该国的政府融资体制为非李嘉图制度，反之，则为李嘉图制度。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上文已经指出，现有的实证文献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传统的简单回归法、VAR方法和VECM方法等三种方法。一般来讲，使用传统的简单回归法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方法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往往忽视了政府跨期预算平衡所蕴含的关于赤字、债务和铸币税之间长期行为的有关信息(Walsh，2003)，从而难以准确区分李嘉图制度与非李嘉图制度。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初级赤字与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与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协整关系限制了政府支出、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路径，因此采用VECM模型是相对比较恰当的选择。本部分所采取的计量方法是在政府债务总额(采用财政当局的负债内外债总额与货币当局的基础货币等负债总额之和)与初级赤字(采用税收收入减去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政府支出的余额，其中包含债息支出)之间建立VECM模型。
(一)数据来源
财政当局的政府债务收入、税收收入、政府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数据来自于《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0》和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货币当局的基础货币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再贷款余额、国外净资产余额等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金融统计：1949-2012年》等资料，1983年和1984年以前的税收数据则来源于CEIC数据库。具体的历年政府负债总额、铸币税收入、政府初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数据为作者根据这些原始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到。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本文计量所需要的1952年至2012年期间的数据，具体数据描述见图1到图4。⑥
图1 我国的政府债务和政府负债数据
图2 我国的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数据
图3 我国结构赤字与政府负债的散点图
图4 我国结构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散点图
图1给出的GDEB序列表示政府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占名义GDP的比重；GLIAB序列表示政府债务与铸币税的总和占名义GDP的比重。图2给出的GDEF序列表示政府初级赤字占名义GDP的比重，CPI表示消费物价指数。图3则给出了GLIAB序列与结构赤字序列之间的散点图，通过散点图，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政府结构赤字的增加会导致政府负债的积累。图4进一步给出了结构赤字占GDP的比重序列和消费品价格指数序列之间的散点图，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设定
对结构赤字占GDP的比重序列和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表明，两者均为一阶单整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要求，而协整检验结果(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根统计量)表明两者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建立VECM模型。VECM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选取，然后再通过LR检验取舍，最终确定的滞后阶数为3期。因此，我们设定了滞后阶数为3期的VECM模型。节约篇幅起见，具体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LR检验过程省略。
(三)估计结果
VECM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图5和图6给出了我们需要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由图5可知，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对政府结构赤字占GDP比重的信息冲击滞后3期之后开始具有较强的正向反应，并且在10期之后基本上稳定下来。由图6可知，政府结构赤字占GDP比重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信息变动滞后3期之后也具有较强的正向反应，并且在滞后10期之后基本上稳定下来。计量结果表明，政府结构性赤字的增长将会导致政府债务的长期稳定增长，而政府债务的增长也会导致政府结构赤字的长期稳定增长。
图5 政府债务对结构赤字的脉冲响应
图6 结构赤字对政府债务的脉冲响应
上述计量结果意味着，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政府财政盈余的增加并不能够完全弥补政府债务的增长，物价水平必然要存在上涨要求以降低政府债务的实际余额，直到居民部门的净财富等于政府的未来初级盈余。这意味着在过去的50多年期间，我国的政府融资体制为非李嘉图制度，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制度。另外，虽然由于受到价格管制等因素的影响，结构赤字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较为微弱，但运用结构性赤字与通货膨胀率数据所建立VECM模型的计量结果同样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而且互为正向的脉冲响应关系，这一定程度也印证了财政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主导作用。
根据本文引言部分的分析，我国政府融资体制的这种财政主导型制度或者非李嘉图制度的特征，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很容易理解，因为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与央行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会计与出纳”的关系；在1978年至1994年期间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在该期间，财政可以不受到任何约束地随意向中央银行透支或者借款，很大一部分财政赤字是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的；在1994年之后，应当看到，这种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借款行为都演变为一种间接的方式甚至变相直接的方式，这种间接的或者隐性的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或借款同样也没有受到任何严格的约束，财政部门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货币政策则几乎完全处于从属地位，非李嘉图制度的特征同样可以很容易理解。
