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点到22点是闲暇活动的“黄金时间” 在工作日和休息日里，相同之处是，19点到22点都是闲暇活动的“黄金时间”，这段时间集中了70%以上的人从事闲暇活动。 闲暇时间如何度过成为近一时期城市居民谈论的众多话题之一。看电视，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都是城市居民占用时间最多的一项闲暇活动。人们利用这种媒体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娱乐消遣、学习各种知识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都从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平均每天有2小时39分钟用在看电视上,占总闲暇时间的46.22％，占全天的11.04％。看电视是闲暇时间里占有时间最长的活动，在全部30小类活动中，仅次于睡眠的8小时41分钟和制度内工作(学习)时间的3小时58分钟，位于第3位。看电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在闲暇活动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人们的生活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仅就看电视这项休闲活动进行详细分析。 在此，主要是利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各种标志进行分组，观察各种群体看电视的情况。 (1)看电视时间的性别差异。分性别看，男性看电视的时间长于女性。在工作日男性比女性多6分钟，在休息日多19分钟。 (2)看电视时间年龄别差异。从年龄看，看电视的时间长短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这一趋势在工作日就更加明显。周平均资料表明，55―59岁组看电视时间最长。但是，休息日15―19和35―39岁组看电视时间长于其他各个年龄组。很明显，这两组人口中，前者大多数是中学生，后者是社会负担和家庭负担最重的中青年，平时由于繁重的学习或工作的压力，很少有时间看电视，而在休息日花费较长的时间看电视。 (3)看电视时间的学历别差异。从学历别看，该次调查得出的结论与80年代的调查结论有所不同。80年代的调查结论是学历与看电视时间呈正相关。即学历越高看电视的时间越长。那是因为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前提下，看电视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有无电视机，在电视机最初普及过程中，有一种可能是学历较高者先有电视机。当今电视机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已经相当普及。在这种情况之下，学历与看电视时间呈负相关。即学历越高看电视的时间越少。这一特征在工作日较为明显，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看电视时间为最低。这一方面说明学历越高，兴趣点越多，闲暇活动种类也多，用于看电视时间会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现阶段，学历越高者，由于工作时间相对较多，而闲暇时间相对较少。从而，看电视时间也少。关于学历和看电视时间呈负相关这一点，也已经被发达国家生活时间统计资料所证实。从休息日的学历别看电视时间看，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学历者，看电视时间最长。调查资料还表明，电视节目的质量只对那些低学历者影响较大，而对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影响很小。因为他们很少看电视。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大多数人关注较多的是新闻类节目。 (4)看电视时间的职业别差异。从有无职业看，无业者平均日看电视时间为4小时14分，占全部生活时间的17.3％，而有业者看电视时间为3小时26分钟，占全部生活时间的14.0％。无业者比有业者平均每日看电视时间多48分钟。其中在工作日无业者比有业者多看电视l小时8分钟。但是在休息日两者差异缩小，并且相反，无业者比有业者看电视节目的时间少2分钟。从总体上看，无业者看电视节目时间多于有业者，这是因为，无业者没有固定工作，闲暇时间较多。调查结果表明，无业者日平均闲暇时间为8小时19分钟，而有业者的闲暇时间只有5小时35分钟。与无业者相比，有业者少2小时44分钟。 报纸这一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依然在闲暇活动中占有它的一席之地，占总的闲暇时间的4％。过去，看报纸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方式，政府政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等都会在主要报纸上刊登，看报纸是很多北京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但是，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人们更习惯于通过电视这个表达能力更强的媒体来接收信息,人们看报的时间逐渐减少。数据显示,1996年，男性看报的时间为20分钟，女性为17分钟,男性比女性多3分钟;而2001年,男性看报时间为19分钟,女性为11分钟，男性比女性多8分钟。由此看出，一方面读报纸的时间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保留了看报这个习惯。 中年人的闲暇时间最少，老年人的闲暇时间最多 从年龄分布看，年龄与闲暇时间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闲暇时间就越多。但是，其中20―29岁组与邻近组相对来说，闲暇时间较多。年龄与闲暇时间正相关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工作日。在休息日，年龄与闲暇时间的多少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从年龄的各个阶段看，人们在青少年时期，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能，20岁以后刚开始进入工作，生活也相对简单，在经济上一般有家庭的保障，家务劳动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在这个阶段，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时间很多，学生在闲暇时间会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刚参加工作的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在闲暇时间“充电”，不断完善自己，从而更好地工作；闲暇活动的种类相对丰富，娱乐活动比较多，因为青少年精力旺盛，更喜欢娱乐活动，也更乐于接受不同的休闲方式；另外，年青人对新生事物有浓厚兴趣，更容易接受新的休闲方式，15―29岁的人非工作目的使用计算机的时间要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 在中年时期，事业和家庭进入稳定时期，平时要忙于工作，这个年龄段一般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工作和家庭占用较多的时间，个人的闲暇时间在各个年龄段里是最少的。在闲暇时间里，中年人更多的是选择一些轻松的休闲方式，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和家务事后，通过看电视、读报纸等方式，缓解一天的压力。