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一、目标导航：
中美关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国家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走向，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实现了正常化，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是两国关系经常是在进展与停滞、合作与对抗中来回摆动。由于中美之间既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又在朝核、伊核、中东等问题、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蔓延、建立维护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新体制、保护国际环境、管理全球经济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只能是在斗争中合作，在斗争中发展。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于探讨亚太地区局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备考提示：
（一）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
1．此专题涉及的知识要点头绪多，跨度大，复习时，可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归纳出中美之间的阶段特征，再从阶段特征入手把握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史实。
2．从中国近现代史角度来考查中美关系，应力求与教材历史知识相衔接，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阶段的相关知识的梳理、小结、整合，最后形成中美关系史的完整的知识体系。
3．掌握中美之间的关系的相关内容，还必须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和措施的原因、表现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二）注重知识之间的拓展
1．高考对于专题的考查，并不仅仅局限对历史史实的罗列，要善于质疑问难，将已有的知识进行必要的拓展和深化。
２．注重历史与现实联系，对历史问题进行现实思考，现实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对于历史不同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要进行现实的思考，得出正确的认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理解我国今天的对外政策。
（三）关注与专题相关的热点
１．要把社会热点与学科知识进行有机的联系，寻找最佳结合点、切入点。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台湾问题、中东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等等，认识、把握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国之间的态度取向和搏奕。
２．对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合作与潜在的冲突要进行分析认识。如在世界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东亚局势、台湾问题等方面加强知识之间的注意联系。要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时代的意识去解读这些历史、关注现实，得出结论，把现实的热点问题放在历史背景和历史经验中去思考。 中美关系30年——第一篇 打破坚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美国政府经过了短时间的“眺望”，对新中国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不承认”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美两国政府面对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形势，都重新调整了外交政策包括两国间的相互政策，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开始试探和接触。
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1971年7月和10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两次秘密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第二篇 正式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全公报》。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篇 向前发展
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两国间的交入和合作开辟了道路。30年来，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和起伏，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中美保持了领导人的互访和高级官员的磋商，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
美国国家保密档案最近解密了41份美国政府的绝密文件，以及长达500小时的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办公室里的谈话录音，披露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内幕：基辛格坚决反对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尼克松试图在越南动用原子弹；美国政府数次试图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基辛格秘密访华细节解密
在41份最新解密的绝密文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内容。基辛格是怎么成为秘密特使的呢？这个问题甚至连基辛格的自传都没有提及。根据刚刚解密的1971年4月27日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谈话，尼克松最初考虑赴华与周恩来总理秘密会晤的特使人选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和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尼克松先提出洛克菲勒，基辛格连说不妥：“虽说他是个可能的人选，但这个人的纪律性不强。”那么，布什怎样？基辛格断然否认了布什：“他，当然不成！他太软，
还不够机警。”尼克格无奈地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最终，尼克松让基辛格担此重任，秘密前往中国与周总理会晤。
对于这次秘密会晤，尼克松访华30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其核心内容，还有的美国历史学家甚至武断地认为，基辛格与周总理的这次秘密会晤中，没有过多涉及中美关系间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解密文件显示，基辛格和周总理首次秘密会晤有1／3的内容涉及台湾。周总理非常明确地告诉基辛格，中美要建交的话，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必须回归祖国怀抱”。对此，基辛格表示，美国将先撤走2／3的驻台美军，在越战结束后，再撤走所有的驻台美军。基辛格说：“至于台湾的政治未来，我们不赞同‘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方案。”基辛格在与周总理会晤谈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美国急于结束越战，甚至准备单方面撤军，不惜放弃南越政权！
尼克松想用原子弹结束越战
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的时候，口口声声说他有一个“结束越战的秘密方案”。许多历史学家以为，尼克松的“秘密方案”是逐步放弃越南的计划。其实错了，他的秘密方案代号“歪球”，内容是准备用原子弹来结束越战！
尼克松政府随后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准备打“歪球”的计划：1969年8月4日，基辛格与南越政权代表在巴黎举行了秘密会晤，基辛格称：“如果在11月1日前越南战场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话，美军将不得不采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措施。”10月1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了准备核战争的最高戒备状态“DEFCON1”：装备有核弹的美军B－52战略轰炸机24小时升空盘旋；“民兵”导弹瞄准了苏联和北越的目标。由于遭到美国盟国的强烈反对，所以29天后，尼克松打消了向北越和苏联发动核战争的主意。不过，尼克松并没有死心。
1972年4月25日，录音带准确录下了尼克松在行政办公室里与基辛格之间的对话。基辛格先是向尼克松罗列了诸如攻击越南发电厂和大坝等扩大越战的设想。而尼克松则表示：“我还是想动用原子弹。”此时的基辛格显然已经明智了许多：“动用原子弹！我个人认为太过了点吧！”尼克松不甘心追问说：“你觉得原子弹让你不安么？我只想让你多考虑一下。”
16次考虑动用核武
其实，尼克松想在越南动用原子弹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打核武器的主意。与尼克松白宫秘密录音同时解密的美国政府绝密档案还透露了一个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幕，那就是在39年的冷战中，美国政府先后16次试图动用核武器。
