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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评论 2000年08期
主持人：吴俊 林建法
主持人的话：批评和期待来自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很少有尖锐的批评性的“点击”？确实，这是一个难题。本栏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是丰富文学批评的形式，并扩大其社会的影响面，以此对当下的文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更多地鼓励了作者对于作品的正面评论。但事实上，批评性的文字也能有助于达到相同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只是困难在于，对于文学中的劣质产品，人们往往既缺乏阅读兴趣，更没有读后再作批评的耐心，忽略的沉默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便使本栏的文章缺少了“另一种力度”。在此，我们想对本栏的作者发出虽然是迟到的却是强烈的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承担“批评”的责任吧。
另一种较为婉转的意见是，这个栏目必须从一开始就杜绝“人情”文章和“应酬”文章现象，否则，它又将成为一个“腐败”的源地。对此，我们迄今至少可以说问心无愧，但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理想原则，无疑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感谢朋友们的忠告，将对所有来稿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判断。同时，也希望读者给我们寄来对于本栏的“印象点击”，我们将以之为莫大的鞭策。
虽然在全国的文学批评刊物中，本栏的设置（至少在规模上）可算是一种“创举”，但直到目前，我们还仍在探索之中，有些朋友期待的“权威性”的目标——假如它有可能性的话，那是我们将来的“野心”，并且，这将取决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与参与。
《2000年新诗大联展》（诗）
（《上海文学》、《作家》2000年第3期）
孙绍振
先锋诗歌被为商业化所困扰的报刊视为发行毒药，诗歌的版面在许多文学刊物上，已经压缩到几乎接近于零的程度，2000年3 月号的《上海文学》和长春的《作家》，居然拿出十多页的版面来为中国先锋诗人提供亮相的空间，实在是令人振奋。
两家联手，声势浩大，重要的先锋诗人都亮相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西川。
这里不但有朦胧诗早期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而且还有稍后的宋琳。对于他们的诗作，国内的读者多少有点久违了。不过从他们发表的新作来看，仍然不改其固有的作风；从日常、平淡、琐碎的感受出发，在反戏剧化的宁静中，追求智性的深度。
北岛仍然是深邃的、尖利的，突如其来的哲理（直到谷粒入仓／这思想不属于谁），有着惊心动魄的效果，似乎更加沉醉于某种程度的晦涩之中。是长期脱离汉语语境，还是对于战士的疏远呢？想来会引发读者的思考。与之相反的是宋琳，同样是旅居欧洲大陆，平常的感觉，不改其深沉，甚至有点浪漫的余绪，却多了一点明朗。一直坚守在诗国的于坚，仍然奢华地挥洒他的感觉，醉心于日常感性话语的阐释；在故意罗列的纷繁的琐事中，充满了煞风景的反讽。
从平常的感性中寻求纵深的洞察，正是九十年代先锋诗人们的共同倾向。当然，很少人去重复北岛式的突如其来和惊心动魄。太精致的话语不是新一代诗人的追求，比之精心修饰，他们更倾向于从朴素的粗糙中去蔽。这在翟永明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她的笔下甚至出现了：“国营企业的烂账”和“邻国的经济萧瑟”、“小姐们趋时的妆容／睡倒在一个‘贱’字上”。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同样是逃避戏剧性的，但是越是日常的，就越难以深入。这是大家所面临的难度。
当然，诗人比之小说家更有出奇制胜的特点。脱离诗歌探索，下海十年的麦城却给人一种好样的感觉。他似乎相当轻松地从冷峻的反讽，上升到格言的高度。他的《必须》充满了反语，又几乎都是格言。这是连圈子外的读者读起来也都不需要太费事的。但是就是麦城的诗作，也有着巨大的阅读的难度。《上海文学》特地配发了雷鸥的长达六页的阐释麦城的诗歌的文章。
这无异于一种警示：就是像麦城那些并不特别晦涩的诗作，也还充满阐释的歧义。看来先锋诗人与大众的阅读的隔膜，这样一种矛盾，是否能够有所缓和，还不能抱乐观的态度。
《2000年新诗大联展》（诗）
（《作家》、《上海文学》2000年第3期）
