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国杰
浙江体育科学 2009年04期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624(2008)06-0038-05
前言
体育锻炼行为问题一直是体育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关于体育锻炼行为形成机制一直被认为是心理学问题，多在锻炼心理学层面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交叉视野考察城市居民体育锻炼成因，便于把握当前城市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动因及其在社会阶层维度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研究旨在为提高全民健身工程实施的功效，促进大众体育和谐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在考察体育锻炼行为形成要素时，依托了Ajzen（1985年）的计划行为理论，即行为取决于意向，意向是由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感共同决定的，在一定条件下认知行为控制对行为只有预测[1]；阶层划分标准是借鉴李强（2004年）的中国大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量表[2]，即根据职业、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将研究对象分成五个社会阶层（18～21分为社会上层、15～17分为社会中上层、11～14分为社会中层、8～10分为社会中下层、7分以下为社会下层）。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杭州、宁波、温州三城市的1207名居民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本次调查年龄在22～60岁之间不包括学生群体与离退休群体。本研究对象的社会阶层分布为：下层210人，中下层237人，中层384人，中上层244人，上层132人。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1.2.1.1 问卷的构成。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主要包括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等三个维度；第二部分是体育锻炼行为形成要素的调查，依托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进行设计的，主要包括锻炼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锻炼行为控制感四个维度（共32个条目），其中4个条目是关于意向问题，如“我很想参加体育锻炼”；12个条目关于锻炼态度问题，在Kenyon的“体育活动态度调查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主要包含锻炼的身心健康、社交、缓解压力、审美、追求刺激和磨炼意志六个分指标，如“为了获得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就要每日参加体育活动”；8个条目关于锻炼的主观（或社会）规范问题，包括家人亲属、体育指导员、同事、朋友四个分指标，如“我的家人常会鼓动我进行体育活动”；8个条目关于锻炼行为控制感问题，由锻炼场馆、时间、技能及体育活动优先四个分指标，如“居住附近的体育活动设施太少影响了我们进行体育锻炼”。该部分采用5级梯度量表法（绝对不赞同——不赞同——未定——赞同——完全赞同）。
1.2.1.2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问卷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和分半信度检验，前侧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克伦巴赫系数为0.846，分半信度系数为0.783，表明问卷有较高的可信度；问卷的效度，问卷第二部分的所有条目是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结构编写的，各分指标的确定先经过15位专家三轮评定，进而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对小样本测量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指标为0.7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641.817，Sig.=0.000，均符合显著性要求，各条目对所测变量对应因子的负载较高，对于其他因子的负载较低，说明自编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1.2.1.3 调查过程。本研究分两次抽取样本，第一次于2007年6月在杭州市各阶层居民中抽取100名为前测样本。正式调查于2007年7月采用以下步骤进行：第1步，依据杭、宁、温三城市行政区域划分标准，选取行政区域；第2步，从选取区域行政列表中随机抽取50个居民委员会；第3步，选取区域居民委员会中的具体社区；第4步，选定居民委员会附近的50名小学教师为问卷调查员，并入户进行调查。
1.2.2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指标进行量化，本研究的所有数据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及其变动特征
体育锻炼意向是指个人是否参加或坚持体育锻炼的打算，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去尝试，计划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1]。调查统计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在体育锻炼意向的水平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表1），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的程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过对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的事后检验发现，除下层与中下层，中层与中上层外，其余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之间均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表2）。结合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得分均值发现，体育锻炼意向得分随着阶层等级的上升而递增。
城市各个阶层居民锻炼意向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主要原因：有各个阶层居民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关，相对而言，阶层越高所拥有的资源就越丰富，他们对发展性需要就越是强烈，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就越是深刻并渴望体育运动成为其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处于低阶层的居民由于拥有的资源较少，他们更多的是在考虑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需要并为此而进行奔波，这就使得他们对体育锻炼的意向明显减弱。