五、主要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的政府融资体制安排具有显著的非李嘉图制度模式的特征，这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财政现象。这一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明显，虽然我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财政收入也显著增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社保、教育、医疗、科技、“三农”、环保等财政大量欠账所造成的隐性财政赤字比较严重，在财政依然“大包大揽”的情况下该赤字将长期持续并逐渐恶化。尽管财政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偿债率等指标当前仍然表面上都处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这一片繁华的背后，财政短绌和财政赤字所隐含的潜在通胀风险可能正在不断积聚，或在我们未所知觉甚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蓄积爆发。
还应当看到，随着制度创新、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等能够促进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的逐步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在未来5到10年之内出现较大幅度的降低，长期财政赤字所面临的弥补压力可能会骤然增加，潜在通胀风险很有可能进一步暴露出来。因此，应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和货币体制改革，告别非李嘉图制度模式，完善政府融资体制，进一步厘清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这也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应有之意。
第一，宜加快税制体系设计，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在经济发展好和税收增长快的时机尽可能积累财政盈余，以弥补隐性负债和应对不测之需。尤其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促进营改增以及增值税转型，加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强化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有效增进政府税收收入。同时要缩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精简机构以减少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在基础设施领域适度引入民间资本以大力压缩政府直接投资与投资补贴等投资性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支出，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集中有限财力，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
第二，应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安排，强化预算监督。要尽量避免任何形式的财政向央行透支或借款行为，鉴于政府预算会对整体宏观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影响，财政预算应当由全国人大来编制，财政当局应只负责具体的预算执行，避免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目标不相容以及政策难于协调所可能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在当前通货膨胀潜在压力相对较大的情况下，财政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并大幅度削减国债和外债规模，尽可能地通过自身税收结构和支出规模的调整来实现预算平衡，并尽量避免出现以各种间接方式向中央银行的融资行为。
第三，须强化央行亲市场的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执行力。人民银行对于保持物价稳定工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定期向全国人大汇报货币政策操作情况，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并建立严格制度避免中央银行因为受到财政的支配而无法实现物价稳定目标。同时，对于中央银行因历史上承担财政职能所形成的资产损失，财政要及时予以弥补，以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和货币政策执行能力。
第四，要完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任命“谨慎中央银行家”。因为中央银行可能会受到多重目标的影响，导致其行为“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出现，甚至会引发其自身主动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除了采取任命“谨慎中央银行家”等措施之外，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某种符合我国实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遏制中央银行自身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比如：强化中央银行家与全国人大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惩罚机制，央行行长的任免应只与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情况挂钩，而与就业、增长等因素脱钩；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加强与社会公众沟通，影响通货膨胀的重大决策要尽可能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等。
①铸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这个财富增加方，通常是指政府。财富增加的方法，经常是增发货币，当然也有其它方法。
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当中并不成立，由于人们的预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当政府部门采用发行国债来代替增加税收为自己融资的时候，持有公债的消费者会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了，消费支出就会增加，从而通过净财富效应促使物价的上涨(Patinkin，1965)。
③当然，学术界对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批判也是存在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FTPL存在价格水平的超定(over-determinacy)问题，FTPL理论所得到的均衡价格序列是一个泡沫解，具体文献可参见Buiter(1999，2002)、McCallum(2001)、陈利平(2005)和McCallum and Nelson(2006)等文献。
④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大写字母所代表的均为经济变量的名义值，而对应的小写字母则均对应地表示该经济变量的实际值。
⑤具体的论述可参见Aiyagari and Gertler(1985)的论述和Walsh(2003)的介绍，本文虽然考虑了转移支付问题，但并不影响推导过程。
⑥考虑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包括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两个部分，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财政赤字的缩小反而可能意味着结构性赤字的扩大。鉴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经济波动程度比较大，因此，本文计量所用的财政赤字数据为结构性赤字数据，该数据来源于作者运用HP滤波方法得出。
作者介绍：崔惠民，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马涛，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北京 100824；崔永，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北京 1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