谢有顺
1999年春天开始，诗歌骤然间热了起来，令人大吃一惊，谁想得到呢？至今仅一年的时间，坊间出版的各种诗歌选本，居然比整个九十年代出版的总数都多。看来，去年那场有关“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大争论还是功不可没的。
2000年第3期的《作家》和《上海文学》上篇幅壮观的“2000 年新诗大联展”，使诗歌界的理论之争恰当地转化为文本的展示。它有效地触及了当下诗歌界最有实力的部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了在去年出版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读到过北岛的新作之外，这次“新诗大联展”隆重推出的北岛的五首诗，应该是他这十几年来第一次在国内发表诗作。比起北岛八十年代的诗歌，他的这些新作，语言更加精粹，结构更加简洁，然而，由于他总是想隐匿自己激动的面影，诗歌的力量不知不觉被一种所谓的“纯诗”的努力所分解。我想，对于长期远离本土语境的诗人而言，这是必然的。但我还是记住了这些闪光的句子——“日子和楼梯不动／我们上下奔跑／直到蓝色脚印开花／直到记忆中的脸／变成关上的门”（《灵魂游戏》）；“让我在黑暗里／多坐一会儿，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中秋节》）。
此外，多多、于坚、王小妮、麦城、何小竹、小安、吉木狼格、沈浩波等人的诗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这次“新诗大联展”中，既有北岛、杨炼这些前辈诗人，也有生于七十年代的沈浩波和朵渔等人——我在前者身上看到了成熟，在后者身上却看到了压抑不住的活力和锐气。当年轻的力量在诗歌界普遍被漠视时，《作家》和《上海文学》有力地突破了现存诗歌秩序的制约，在同一个平台上，给了最年轻的诗人们以适当的空间。这个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信息：经由几代诗人的对比，我们会发现，诗歌的活力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移。需要有更多热爱诗歌的人，把大量沉潜在民间的优秀诗作和优秀诗人发掘出来。不能再把诗歌的希望仅仅维系在几个老诗人身上了——许多的时候，好诗在民间，在我们俗常的眼睛不能到达的暗处。
《苍茫时刻》（诗）
（余光中，《湖南文学》1999年第12期）
施战军
《湖南文学》已在2000年变成了文化时尚杂志《母语》，在“现代汉诗”栏即将改为“摇滚诗”的最后时刻，我们有幸读到了余光中的组诗。生命悼亡的气息氤氲纸上，令人不禁生出“杜鹃啼血猿哀鸣”的联想。无休止的流浪中途“挟着滴滴你的泪，咯咯你的血”（《永念萧邦》），弥留之际有诗人“咳咳咳”的血句（《济慈故居》）。在聒噪、豪华的现时世界图景前，余光中克制着诗人的低吼，背对“虚荣”、“苍茫”的沉沦诗国，用芬芳的清辉和不眠的夜莺在“耿耿的河汉”，组成了一幅夜晚“最壮丽的异景”。苍茫时刻，只要诗在，就有美生生不息。
《母爱》（诗）
（杨键，《山花》2000年第1期）
张闳
这是一首关于“母爱”的诗。写“母爱”的诗太多了，多到比母亲的爱还要多。“母爱”之类确实最容易成为诗人的抒情对象，它总是与那些宏大而又空泛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让人们半真半假地感动，并像鳄鱼一般淌下高尚的泪滴。
杨键写的是老鼠的母爱。“我”在打开门的时候，无意间惊动了一匹正在搬家的老鼠母亲，“她看到我的一刹那／所表现出来的惊慌，／让我感到了它的心灵！”然后是鼠母亲赶忙转移她的幼仔的细节，安静、隐秘而且迅速。一些简单的细节，直接的情景描述，但却真正能令人震撼。老鼠们不会歌颂自己的母爱，事实上，母爱从来就不需要歌颂。人们的眼睛被那些伟大的事物蒙蔽久了，当他们在歌颂这些事物的时候，实际上内心里却麻木不仁。然而，当人类全部伟大的事物都归于朽烂的时候，老鼠的（或人类的）母爱仍将长久地存在下去。诗人杨键从这些细屑的事物中，发现了那些被遮蔽了的生活真理，诗人的情感被这只老鼠的行为所打动，同时也打动了我们麻木的心。
我还记得它眼睛里的惶恐，
记得它眼睛里的灰暗和贫穷。
很久没有读到如此纯粹、如此令人感动的诗行了。那些写满了“爱爱爱”的诗笺在这匹老鼠的面前显得轻如鸿毛，连送给她去搭窝都不配。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理论）
（林贤治，《书屋》2000年第3期）
谢有顺
这其实并非一篇文章，而是一部有关五十年散文面貌的著作。它的篇幅长达十一万字。整本《书屋》只发两篇文章（另一篇是何清涟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大概也算得上是一个事件。与林贤治过去的思路一样，该文从体制对文学语境的破坏入手，论及文学的生态环境、作家的存在命运和文学传统之间的深层关系，试图由此改写五十年来许多带有政治记号的散文结论。作者隐约提到，自由环境和自由心灵的匮乏，是五十年散文贫困最重要的原因。这个概括并不新鲜，却依然必要。结论部分，作者标举自由感、个人性和悲剧性三者，以之作为散文新的法度，令人深思。然而，这三点用来说明人的存在价值也未尝不可，它又何以成为散文的独特规范呢？看来，作者是有意将散文的写作纳入人类精神发展的大框架中来考察。
