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发展简史的梳理，归纳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视听特点，认为民族志纪录片的不足是偏重纪实性和文献性，忽视了观赏性。作者建议民族志纪录片应该重视影视传播特点，在拍摄上要多机位成组拍摄；在现场要注意捕捉细节；拍摄一些必要的空镜头；在编辑上要注意不同蒙太奇的运用；精细设计解说词；讲究配乐。通过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的改进，从而走向中国志民族志纪录片的艺术化之路。
关键词：民族志纪录片；视听特点；艺术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1895年，一位法国人在非洲的塞内加尔拍摄了一部原始部落的女人制作陶器的影片，宣告了影视人类学的诞生，这个原始部落叫沃洛夫部落，这位法国人叫雷格纳特，后人尊称他为“影视人类学之父”。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以影像和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从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判断，影视人类学的主要拍摄对象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落，这种影片因此被称为民族志纪录片（Ethnologic Documentary）或者人类学电影（Anthropology Film）。
一、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发展简史
（一）早期实践（1920年-1950年）
1926年11月，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北京着手组织科学考察团，准备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踏上征程，考察团共24人，其中有10名中国人。这次考察历经6年，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同时在沿途考察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电影胶片，其中就包括含有人类学内容的风土人情片，这次中外合作的活动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的萌芽。
1933年5月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苗族、瑶族等地区考察时携带摄影机并拍摄了一部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这是我国人类学者首次将影像手段应用于田野调查，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滥觞之作。凌纯声还指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现。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其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
1930年代中后期，凌纯声、勇士衡在云南进行边疆民族调查以及杨成志、伍锐麟带领的中山、岭南大学赴海南岛黎族、苗族地区考察队亦拍摄了部分影片资料，广州三星电影社的邝光林也参与了后者的调查活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一部民族题材的大型纪录片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民族万岁》（1939年，导演郑君里），影片以相当丰富的素材展现了蒙、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以多种方式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他们各自的民族风俗人情。
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到40年代后期被迫中断，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国力空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所以拍摄民族志纪录片仅仅是个别人类学家零星的行为，从而使民族志纪录片拍摄没有得到持续发展和运用，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二）兴起（1950-198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查。1957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成立了三个摄制组，分别赴海南黎族、西盟佤族、凉山彝族三个民族地区拍摄，1958年，《佤族》、《黎族》、《凉山彝族》完成拍摄，新中国第一批人类学纪录片诞生，这次大规模的拍摄活动一直持续到1977年左右，陆续拍摄完成了《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独龙族》、《景颇族》、《苦聪人》、《僜人》等22部片子，其中，按内容和性质此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的综合性纪录影片。这类影片有《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苦聪人》、《佤族》、《黎族》、《凉山彝族》等15部。二是以《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为代表的关于家庭和婚姻的影片。《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记录了当地男不娶、女不嫁的婚姻风俗和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社会风貌。三是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影片，这类纪录片有《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苗族的舞蹈》、《苗族的工艺美术》等。
