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际关系学者郑文明
一名新生儿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母亲还没来得及抱一下时就被推上手术台。她的母亲后来平静地叙述这个故事时说，手术很成功，“他(医生)说她太胖了，所以刚才麻醉的时候，我们扎了好多针眼才找着静脉。我就拿着那个满是针眼的小手，放在我脸上，直到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这便是两会前那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虽然这名母亲后来转而调查环保问题，但这个动人的情景中有一个重要元素不能忽视：医疗。自我国2009年新一轮医疗改革启动后，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成为争议焦点。有的声音认为中国公立医院的市场化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则认为，公立医院应更突出公益性，不应过分强调市场化。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说，公立医院不能搞过度市场化，资源的配置应该跟着人民大众的需求走。已年近8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在两会上痛批：现在医院都以(营业额)高低论英雄;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给放了五个支架。
与钟南山观点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他提出，医改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城市里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医院已经成为企业，变成吞噬私人医疗支出和国家医保开支的盈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才应是医改方向。潘维还表示，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领域不属于市场经济学领域。医患原本是一家。让医疗系统市场化，让医患间做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不仅是邪路，而且是颠覆性的错误。
潘维教授
以下为潘维3月7日博客文章《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才是医改方向》。
2009年以来的医改有两大成就，第一是确定了医改的方向，第二是扩大了医保覆盖面。但眼下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既定的医改方向遭遇严峻挑战，第二是城市里的医改让医患矛盾日趋严峻。城市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不再被确认，城市医改居然成了改变公立医院所有制的问题，被所谓社会办医，混合所有制问题劫持了。
我们百姓的一生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我们普通人主动的生活围绕两个核心，一个是养小、一个是送老。自己怎么被养，就知道自己怎样养小。自己怎么送老，就知道自己会怎样被送。养小送老的问题就是教育和医疗问题。政府是否得民心，主要不在贫富差距，而在能否让人民养小送老越来越容易。我最近在想，什么是幸福?幸福其实主要是免于恐惧。不害怕就是幸福。人民最怕什么?最怕养不起小，送不起老。
与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的世界大趋势背道而驰，养小和送老就会更艰难。我们近年穷追一个东西，叫做“世界一流”。“一流”永远是短缺的，最优秀的医生、医院、教师恒定短缺。都追求一流，百姓养小送老就越来越难，就会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教育和医疗均等化是人类进步的方向。教育的均等化意味着生活起点越来越公正，医疗的均等化意味着生命终点的尊严越来越平等。我们在生活中激烈竞争，分化出贫富尊卑，这是难免的。不平等不是问题，但不平等越来越大却是个严重问题。在百姓生活起点和生命终点尊严上的不平等越来越大，不仅是个严重问题，还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教育和医疗走向均等化还是走向市场化，是个政府同人民在一起，还是被人民抛弃的生死存亡问题。
私立教育和医院当然可以办。社会办医、社会办教育，为富裕人群服务，那没问题。但那是医改以外的事情。医改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城市里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医院已经成为企业，变成吞噬私人医疗支出和国家医保开支的盈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才应是医改方向。
医院是赚钱的机构还是治病的公益机构?市场决定论不适用于医疗领域，医疗是公益事业，不是盈利部门。如同教育权，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公元七世纪的我国名医孙思邈(581—682)有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到由其衍生出的国际和各国医生誓言，到遍布世界的教会医院，医疗行为从来就与市场行为迥异。即便是美国的私立医院系统也是非盈利机构。在我国，社会资本大量投入医院系统，不为盈利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非盈利机构的文化和法律土壤。在我国，医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只会有一个结果——加强医院的盈利性质。
今天的医改被说成极为复杂的问题，什么医药问题，医院问题，医生问题，供需问题，等等。当年毛泽东的思路特别清楚，就一句话，“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们80%多的人民是农民。有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方向，医改问题就很简单。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的基本医疗权利而奋斗，建立公立医疗系统就不难。由苏联开创的全民免费医疗二战后在英国和欧洲普及。美国早已给低收入人群免费医疗，政府获得了道义制高点。而且现在也开始了全民医保。我国曾经在建国初非常穷困时就建起来过公立医疗系统。无论那时的物质条件有多差，我们迅速提高了人均寿命，普遍改善了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并获得了全世界的赞美。而今日本有公立医疗系统，韩国有，南亚有，中亚有，中国的台湾、香港有，英国有，全欧洲有，拉美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极为自豪地展示了其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因为那是个比美国强得多的系统，而且是在二战后穷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使英国人民从此免受疾病和送老的恐惧。
若我们的医院以挣钱为业，社会主义中国既不如古人也不如洋人，更不如洋教会。而且医疗市场化必然导致医德堕落。官德也必然因寻求医疗特权而堕落。医患矛盾日趋尖锐，就会有中国靠警察来保卫城市医院的世界奇观。
医改在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公立医院。我国政府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给医生发过工资了，全靠医院自己“创收”。而且医保开支里医生拿小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责任大、风险高、工作环境极为特殊，理应获得高薪，获得医保开支的大头。只要医生不去靠信息不对称“创收”，不靠创收盖楼、买设备，什么以药养医、医药代表、药厂加价、进口药奇贵等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医生得到有尊严的收入，就不会去挣没尊严的钱。
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医疗领域不属于市场经济学领域。医患原本是一家。让医疗系统市场化，让医患间做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不仅是邪路，而且是颠覆性的错误。让人民健康，让人民幸福，让人民免于疾病和送老的恐惧，是当代政府生存的硬道理。
这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