另外，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孩子处于未成年，教育孩子成为他们的重要任务，教育孩子的时间也是各个年龄段中最高的。 在老年时期，人们大都结束了工作，开始安度晚年，老年人没有工作的压力，家务事也比较少，因此这个阶段的闲暇时间最多。老年人的生活比较安静，他们选择的休闲方式也比较清静，他们喜欢阅读报纸和书刊、听广播，占用的时间是各个年龄段中最多的，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而且他们喜欢去公园散步和从事体育锻炼，对自己的健康也更为关注。另外，老年人接待亲友的时间也比较多，比较关注亲情。 学历越高越重视学习 在此，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从人类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对子女教育时间，另一个是从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考察自己终生教育的时间。调查表明，同等学历的男女在教育子女所花时间上，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倾向于学历越高教育子女的时间越长。但是，硕士以上学历者，男女教育子女的时间都很少。男性教育子女的时间仅次于小学毕业者，而女性就更少得可怜。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教育事业，也毫不例外地遭到严重破坏，给本来就落后的中国教育事业雪上加霜。特别是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1977年正式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后，在各个大学才正式招收和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重新走上正规之路。在1997年，中国的硕士、博士等的高学历毕业者人数只不过46539人，从1978到1997年累积毕业人数为40.6万人。在已经毕业的人群中，基本上是在1958年到1972年出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尚处于在学中，他们为了学业，有许多人尚未结婚，其中特别是女性高学历者，她们不得不选择晚婚，即使结婚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单身贵族、贵族家庭等在高学历者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些高学历人群中已经出现了晚婚化和未婚化趋势。由于上述原因，拥有硕士以上学历者，平均教育子女的时间低于其他学历者教育子女的时间。为此，笔者又使用了有业者男女别学历分类资料，包括硕士和博士学历拥有者，证明学历越高，教育子女的时间越长。关于这一结论，也已被美国经济学者雷包比兹(A.Leibaowitz)利用美国的生活时间分配资料所证实。
另外，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在大城市较为严格地实行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只对5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人有限制作用。从本次调查结果和历史数据看，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拥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比拥有两个、三个孩子等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所花时间，不是最短，而是最长。这说明，越年轻的夫妇，在教育子女方面所花时间越多。 从分年龄组资料来看，教育子女时间较长的年龄段是在25―44岁之间。最长者为30―34岁，平均日教育孩子时间11分钟。如果分男女看，女性教育子女最长年龄组是30―34岁，平均每日教育子女的时间为14分钟。男性教育子女最长年龄组是35―39岁，平均每日教育子女的时间为9分钟。这是因为该年龄段人口的子女正处于中小学阶段。 另一方面，从学历别用于非学历学习(业余学习或终生教育)的时间分布看，小学毕业以下者，平均日业余学习时间为11分钟，硕士毕业以上者，则为61分钟，趋势表明，学历越高，用于非学历学习(业余学习)的时间就越多。从而证明学历越高，越重视终身学习，越重视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不断的投资。 学历越高越重视学习，即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年龄越大学习时间越短，身体锻炼时间越长 年龄与学习、体育锻炼时间的关系其基本趋势是，从20岁开始，伴随着年龄的增加，业余学习时间不断减少。40岁以后，每日业余学习时间基本上维持在6、7分钟，总体上表明，越年轻学习时间越长，随着年龄增加，学习的时间不断缩短。因为越年轻，受益时间越长，投资的效益越高；年龄越大，受益时间越短，投资的效益就越小。另一方面，体育锻炼时间，15―24岁的人群的体育活动时间较多，这是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学生，学生这个群体，闲暇时间较多，在学校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比其他职业者要多得多。25―39岁的人群的体育锻炼时间处于低谷，很明显，这个年龄组的人群，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庭，都是骨干力量，他们不仅体育锻炼时间较短，就连睡眠的时间也较短，工作和家务时间最长，可以说他们是以牺牲健康来换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表现是，学历越高，体育锻炼时间越短。由于过度牺牲健康，在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的确是应该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35―39岁之后，呈现出年龄越高，体育活动时间越长的趋势。表明投资于健康的时间资本不断增加。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越年轻，教育投资的效益越高，因为受益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大，受益时间越短，投资的效益就越低。另一方面，寿命的延长对投资的意义很大，因为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的话，健康可以延长作为劳动力的时间，并且随着经验的积累，人力资本还会不断增加。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记忆力和身体都会渐渐的衰竭，如果进行健康投资就会使这一过程来得迟一些。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七八十岁尚在工作者大有人在。人力资本的健康资本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在一生中，无病无痛苦的时间较长。 人力资本理论将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看作是资本存量，即健康资本存量，将其贡献看作健康服务。健康资本存量，随时间逐渐贬值，晚期是加速的。健康投资也可以分为货币资本投入和时间资本投入。笔者认为健康资本与体育活动时间有关。也就是说体育锻炼是维持健康的有效途径之一，是一种时间投资。所以，通过考察年龄与体育锻炼时间的关系，便可以揭示年龄与人力健康资本的一般关系。可以得出结论，年龄越大智力的投资越少，相反健康的投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