为了证实这一点，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一批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刘白羽、秦牧、杨朔、孙犁、汪曾祺、贾平凹、张中行、杨绛、宗璞、邵燕祥、王蒙、余秋雨、张承志等人，贬抑显然多于赞扬；但对王小波、苇岸、一平、筱敏、刘亮程等人，作者却情有独钟。这份名单的选择和判断，可以见出林贤治的内心和渴望，因此，他的行文无处不带着自己的心灵体温和境遇意识，以致充满激情。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五十年这个题目太大，且是个政治时间，即使林贤治把个人眼光推到了极致，我们仍不难看出，该文许多地方的论述终究未能脱离文坛现成结论的束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偌大篇幅的有另类意味的准散文史中，林贤治居然漏评了史铁生和于坚！——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中札记》等一系列具有闪光品质的杰作，使之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散文家，可惜，林贤治只简单提了一句；诗人于坚出版了《棕皮手记》和《人间笔记》两本散文著作，它对旧散文模式有巨大的颠覆意义，同时，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只属于于坚一个人的散文写作的话语路径，没想到，在林贤治的文章中，连于坚的名字都未提及。这显然是难以弥补的缺陷。
《内心之死》（随笔集）
（余华，华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洪治纲
这是一本饱含着艺术智性的随笔集。独特的艺术发现、惊人的审美体验以及广阔的阅读视野，使余华的这部随笔彻底地摆脱了那些廉价的思想表述，显示出无限丰富的审美内涵。全书共收录了十三篇文章，均是谈余华自身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阅读感受和理解方式，但它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读后感，而是倚助自己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特有的叙事经验和审美感受来不断地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进行验证和判断，是一种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与交流，精神与精神的相互梳理与熔铸。它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
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自己的阅读。余华的阅读是极具选择性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鲁尔福、福克纳、海明威、布尔加科夫、三岛由纪夫、蒙田……余华在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时，依据的原则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世世代代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但他的阅读更注重自己的发现，更强调自己的阅读理由，尤其是突出自我心灵与阅读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
二是站在什么样的维度上进入对话。余华在字里行间中总透示着自己对叙事技术背后的精神分析，强调他们为什么这样叙述，以及这样的叙述有什么样的效果，超越了哪些经验的层面，体现了怎样的审美动机。他总是抓住那些不经意的地方，直击对方的内心深处，用细细咀嚼的方式进行一种隐秘的对话。
三是用什么样的思维印证自己的感受。余华的这些随笔之所以有点像论文，就在于他不只是叙述自己的阅读感受，而是将他们放到一种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通过作家的一些生平介绍，命运际遇以及文化环境的分析，对自我的审美判断进行印证，带着某种学理的意味。
《无知者无畏》（随笔集）
（王朔，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洪治纲