冷战后，美国首次试图动用核武器是1946年第一次伊朗危机期间。按照二战中美苏的战时协议，伊朗应由美国和苏联联合占领，这样的话，盟军援苏的车队就可以通过伊朗到达苏联了，战争结束后，苏联可以与英国共享伊朗的石油资源。然而，二战结束后，苏军没有按战前的协议撤出伊朗北部地区，反而向伊苏边境调集大量的坦克，同时在与伊朗接壤的阿塞拜疆地区推行革命，这自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极度不满。美国总
统杜鲁门亲自召见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科，发出最后通牒说，苏军必须在48小时之内，也就是1946年3月2日之前撤出伊朗北部地区。杜鲁门对葛罗米科的原话是：“（否则）我们是会向你们投原子弹的！”杜鲁门的要挟得逞了，苏军在48小时之内撤出了伊朗北部地区！
尝到甜头的杜鲁门总统在8个月后再度威胁要动用核武器。这次他的核武器瞄准的是南斯拉夫。杜鲁门此次核威胁的背景是：在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游击队在抵抗德国占领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活跃，并且得到了英国的全力支持。南斯拉夫成为欧洲惟一一个不靠外来帮助从德国占领军手里解放自己的国家，因此在其邻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纷纷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时候，南斯拉夫则作为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国家而存在。与南斯拉夫南部接壤的希腊，在解放后立即卷入了一场左翼和右翼游击队相互对抗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南斯拉夫支持左翼游击队，而美国支持的是右翼游击队。为了确保希腊不落入亲共产党游击队手中，美国频频派战机飞越南斯拉夫领空监视希腊内战的情况。1946年11月，一架美军战机在南斯拉夫上空被击落。杜鲁门政府立即派6架装备有原子弹的B－29战略轰炸机进抵德国，并且编队飞越南斯南拉上空，公然威胁南斯拉夫：如果再有美国战机被南斯拉夫击落的话，美国的原子弹将在南斯拉夫境内爆炸！这次，杜鲁门又得逞了：南联斯拉夫人民军再也没有向美军战机开过炮，而美国战机在南斯拉夫领空就像是出入“杜鲁门家的后花园”一样。美国第三次威胁要动用核武器是在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军甚至制定了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具体计划。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决了参联会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战的要求。1949年9月30日，危机结束。同时，由于苏联试验成功了原子弹，美国独霸核弹的时代告终。
此后直到冷战结束，美国还先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柏林危机、第三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约旦、以色列危机期间试图发动核战争。
50年前，美四次欲对中国发动核战
在美国16次核战争威胁中，有四次把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的头上。
第一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在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总统说：“我们一直在考虑使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并非口头威胁，美军真的制定了代号为“地铺行动”的全面核战争方案。随着核战争之门渐渐开启，1950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少将拉洛请求参联会动用原子弹以粉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企图，掩护“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半岛；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西敏顿建议对中国实施核突袭，同时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1951年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全体人员会议，要求美国政府做好对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8月14日，参联会开始认真研究在朝鲜半岛使用新型马克IX型和W－19战术核弹的具体方案；1953年5月19日，参联会请求发动一场将战场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的全面进攻计划，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11月2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总理勒尔内强烈反对美国动用核武器。‘
美国第二次企图对中国动核武是在越战第一阶段。1954年3月，3000法军在奠边府陷入越南人民军重围。3月8日，法国将军厄雷飞赴华盛顿向美国人求助；3月25日，美国陆军作战部门建议在越南动用核武器；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所谓“多
米诺骨牌原理”：如果越南落入共产党手里，那么整个亚洲就会陷入红色海洋之中；4月1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国务卿杜勒斯和拉什福德上将飞赴欧洲，向盟友们推销“秃鹫行动方案”。按照这一行动方案，美军将对越南人民军发动核攻击，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同时实施“基础作战方案”，准备动用735架战略轰炸机满载1750枚核弹头对中国和苏联实施全面核打击！好在法国还算明智，4月23日，法国外长拒绝了美国向法国提供两枚原子弹的“帮助”；5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拉什福德上将再次提议，如果中国军队支持越南人民军进攻河内的话，就立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6月19日，艾森豪威尔质疑道：“用原子弹轰炸中国实际上意味着轰炸苏联。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将如何应对？”
美国第三次企图对中国实施核攻击是1954年解放军炮轰金门期间。1954年9月，解放军开始万炮轰金门；9月12日，美国参联会建议用原子弹攻击中国；11月23日，中国公开审判13名朝鲜战争期间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参联会再次要求用原子弹打击中国。1955年2月1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强烈反对美国动用原子弹帮助蒋介石“保卫”金门、马祖；3月15日，艾森豪威尔公然声称：“你们能用炮弹，我们就能用原子弹。”这一说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北约外长们一致强烈反对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
美国第四次企图对中国动用核武是1958年解放军再次炮轰金门、马祖期间。8月24日，美国参联会主席要求总统授权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以动用原子弹的权力。9月7日，苏联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如果美国用原子弹攻击中国的话，那么苏联将坚定地站在中国这边。9月19日，苏联再次发出类似警告。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及对美的态度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16]（p158）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备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扛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稍加调整。
三追赶美国：以经济促外交的大胆尝试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马，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因为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15]（p448）。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诚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7]（p105-106，111）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18]（p581-583）。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8]（p412-413）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终于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要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情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做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放弃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政策，但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没有能够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