2.2 各阶层居民体育态度及其差异特征
体育态度是个体对体育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反映，是体育活动的各种功能在心理上的反映，它不仅能直接反映出人们对体育活动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间接反映出人们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方向和需求内容。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凯尼恩的体育态度理论，即体育态度因素由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审美、追求刺激、缓解精神压力及磨炼意志这六个维度组成[3]。
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总体得分均值情况见表3，通过对五阶层居民体育态度总体得分均值的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F=5.66,df=4,p∠0.01）表明五个阶层居民体育态度均值至少有两个阶层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提示各个阶层在锻炼态度上的差异性，则事后检验，结果（见表4）显示下层与中下层、下层与中层、下层与中上层、下层与上层、中下层与上层、中层与上层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而中间三个阶层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合五阶层居民体育态度得分的均值状况可以发现，下层居民体育态度得分均值为最低(3.14)，而中间三个阶层（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的得分基本持平其均值在3.22～3.24，上层得分为最高(3.34)。
表3也显示了各个阶层在体育锻炼态度的分指标得分情况：下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各维度得分均值排序为身心健康、磨炼意志、审美、社会交往、缓解压力、追求刺激；中下层和中层为身心健康、磨炼意志、社会交往、审美、缓解压力、追求刺激；中上层为身心健康、磨炼意志、审美、社会交往、缓解压力、追求刺激；上层为身心健康、磨炼意志、社会交往、缓解压力、审美、追求刺激。由此可知，各阶层居民对体育态度各个维度的认识都存在着程度差异，五阶层居民对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功能认知程度最高，磨炼意志为第二，而对追求刺激作用认知程度为最低，而在其余的三个维度的认知程度上各个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进一步考察五阶层居民体育态度的结构性差异时，通过对五阶层体育态度的各分指标分别进行了组间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显示在身心健康、社交、缓解精神压力和磨炼意志这四个维度上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审美和追求刺激这两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合各阶层居民在体育锻炼态度的各个维度上的得分状况发现，在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这两个维度上得分均值呈现出随着阶层的上升而上升，在缓解压力方面，社会上层居民得分明显高于其他阶层，其余四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磨炼意志方面在阶层维度上的变化起伏不定。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城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的阶层特征：①各阶层居民对体育锻炼的身心健康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②五阶层居民体育态度总体上呈现“低、中、高”态势，即处于下层居民对体育锻炼认识程度为最低，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三个阶层基本持平，上层居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程度为最高；③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阶层越高对体育锻炼功能的认识越处于多元化。
2.3 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主观规范及其差异特征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从事该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即对自己有显著影响的人对此行为的评价意见[1]。他集中反映了个体从事体育锻炼所获得的社会环境支持程度，主要包括家人亲属、朋友、工作同事和体育指导员等社会环境对锻炼者的影响。调查统计结果见表5，表5表明：①下层居民体育锻炼的社会环境影响因子排序为家人亲属、单位同事、朋友、体育指导员，中下层排序为体育指导员、单位同事、家人亲属、朋友，中层排序为单位同事、体育指导员、家人亲属、朋友，中上层排序为体育指导员、单位同事、家人亲属、朋友，上层排序为朋友、单位同事、家人亲属、体育指导员；②五阶层居民主观规范均值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10.98、p＜0.01（见表5），说明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的主观规范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进一步通过事后LSD检验（表6），结果显示中间三个阶层在体育锻炼的主观规范均值没有显著性差异，下层之间上层及下层与中间阶层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③五阶层人群在主观规范的家人亲属、朋友、工作同事和体育社会指导员四个维度上方差值及显著性检验分别为(F=4.07,p＜0.01;F=8.02,p＜0.01;F=8.29,p＜0.01;F=9.53,p＜0.01)，也是就说不同阶层居民体育锻炼主观规范的各个分指标存在阶层差异，进一步通过考察主观规范四个分指标的得分，发现上层和中上层在同事、朋友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下层和中下层人群的得分，而下层人群在各维度方面的得分为最低。
由此可知，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有程度上的差异又有结构性的差异，程度差异表现为下层阶层支持程度最低，上层居民的社会支持程度为最高，中间三个阶层的社会支持程度为基本持平；结构性差异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锻炼社会环境的各个维度影响力存在着差异，其二，是不同阶层居民体育锻炼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方式存在着一定差异性，下层居民影响程度最大的因子是家人亲属，中层居民在社会环境中影响程度最大的因子是单位同事，中下层和中上层为社会指导员，而上层居民体育锻炼社会环境影响力最大的因子是朋友。
2.4 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控制感及差异特征