这本书充分暴露了王朔内心深处长期积淀的多重冲突和矛盾：一方面他自己俨然想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京味市井文化代表，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那些已经在历史上站住了重要地位的京味文化代表人物（如老舍先生）；一方面他以“重温”的方式津津乐道地回顾自己当年弘扬中国大众文化的“艰辛历程”，另一方面又对金庸等大众文化旗手大加嘲讽；一方面他极度痛恨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他的“无畏”精神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他又在行文之中不自觉地暴露出自己对一些新潮理论的自我修饰；一方面他始终以不屑的口气阐述着自己对文坛乃至文化界的超脱姿态，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自己对文坛乃至文化界一举一动的密切关注……
如果说他的小说体现了一种对主流价值。文化与现实生存秩序的反叛与消解，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那么这本随笔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不出有多少分量。它充其量只是王朔又一次利用了大众文化模式和受众心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自我张扬。因为这本书中只有第一辑“我看’中的一些文章，多少还体现了作者对批评对象的某些阅读与思考。此后三辑在我看来纯粹是为了凑数，即努力将此书撑到二百页以上而已。特别是第二辑“我读”中的一些文章，作者借“好为人序”的机会把许多溢美之词廉价地批发给他的一帮哥们姐们，甚至包括日本那个叫什么“娥子”的，读了之后让人反胃，觉得对老舍金庸都“无畏”的王朔先生，怎么见到自己的哥们姐们却全没有“无畏”的气概？这状态很有点像古代的那些惧内官僚，在大堂上耀武扬威，草菅人命，回到家中一看见老婆杏眼圆睁，便两腿直打哆嗦，极尽美言之能事。
《周氏兄弟》（随笔）
（叶兆言，《收获》2000年第1期）
周海波
近些年来，一些所谓文化（学术）随笔渐渐多起来，作家、学者借自己掌握的一些文史材料，或与一些“文化名人”沾亲带故，一些说史料又无史料价值，说学术文章又无学术风格，说学术随笔又难谈得上文学意味的文章就满天飞起来。尽管如此，但我自己还是愿意读读这类随笔，因为这类带有一定学术性和史料性的随笔毕竟少有诗意化散文的那种娇情和做作。读叶兆言的《周氏兄弟》，开初认为作者会落入俗套，写些交往应酬之类的东西，但读进去，发现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鲁迅和周作人的形象，于是，那些叙述、引证、分析、评论，也都与作者应有的才情一起显示出文章特有的文学韵味。
这些年写周氏兄弟的文章已经不少，但我觉得还少有如《周氏兄弟》这样立足于具体实在的人的立场上，一点一滴地去寻找、叙述笔下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人格世界。在我读过的有关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的文章中，恐怕已经将周作人描写成了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即使执著于周作人那段不光彩人生事件上的文章，也不能真正写出一个活的周作人来。叶兆言主要通过周氏兄弟的情感关系以及生活联系，试图靠近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无意于兄弟间的是是非非，而是立意于兄弟情谊与失和以及周作人附逆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问题，并进而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作者勇于与历史人物进行灵魂的对话，解剖人物的精神世界。文章虽然不能满足读者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愿望，但却让我们对一些过于熟悉的材料进行重新的思考。
《阅读吴宓》（随笔）
（叶兆言，《收获》2000年第2期）
戈雪
叶兆言的随笔写得绝对圆熟流利、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丝毫没有学究文章的枯涩，古板，而且，论人论事，不温不火，从容表述中观点自然呈现，让你难于辩驳，不得不服。