任何作用。美国政府坚持中国必须首先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坚持要协防台湾。随后，美国谈判代表更很快就拒绝在会谈中与中方代表讨论台湾问题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再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愤懑的情绪。苏加诺主张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却表示“慢一点好”。苏加诺不解地问毛：“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毛坦言：“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西德等等，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或者还在投蒋介石的票。美、英、法，再加上一个蒋介石，又都是安理会的成员，安理会成员有否决权，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提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毛泽东已经不再对这些外交努力抱多少希望了。打仗出身的他显然相信，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实力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相信，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两种，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19]（p263-274）在美国坚持干涉政策的情况下，前一种办法实际上做不到，因此毛泽东这时急于想要实现的其实只是后一种办法，即先把自己建设强大，然后再来与美国人谈收回台湾的问题。
中国明明是一个大国，却因为贫弱落后而被资本主义强国看不起，不仅得不到承认，而且连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去的联合国，中国却不能进，这种屈辱的外交体验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刺激。1955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想尽办法不和中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来迫使美国改变态度了。他明确告诉那些曾经尝试着推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企业家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5]（P500）
争一口气的想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被迅速地激发起来了。1956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赶超美国的问题。他极具鼓动性地告诫大会的代表们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20]（p296）
尽管毛泽东经常在讲，希望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迟一些建交，说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准备一万年也不进联合国，但这些话其实恰恰反映出他内心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境遇忿忿不平且极度焦虑的心态。以中国经济之落后，毛泽东深知要想靠自己的力量赶上和超过美国是何等的不容易。1955年秋他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时，他不能不提出要准备一百年，力争五十年。计划七十五年的设想。1956年夏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虽然相信中国落后于美国不过六十年，也还是不能不表示要用五六十年来赶超美国。然而，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真的会等五六十年再来解决台湾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吗？当然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56年年底，即使他对苏联已有颇多批评之后，依旧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国人说，“一边倒”政策没有错。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
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了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有谁会真心帮助我们建设强国的工业基础呢？只有苏联。“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靠苏联的帮助建立起来的。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包括7个钢铁联合企业、24个电站、27个煤井和洗煤厂、10个冶金企业、7个化学工厂和十几个机械制造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厂。毛泽东清楚地了解，这些工业企业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核心，并将成为今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21]（p381）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那样满意。三年实现经济恢复，三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6年就走完了苏联用19年才走完的道路（注：俄国革命后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即从1917-1929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然后又用了7年时间，即从1929-1936年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这种速度使他很自然地不满意在工业化问题上总要被动地跟着苏联走。他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连续几个月时间根据政府各个经济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大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中国加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0]（p267-288）；[22]（p82-109）
不满足于苏联人的经验，想要进一步加速经济建设，迅速提升国力，促使毛泽东在1955年直至1956年上半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也是他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然而，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对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明显地产生了某种冲击。从他自这一年春天起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中，可以逐渐地发现，他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可参见毛泽东：《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344-345页。）。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最高统帅斯大林被共产党人自己描绘成凶残的暴君，共产党的形象空前受损。大批深感理想破灭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共产党，西欧国家一些共产党不能不更进一步公开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对能否把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截然分开，一方面坚持革命的目标与理念，一方面大力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作法，开始抱以怀疑的态度。
毛泽东非常注重意识形态，他深信美国对新中国的歧视与刁难，根本上与美国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有关。因此，他不能不相信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斗争，其实也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息息相关的。站在这样一种角度看问题，他当然不能赞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自揭疮疤，或在其他事关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问题上，只讲缓和与和平，不讲革命与战争，向资本主义世界示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逐渐认为，赫鲁晓夫他们已经丢掉了革命的精神，中国党应当在推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发挥某种主导的作用了。