体育锻炼中的主观控制感是指体育锻炼参加者对参加或完成某项体育活动难易程度的知觉，自己感到是否有足够的选择权[1]。在对体育锻炼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分析基础上，并经过有关专家的论证，本研究认为认知行为控制感包括对体育锻炼的场馆和时间的认知、对体育技能的认知、对体育活动优先选择权的认知等四个维度，体育场馆的认知是指体育锻炼参加者觉得从事某项体育活动场馆是否有保障及保障程度的认知；时间的认知是指体育锻炼者对自己参加体育活动在时间上是否有保证及保证程度的认知；体育技能的认知是指从事某项体育锻炼在技能上是否有足够基础的认知；体育活动优先选择权的认知特指在遇到体育活动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是否优先选择体育活动的判断。
城市居民锻炼行为控制感的场馆、时间、体育技能和体育活动优先选择基本情况（见表7），由表7可知，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认知行为控制感平均分值较低，其中时间维度平均得分为最低，说明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的认知行为控制感总体水平较低，即体育场馆、时间、体育技能及其他休闲活动干扰四个因素对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存在较大的制约作用，其中时间已成为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的最大制约要素。
在考察不同阶层居民体育锻炼的认知行为控制感的总体差异性时，首先，对各阶层居民认知控制感得分均值进行采用了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阶层居民在0.05水平上存在着差异（见表7）；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见表8）表明，除了上层和中层人群之间的得分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外，其他各阶层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在认知控制方面五阶层所受到的影响通过平均分得不到有效的反映，必须考察认知控制各维度才能有更真实的了解。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认知行为控制感各指标的得分均值在阶层维度的差异特征：在对体育场馆控制感各个阶层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阶层维度上的变动无明显规律；五阶层居民在对体育技能控制感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中上层居民得分最高，下层居民得分最低，其均值的总体变动趋势是随着阶层层级的升高而升高；五阶层居民在对体育活动优先选择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均值呈现出“两头高中间小”的特征，即下层居民和上层居民对体育活动优先选择的控制能力较强，中间三个阶层对体育活动优先选择的控制能力较差。这说明了不同阶层居民在体育锻炼认知控制感上存在着结构性差异，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四个维度之间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同一维度上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
产生上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虽然高阶层居民拥有较好经济资源，用于体育锻炼的场馆经费已经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自身的锻炼环境相对来说也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的体育场馆不一定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这就会影响他们对体育锻炼场馆的控制感，相反处在低阶层由于没有充足的经济基础，体育场馆费用成为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一个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处于低阶层居民对于自身的体育锻炼场所要求并不高，他们可能认为体育锻炼场馆并不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体育锻炼时间控制感维度上各个阶层居民控制能力都较差，这可能与人们对时间重要性问题理解有关，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常常会把时间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这种功利性的时间概念自然会影响着人们在体育锻炼时间上的分配；在体育技能方面，由于高阶层的人群往往具有良好的文化资源，也就是说接受的教育程度远高于下层人群，与此同时他们接受的体育技能培训也好于下层人群，于是在体育技能的控制感上也会好于下层人群；在体育活动的优先选择方面，社会上层居民渴望利用体育活动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而社会中间三个阶层居民既有体育锻炼愿望又有对其他休闲活动的渴望，处于这个阶层的居民在遇到体育锻炼与其他休闲活动相冲突时选择体育锻炼的概率比社会上层居民要小。
3 基本结论
3.1 城市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意向较为强烈，除下层与中下层、中层与中上层外，其余阶层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锻炼意向水平随着阶层等级升高而递增。
3.2 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既有相同特征又有差异特征：相同特点表现为对体育锻炼促进身心健康的认识存在一致性；差异特征表现为各阶层居民体育锻炼态度存在着程度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在程度上呈现出“一、二、三”特征，即上层人群得分为最高，而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三阶层之间的得分基本持平，下层得分为最低，结构性差异表现为阶层越高对体育锻炼功能的认识越趋向多元化。
3.3 五阶层居民体育锻炼主观规范呈现出“一、二、三”特点，即上层人群体育锻炼社会支持系统最强、中间三个阶层基本持平、下层人群最弱；并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高阶层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受朋友、同事因素的影响比低阶层居民要大。
3.4 五阶层居民的体育锻炼认知控制总体水平较低，除中层与上层之间存在差异外其余阶层均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锻炼时间的控制能力各阶层居民均较差，并不存在着阶层差异；体育场馆、技能和体育活动优先选择的控制感存在着阶层差异，体育技能控制感随着阶层层级的升高而升高，体育活动优先选择控制感方面“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体育场馆控制感在阶层维度上的变动无明显规律。
收稿日期：2008-05-09
作者介绍：汤国杰，副教授，硕士。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杭州 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