叶兆言的《阅读吴宓》以极其生动的笔墨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刻画出一个真实的吴宓，尤其是他性格中的呆和痴。作者选取吴宓办《学衡》杂志，坚守旧文化立场，又屡屡挨骂，却还自鸣成功来写其呆，一些句子极精彩传神，活画出吴宓个性：吴宓常得意于作《学衡》总编辑，“在日记中，吴宓屡屡自我表扬，言过其实，这种流露正是‘呆’之所在，只是不可恶，反而有些可爱。”一语中的，吴宓正是那种呆得可爱的知识分子；吴宓的痴，到了叶兆言笔下就有些不留情面了，直戳吴宓一生的纰漏，“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尤其拈出吴宓留学时与陈寅恪等讨论密室之中，云雨之事后，对异性渴望之心态，还有朋友寄来照片托他在留学生中寻找佳婿，他竟然自荐，让人忍俊不禁。一直到后来，与陈心一结婚、离婚，追求毛彦文，又害怕结婚，而后花花心思，见一个爱一个，甚至为追女学生，帮助她们作弊翻译等等，如此“爱花”、“护花”已经近似贾宝玉了。与其说“痴”不如说“花”了。
以往，我们对于近现代文化人物的评价分析，多停留在其学术研究上。其实，就是大师，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与其心理类型、文化人格密切关联，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内心，贴切地还原。也许，我们的学术会有一个新天地。
《玻璃虫》（长篇小说）
（林白，作家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贺绍俊
林白的写作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她写《玻璃虫》时，这个小世界的气候出奇地好，蓝天白云，空气澄清，风和日丽，鲜花明媚。好气候带来好心情，所以此刻的林白会有满脸的灿烂，她欢蹦乱跳奔向室外，她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游乐场疯狂，就像《玻璃虫》里写的林蛛蛛，来到东方乐园后就变成了“一头发现了猎物的豹子”，从水滑梯上飞下来时会发出“一声骇人的惊叫声”。
林白将她的这部小说称作为“一部虚构的回忆录”，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以“虚构”修饰“回忆录”，是一种错谬，但这种错谬恰是林白的写作特点。她的小说多与她的回忆有关，而且回忆是有阶段性的，或者童年记忆，或者青春记忆，或者生活挫折记忆。但她以往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种抑郁、内凝的灰调子。而这部小说却是自始至终充满快乐和明朗的情绪。这与其说是作者有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不如说是因为记忆的内容决定了她的文本形式。
《玻璃虫》最有价值的一点应该是作品洋溢着的个体自由精神。快乐是缘于自由，作品塑造了一位快乐精灵式的人物林蛛蛛。当然，自由一直是林白作品要表达的主题，但以往的作品中，自由主要是一种目标，而作品更多表现的是追求过程中的精神痛苦。《玻璃虫》的自由则不仅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过程。它描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过程，因而连同作者的写作状态，最终便带给我们一份自由无拘的文本形式。也许，文本形式的意义将大大超过林蛛蛛的那一段快乐的电影生涯。
《我在天堂等你》（长篇小说）
（裘山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周政保
《我在天堂等你》是一部让人慨叹岁月或人的命运的小说，也是一部很感人的小说。小说以其饱满的激情及细腻的人性方式，在凸现老一辈进藏军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巧妙地衔接了不同的时代生活，并以个性形态逐步沟通了两代或三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尤其是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某些隔阂的发生或逐步拆解，以及同样与时代相关的人的命运的揭示，可以让人很具象地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态的变化与动荡。暂且不论“创新”，至少是，作者寻找到了一种既适合女性表达、又顺应题旨实现、并使小说富有感染力的叙述方式。
为了勾连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精神状态，小说在结构上合目的性地选择了层叠交错的时空形式。于是，一方面是历史生活的回忆，一方面是后辈们所面临的人生挑战，但主体线索则是建国初期的一群进藏女兵的坎坷经历，其中有她们的激情、信念、苦难及牺牲，也有她们的爱情与婚姻。那是一个以生命火焰点燃理想的时代。女兵们承受了太多的悲苦磨难，太多的生存极限的严峻考验。她们期盼与追求着神圣而单纯的梦。谁也无法拒绝时代的风雨与阳光，但信仰却是一种永远受人敬重的人格力量。小说的传达很丰富很厚实，但作者最想传达的，则是人生或人的精神状态与信仰的关系——人的信仰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缺乏信仰的支撑，无论是民族还是单个的人，其生存或前行的状态都是难以想像的。