1957年夏秋之际，一个喜讯传来，在美国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下，苏联卫星首先上了天。这种情况，给了深信社会主义必优于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随后，莫斯科同意向中国提供导弹运载及原子弹制造技术，双方很快于10月15日就此签订了相关的协定，这更使毛泽东备感兴奋。苏联先于美国成功试射卫星上天，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苏联同意向中国转让导弹和核弹这种尖端的制造技术，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地位大大提升。而且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急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以抗衡美国的强烈渴望。他曾再三强调，无论怎样困难，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来。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掌握了原子弹，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最终迫使美国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畏惧美国的共产党人不要害怕革命与战争，毛泽东于这一年的11月亲赴莫斯科，乘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机会，来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23]（p321-329）。但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多半并不是说服了那些更乐于看到世界和平共处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早巳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支持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斗争的态度；毛泽东意外收获的，是经济大跃进的雄心。当时，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决议，准备公开提出15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赶超美国，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一个目标。如今苏联人公开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自然备受刺激，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计划。不过，他内心里瞄的，其实还是美国。他希望能够乘此东风，用最短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迅速提升中国的国力，以便根本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四第二次炮击金门：直接对美，间接对苏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主要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之后，特别指出道：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有意见；另一个是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持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4]（p152）
和平共处不能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那么，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党提出并且正在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不能继续呢？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希望能够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划分开来，因而明确讲：国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坚持世界革命理念，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又同当事国政府在国家关系上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地和平共处呢？显然，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包含着不得以任何
形式支持建交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而只要坚持支持其他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当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固然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应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但他在这以后却已经再也不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了。不仅不宣传，而且对前此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有目的地加以调整。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婉地指出，中国前此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存在着与苏联相似的问题。他明确认为，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也要有所划分。正确的对外关系也还是要强调又团结又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满足于和平共处是不行的，[23]（p16）
2月初，自1954年以来积极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推动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改由更多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元帅来对外代表中国。而这一年外交工作开始革命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面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在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引发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对日政策过分软弱，只重贸易，不重政治种下的恶果。为此，周恩来甚至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注：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及中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王泰平前引书，第18-19页；《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在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这一报告中曾就中国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强大措施提出过委婉的批评，称：中国这时的对日措施多少有些偏激的地方。比如“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根据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要加强斗争性的新思维，外交部专门召开了务虚会，端正思想。务虚的结果，周恩来以往的和平外交方针难免被批评为“右倾保守”。按照外交部务虚会后确定下来的方针，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样一种革命化的方向转变。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大跃进运动，力求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争取把生产促上去，早日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毛泽东深信，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比如战争经验、群众动员经验以及政治工作经验等等，完全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出新的奇迹来，使中国在迈向强国的路上走得更快一点，让美国人再也不敢无视中国。事实上，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明显地憋着一股气。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曾很不服气地对与会代表们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26]（p78）