这一阶段的影片拍摄，是在人类学界和影视界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先由民族研究人员首先撰写出拍摄提纲或脚本，再由电影厂的编导写出分镜头本，双方共同组成摄制组进行拍摄，并且在拍摄中提出了纪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性的要求。由于有学者参与，这些影片基本能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想，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显得弥足珍贵。
（三）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也进入了辉煌的发展时期，有三股力量承担了民族志纪录片的主要拍摄任务。
1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于1979年成立电影组，后改建为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改变当年委托拍片方式，集研究与摄制于一体，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黎族系列、苗族系列、畲族系列、哈萨克族系列、白族系列、藏族系列、蒙古族系列等50余部影片；中央民族大学电教中心于1985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先后拍摄了《柯尔克孜族》、《中国塔吉克族》、《古羌子孙》、《白裤瑶》等40部片子，8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拍摄了《端午节》、《水漫三峡》、《神女峰下土家人》、《虎日》等片子；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刘夏蓓拍摄了《女寺断章》、《重回隆务寺》、《高僧之梦》；北京服装学院杨源拍摄了《赫哲族的鱼皮衣》、《塔吉克》；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兰州大学也纷纷成立了拍摄机构，拍摄制作了一大批民族志纪录片。
2 音像公司
广州东宇影视有限公司和福建东宇影视有限公司拍摄了《拉祜族的宗教信仰》、《普吉和他的情人们》等80多部片子；云南广告影视艺术公司也先后拍摄了《中国苗族》、《中国瑶族》系列片；中国民族音像出版社也摄制了相当数量的民族题材的片子。 第三、拍摄一些和片子主要内容相关联的事情，它们能帮助丰富片子结构，立体、全面地介绍事物。人类学家大多关注于某个事物的本身，比如拍摄割礼仪式，他们只会细致地纪录这个过程，而不去关心这个被施割礼手术小孩的心情，小孩是害怕还是兴奋？他的父母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把这些都展现出来，观众就会对这个仪式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小孩在割礼前的表现，比如前一天晚上是否会失眠？怎么去准备接受割礼？父母是否会安慰他？这些内容参与结构片子，将会大大提高片子的故事性和悬念。
第四、多拍摄一些与片子主要内容看似无关的内容，也许这些素材能为你结构片子带来灵感。在拍摄《龙脊》时，编导陈晓卿无意中拍到了男主人公潘能高母亲唱民谣的情节，刚好这首民谣是描述每个月份的事情的，比如“四月里来四月中，哥去插田妹扯秧，左手拿秧右手种，种下田中双对双”，“六月里来六月中，六月日头正当红，六月日头天仙过，晒得凡间世上人。”，在编辑时，陈晓卿就把这首民谣作为每段内容的开头，时序的变化清晰可见，成了非常贴切的转场。无独有偶，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的编导贾丁也有过同样经历，他在拍摄《家族》时，也是无意中拍到了雨、雪、风、雾等天气情况，后期剪辑时，将拍摄到的雪、风、雨、雾等进行重新排序组合，于是，一条冬末初春的时间线索便跃然眼前。该片2009年获得了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优秀影片奖。
第五、注重解说词的写作和音乐的运用。解说词和画面同等重要，优秀的片子需要优秀的解说词来支撑，音乐更是能在抒发情感、烘托节奏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志纪录片很少用甚至不用解说词，它们的解说词主要是用来说明地点、时间、人物等不得不交代的要素，这样的解说词使片子陷于沉闷枯燥的镜头堆砌之中。其实，解说词除了阐述一些重要信息以外，还应该有抒情、议论等功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实现它的审美价值。比如，大型纪录片《徽州》在介绍屯溪老街时，就用了极具文学性的语言。屯溪老街是一条几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隔着新安江与之相望的是新开发的商业区，屯溪老桥横跨新安江，把老街和新区连接了起来，《徽州》是这样介绍这种状况的：“五百多年历史的屯溪老桥，桥上依然是车水马龙，古代与现实在桥的一头邂逅，又从桥的那一头擦肩而过。落在屯溪大桥桥堍的一条横街，就是屯溪老街。商号就在老街的两边一字排开，一叶知秋，千年的徽州，浓缩城笔墨纸砚或者黄山毛峰，砚是歙砚，墨是徽墨。歙砚和徽墨像古老徽州书香门第的一对夫妻，守在檐下，听南腔北调的讨价还价，看南来北往的人聚人散。”，这段解说词既非常抒情，又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老街和商业区的位置关系，以及老街作为商业街的基本特点。
音乐在片子中的作用更是应该得到强调，它和画面、解说水乳交融，增强情感的抒发，或者引起片子节奏的变化，增加可视性。湖北电视台的张以庆就特别注意音乐的运用，他获奖的片子《幼儿园》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孩子们午睡、作游戏的时候，童声合唱《茉莉花》就渐渐响起：“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优美的旋律，配上儿童天真的面容，让人顿生怜爱之情。张以庆还会在一些段落之后，特意加上几十秒的抒情段落，专门把孩子们的动作慢放，配上音乐，既避免了解说词一直在叙述的单调状况，又带来了节奏的变化，使片子抑扬顿挫，有缓有急。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只有在艺术化的路上迈出坚决而又扎实的一步，才能改变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才能使这个片中不至于沦落成人类学“圈内人”的独有爱好，才能在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使它从目前的“小众传播”走向“大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