《幼儿园老师》（短篇小说）
（张旻，《作家》2000年第2期）
宗仁发
这是在最大限度上瓦解诗意化爱情的小说，它使爱情归位于游戏的本质。两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突兀的开始，包含着貌似合理的日常判断中完全不具备可能性的成分，但这恰是萌动情愫的挑战性诱因。小说中人物间的玩笑的内容和内心活动在随意自然地契合，甲和乙的关系由于丙和丁的介入，迅速改变成甲与丁的关系和乙与丙的关系。中间经过一段情感疲惫和挪移之后，最终在一次共同出游中再一次颠覆了四个人之间的异性关系。这个短篇小说引发出对爱情问题的终极性追问，也可以说让人感到了爱情的虚无飘渺以及挣扎中的绝望。人的行为发生的惯常逻辑其虚假性的面纱被拂去之后，支撑或左右方向的力量完全来自于微妙的本能性冲动。与其试图将这样的冲动进行理智的整饰，还不如按照游戏的模式来把玩。当然，所有情爱关系的尴尬也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可小说作者的狡黠仍然是按兵不动。
《家族记忆》（中篇小说）
（北村，《大家》2000年第1期）
李玫
如果把北村的《家族记忆》中的康氏家族罗列出一份类似《红楼梦》的人物关系谱系，然后在每个成员后面加括号简要说明其“政治面貌”，如果可能，再标出时段，几乎可以看出近四分之三的世纪以来所谓中国历史的风起云涌。以往的那些标明了的或没有标明的“家族小说”都是这样。比如“激流三部曲”、《四世同堂》，比如《财主的儿女们》，都是以“家族”的悲欢来反映“历史”的离合；或者，如《白鹿原》们那样“重写革命史”。如果在这个层面上阅读，除了中篇的篇幅所限而显得不够丰腴和广阔，《家族记忆》应该不会逊色多少。只是，北村故意绕过了这一层面，或者说，他只是把这些在个人的生活际遇与时代风起云涌之间寻求契合点和一一对应的努力留在了故事层面。《家族记忆》超越了以往“家族小说”而吸引我的是它在故事的光滑的表皮上，不断渗出飘忽的言外之意。在那些被书写为“历史”的一次次风云突变中，祖母只是在历次苦难或战争中一再地说，“我只知道要活下去，活不下去什么也没有。”“你不是兵，要记住你是老百姓，老百姓就得好好活着回来。”所以，“叫你冲，你让别人先冲”。祖母在文本中的定位是“祖母没有文化，一句道理也讲不清楚，从她处理事情的方法看，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且一切为了生存，与某种伟大的目标比，她显得自私和无比渺小”。但祖母的生存哲学让她在历次劫难中死里求生。而且，在那个时代中，“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没主义的”。而在父亲一代中，对父辈的“松”“槐”“柏”三兄弟的不同活法作了展示和比较，这样的对于“三条道路”的刻意安排，很容易导致做作的概念化。但北村的独特，在于把一个家族的历史，抽象到了人的生存意义，把时代的反省转移到了人类生命哲学的普遍意义，让我们不得不吃惊地重新审视我们的某些引以为豪的“知识”。
《耙耧天歌》（中篇小说）
（阎连科，《收获》1999年第6期）
季进
读着《耙耧天歌》，禁不住想起阎连科的另一部中篇《年月日》（《收获》1997年第1期），两者在小说的情境设置、叙述语调、 内涵意蕴上都有着相似之处，几乎可以称作是姊妹篇，前者写母亲，后者写父亲，共同叙写出耙耧山脉下普通生民原生态的揪人故事。比较而言，《耙耧天歌》多了些魔幻色彩，小说中“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的尤石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在灰色天空下苦熬的尤四婆（其实尤石头的影子也许只存在于尤四婆的心中），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寓言性、象征性。在天高远得很，云也淡远得很的耙耧山脉，尤四婆带着四个先天遗传的痴傻的儿女艰难度日，在玉蜀黍绿乌旺旺的墨色与新翻土地的秋黄更替之间，日子“把她的四个傻痴孩娃催催逼逼地一日一日养大了，她的头发便白了，人也日渐地老了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死去的尤石头的枯骨竟治好了二妞的病。于是，她最终用自己的生命、用那红奶奶的汤汁儿，换来了儿女的灵醒。然而，儿女的后代呢？依然会遗传，依然在挣扎，依然需要母亲的生命来激醒。小说的结尾让人想到了尤四婆的故事还在延续，让人感受到了无法摆脱的宿命。《耙耧天歌》或可称为“吃人”原型的现代演绎，苦熬度日与母爱奉献的融合，使小说平添一种撼人的魅力。它充分发挥出了小说的虚构性，并赋予小说极大的象征性。小说离不开虚构，但如果只是虚构得与现实一模一样，那它也就没有了小说的魅力。如果能在虚构的基础上有所升华，使小说既有沉甸甸的真实性，又有抽象化的象征性，那才是优秀的小说。尤其重要的是，《耙耧天歌》以诗意而沉郁之笔写出，没有煽情，没有纯形式的实验，淡淡的语调，不动声色地叙述出巨大的残酷，显示出一个优秀作家的大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耙耧天歌》完全可能成为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佳作，因此，击节赞叹之下，禁不住“点击”给同好奇文共析赏。