要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赶上美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不行，必须要来一个“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被迅速发动起来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23]（p380）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全国上下9000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注：据当时的资料，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而由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则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80-1150万吨左右，下一年度则要超过2000万吨。）。赶超英国已经不是问题，毛泽东马上开始把赶超的锁定在了美国身上。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准备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加8年赶上美国的15竿奋斗目标[27].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23]（p278）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23]（p381）。进入到9月初，
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23]（p368）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处理对外事务的心态发生改变。1958年夏天之所以会接连发生毛泽东斥责苏联和挑战美国的重大事件，与此不无关连。
斥责苏联的直接原因是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在中国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在当时是中苏两方军事部门的共同需要，然而毛泽东强调主权，坚持电台的所有权要属于中国，故主张中国出资，中苏共同使用；而苏联军方则坚持双方出资，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双方为此从4月交涉到7月，始终未能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让毛很不高兴，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针对中方要求苏方提供核潜艇及其在中国设厂制造核潜艇一事，令其大使向毛泽东说明希望通过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方式，一方面满足中方加强海防的需要，一方面也为苏联海军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国人提供便利。两件事加在一起，使正在为大跃进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异常愤怒。他为此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斥责苏联大使，并且在游泳池边批评赶来解释原委的赫鲁晓夫，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断言苏方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人，“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19]（p323-224）毛泽东的怒气虽然因赫鲁晓夫亲来北京，反复解释，最终得以化解，但中苏两目的同盟关系明显地受到影响。在随后的台海危机过程中，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不向苏方打招呼；事发后苏方询问，中方强硬表示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苏方提议向中方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震慑美国，毛则强调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认为苏方此举仍是想控制自己[24]（p187）。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正变得十分敏感。
挑战美国，再度决定炮击金门，同样与毛泽东昂扬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其直接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轻视。本来，中美两国间自195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大使级会谈这种接触的方式。虽然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仍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样一种接触的渠道。不料，到1957年底，早就对谈判失去兴趣的美国方面，以谈判代表调离，只能以代办出面与中方接触的方式，意图借此停止与中方的这种外交接触。美国人的这种作法，在中国方面看来，无疑是污辱性的。鉴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纯粹是中方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自己得来的，毛泽东不能不设想，美国如今蓄意中止谈判，也与其不再重视中国的心态有关 中美两国人民在总体上对对方存有好感，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视作威胁，许多中国人也认为美国正在遏制中国的崛起。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态度可谓喜忧交织、希望与疑虑并存。这是今天在华盛顿公布的题为《希望与恐惧：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大型民调的主要结论。
该民调由百人会和佐格比国际调研公司联合进行，其中中国部分数据取自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独立完成的项目《中国人看世界》。实地访问于2007年8月18日至9月19日在中美两国同时进行，访问群体包括中美普通公众、意见领袖、商界精英以及美国国会工作人员。有效随机受访者总数为6113人，其中中国为4463人。
问卷包括65个问题，主要有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如何看对方国家民众对本国的看法，中美贸易是否是有利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崛起的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威胁、潜在威胁还是合作伙伴？20年后谁将成为世界或地区超级大国？美国是否欢迎中国的崛起？中美在哪
两个领域具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是否应军事协防台湾？如何评价中美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的成效？中美两国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等。
在总体印象上，中美两国受访者半数以上都对对方国家、人民和文化存有良好印象，16%的两国受访者都愿意有朝一日去对方国家居住。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首先是反恐战争、对外政策、地标性建筑和城市等。而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则是众多人口、独特文化等，精英美国人则更多想到中国日益上升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有意思的是，中国受访者中的共产党员要比非党员对美国的看法更积极，美国则是低收入美国人比高收入美国人、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对华态度要积极些。数据显示，与百人会两年前的民调相比，美国普通民众对华好感率下降了7%，而一向对中国持消极看法的国会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度则从两年前的19%上升到35%。在美国国会保护主义情绪浓厚、正在酝酿多个不利于中国议案的今天，这一结论显得令人费解。
百人会研究委员会两主席之一、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中李成博士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民调进行的时间有关。今年八、九月间恰值美国媒体大量炒作中国食品、玩具安全，加上中国进行的反卫星试验等，都影响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调查显示，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现在对中国产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李成认为，而国会工作人员更容易从利益分享等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从中国的政体、人权等问题上，更多地从中国的全球角色以及这一角色所体现的责任与挑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考虑到这一背景，可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日趋积极。几乎所有受访的美国人都欢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张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在双边关系排序上，美国人将中国列为第三大重要伙伴，排为英国和日本之后，中国人则视美国为第一伙伴，排在俄罗斯之前。以往由两国分别进行的民调显示，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要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积极的得多。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己经大大缩小。