《现实与传说》（中篇小说）
（夏季风，《钟山》1999年第2期）
张生
作为读者，一般我们很难弄清一个作家和他小说中的人物的关系，但在看了夏季风的《现实与传说》以后，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篇小说的两个主要角色都与夏季风有关。
一个自然是那个传说里在清朝康熙年间来到中国传教的法国神父张诚，另一个则是现实中讲述这个故事的省档案馆的不知名的小职员“我”。在小说里，通过后者对前者偶尔遗留下来的一封信件的阅读，夏季风把传说和现实，过去和今天，轻而易举然而却是意味深长地编织到了一起。这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伴随着康熙皇帝替自己的祖母治疗眼疾，礼部大臣苏慎修为报丧子之仇借一头大象和军机大臣富尔图展开的那场明争暗斗，而且还让我们目睹了“我”的加入了黑帮的年轻表弟在黑社会的仇杀中亡命的惨剧，就这样，两个故事，两个人，在这篇小说中，因为作者夏季风的存在，打破了现实和传说的阻隔，在同一时间里，也在同一空间里出现了。
但小说所要讲述的并不是这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仇杀故事，它通篇流露出的悲悯之情和结尾的那一段张诚神父为一头死去的大象所作的感人的祈祷，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是想告诉大家，人世间的这些看似清楚的恩恩怨怨，包括苏慎修儿子的死，富尔图的死，甚至还有“我”的表弟的死，就像那头因富尔图一句象胆可以治疗眼病的闲话而被康熙杀掉的大象一样，都是无辜的，没有理由的和值得同情的。
和以往的小说相同，夏季风在这篇小说里还是保持了他那一贯的冷静，这种叙述的特点就像小说里作者借表弟之口描述大象时说的一番话，它有力量，它有那种缓慢推进的力量，具有坚定信念的力量，还有所向披靡的力量。也许，这正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夏季风所要追求的力量。
《都不是外人》（中篇小说）
（陆涛，《大家》2000年第1期）
吴俊
现实应当说是最符合现实主义的。反之亦然。但要是它们突然对不上号了，你说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呢？
京西大嘴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号称大嘴，便是能说，而且，这张大嘴说出的都是大实话。但因此他就被当作“傻乎乎”的，连他自己也认了。这就不怪他的经历变得坎坷起来。小说总题为《二十世纪革命现实主义展览·京西大嘴跟别人较劲的日子里一号厅：都不是外人》，实则小说通篇所写的都无不构成对于“现实”的反讽。京西大嘴用大实话“跟别人较劲”，而越较劲他就显得越傻。在这过程中，大实话也变得最不现实。小说的现实主义于是就成为反讽现实的构图。但问题还并不仅到此为止，现实与现实主义（这恰恰也是京西大嘴奉行的生活处世信条，不管他有没有这种自觉的理论觉悟）的脱节，顺便带出的其实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危机。以此来看，不妨说“二十世纪革命现实主义展览”构成的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反讽。
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没法跟谁较劲。这时，有一种感觉势不可挡地冒出来了，这就是“饿”。——“好饿呀”是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句话。你总不能跟它较劲吧。这无关乎任何主义，却是最现实的。如果勉强把它也称作是现实主义，道理倒有一点，但这又很难不说是现实对于现实主义的反讽了。——可怜的现实主义呵。
我把这部小说读成具有多重意义指向的文学文本。
《心跳》（中篇小说）
（叶开，《钟山》2000年第2期）
张闳
这个题目不太好，但故事很有趣。一个生活在幻觉中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自我迷恋和陶醉，但又不断被欲望所驱使——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当然，要揭示这一点也并不难。但要使这样一个故事变得很有趣，则不那么容易。叶开的讲述很有吸引力。联系故事的线索是一本书（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书，显然是知识分子生活的象征性的物件。主人公姜挥被自己的一个很浪漫的想法所攫获（就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于是便陷入漫无尽头的追寻当中。在学院这个“小世界”里，主人公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充满了误会和荒唐的事情。这使我们看到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灰色形象。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他得到了一个他并不想得到的东西：一个平庸的女人以及像这个女人一样的日常生活。他的梦想不过是一个可笑的错觉而已。小说有卡尔维诺式的机智的叙事和戴维·洛奇式的反讽色彩。主人公姜挥就是这个“小世界”中的“寒冬夜行人”。
《隐匿者》（中篇小说）
（胡发云，《中国作家》2000年第3期）
周海波
胡发云在这个中篇小说中首先向我们提供了“隐匿者”这个极为重要而又普遍的、历史的也是道德的概念，并通过这一概念提出一个似乎已经被人们忽略的而又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它不再是悲剧，却又是悲剧，它只是某些个体性的个人问题，却不仅是个体性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相当普遍而又相当敏感的问题。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一拨又一拨的人，都成为了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隐匿者”。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胆量脱下隐者的藏身衣，以“焚香木以求涅槃的道德勇气”，向世人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或过错，勇敢地站立在社会和历史面前。作为“隐匿者”的吉为民在读到那篇让他感到如五雷轰顶的索咪咪的文章之前，他自认为一直持守着道德上的优越感，而且在群众中保持着良好的口碑。但当他作为一个“隐匿者”出现在作品中时，他的道德感被彻底击毁了。吉为民试图走出那个可怕的阴影，向曾经被他打过的索校长的女儿承认那段历史，从“隐匿者”的阴影中、从道德的负重中解脱出来。吉为民的形象无疑是作者理想化了的道德人物，作者试图借这一人物进一步提出“能永远隐匿下去么”这一令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但更为可怕的是，当“隐匿者”浮出水面时，另一些“大隐”却难以接受，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由自己，或由组织，想尽一切办法继续隐匿下去；而浮出水面的吉为民则将成为现实中另类的“隐匿者”了。小说所提出的问题和所留下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作者所能回答得了的，但却是慑人心魄的。
《惊世之作》（中篇小说）
（池莉，《钟山》2000年第2期）
贾梦玮
读了池莉的中篇新作《惊世之作》，觉得池莉像一位刑警——心理与人性的刑警。一位好的小说家，首先应该是这样一位合格的刑警。
表面上看来，这篇小说像一部好莱坞电影，煞是好看：情节曲折，扣人心弦，达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地步。像列可立潜入陈荣波的房间，遍寻他志在必得的巨款存单而不得时，恰逢陈荣波违背常规提前回家，迫不得已钻入床下，正好看到了被装在塑料封套中用图钉摁在床下的存单，这样的情节应是在好莱坞电影中才能看到的。看得出来，池莉是在精心建构男主人公列可立的“惊世之作”。在小说不注重情节故事的今天，池莉的这种努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多小说家，有几个能真正把故事写好的？
一个成熟的刑警，不仅要看准人物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种种潜在可能，找出人物言行的心理动因和根据。列可立是一个既成熟又聪明的男人，绝无犯罪前科，似乎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性。但正是这个聪明而又成熟的男人由于极偶然的因素，竟萌发并实施了周密的偷窃计划，最后因为对被盗的女人陈荣波不由自主产生了好感，聪明反被聪明误，撞在本为国际刑警组织女刑警的陈荣波的枪口上。列可立的外在行动看似离奇，却都有着充分的内在的性格心理和现实依据；在老谋深算的“刑警”池莉这里，列可立可不是误撞枪口，心理行为的蛛丝马迹尽在她的掌握之中，逃不过刑警的眼睛，不管他多么聪明，多么成熟，多么“技术”；《惊世之作》中，池莉在叙事技巧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加之出色的灵魂刑侦能力，列可立栽在她的手里，因此成了成功人物——成功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典型，很是耐人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