关于中美经贸：几乎所有接受调查访问的两国民众都认同中美贸易有利于本国经济，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为美国消费者创造了经济福利，即使是美国民众中的工会成员也持此看法。中美商业领袖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认为中国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是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最大的消费市场，不断繁荣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60%的美国人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或潜在的威胁，3/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岗位流失。美国商界精英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将是美国制造业“外包”的首选地，中国商界不赞成这一观点。美国商界认为在中国作生意的最大障碍分别为腐败、侵犯知识产权、官僚主义干预，中国商界认为在美国做生意的障碍来自官僚主义干预、贸易壁垒以及文化和立法区别。
全球影响，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相信中国的影响在过去10年上升，只有半数中国人认为美国的影响有所下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20年后美国仍将是超级大国，只有不足40%的中国人持相同观点。相反，超过半数的中国民众和商界领导人相信中国将是20年后的超级大国。两国民众都相信中国在20年后将成为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公众与精英均肯定中国目前选择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中国人的自信度明显上升。而美国公众与精英中的大多数则对美国目前的走向不予认同。
可能的冲突因素，7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日益上升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或潜在的威胁。而2005年的这一数据为66%。近半数的中国受访者都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受访者普遍认为，贸易、能源和环境是两国最重要的合作与互动领域。美国人眼中影响
中美关系的最突出的两大问题集中在经济领域：中国导致美国的工作流失以及美中贸易逆差。在中国人看来，台湾问题则最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众主流不支持美国对台的军事协防义务（支持的比例小于1/3），当前对协防台湾持否定态度的美国精英群体也有所上升。但是，有近半数的国会工作人员仍持赞成态度。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中美双方公众均给予美国政府负面评价，更多的美国人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府。
关于北京奥运，中美公众均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还有相当的两国公众认为北京奥运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体系与规则。有微妙差别的是，虽然中美受访者均认为中国应透过奥运表现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繁荣富强的国际形象，但53%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更强调中国应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形象，30%的中国受访者还认为应通过奥运表现中国社会和谐的一面。
关于移民，大部分美国人认为长远而言中国移民对美国社会将产生积极影响，美国社会为中国人及华裔美国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大多数中国人则认为在华美国人虽然对中国社会没有影响，但却享有上好的待遇。
中美之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希望与恐惧交织的复杂局面？李成认为，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对对方国家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中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增加了两国合作的可能，也必然带来对冲突的担忧。本次民调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精英群体并不完全了解民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一些政策，必然会增加两国间的误解。他举例说，许多美国领导人认为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对即将来临的美国大选来说，如果候选人打算拿中国作靶子，就应该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反作用。同样，国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也应该认识到，商界领导人不会跟随他们的看法走，普通民众也未必买他们的好。此外，媒体的报道也是造成中美两国恐惧的原因。两国的受访者都认为对方国家媒体未能准确客观地报道对方国家。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目前这种复杂局面。
这次民调的主办方百人会是一个由美国各领域的杰出华人组成的非牟利、非政治组织，自199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建设性关系的发展。该会会长傅履仁将军表示，民调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国与美国的公众和精英对彼此国家、人民及双边关系的看法，从而为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建议，达到以善意弥补偏见，以利益减少分歧，以希望取代恐惧的目的。具体承办这次民调的佐格比国际是一家位于纽约的知名调研公司，以准确率高著称。
希拉里全面阐述外交政策：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在人气猛增的同时，希拉里不失时机地在11月／12月一期的《外交》杂志双月刊（提前出版）上撰文，集中阐述外交政策主张。美国媒体认为，希拉里这篇名为《21世纪的安全与机遇》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当前美国民主党关于对外政策的主流观点。其主要观点为：同时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与敌人谈判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处理贫穷和疾病等威胁国际体系稳定的问题；重视实务而非意识形态等。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希拉里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并主张采取对华接触政策。在开篇谈到美国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时，她说，“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必须融入国际体系”。在专述中国的段落中，希拉里认为：“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她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系极大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分歧很深，但美中合作的空间很大。
希拉里说，美国必须通过经营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缩小分歧的方式，说服中国加入国际机构和支持国际规则。她还着重谈到了中美之间的环保合作问题。她认为，美国应与中国及日本发起一个联合项目，以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希拉里还谈到了中国将给美国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非洲。她宣称，在资源领域，“美国在非洲面临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竞争。”
反复多变确有原因
总体而言，希拉里在这篇文章里谈及中国时，调子是积极的，讲合作多于讲矛盾。但从她以往的讲话来看，她对中国问题的表态反复多变，有“忽冷忽热”的感觉。
前不久，希拉里曾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一方面宣扬“中国持有大批美国国债威胁美国经济自主”，另一方面又加入“中国商品威胁论”的大合唱，甚至号召抵制中国商品。此外，她还支持向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提案，希望借此压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
在中美关系当中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希拉里给人的感觉也是态度不明、摇摆不定。不久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披露，两年前他听希拉里说，“美国政府、美国人民永远不会为了台湾去打仗”。但之后希拉里却通过发言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她倾向于支持包括布什在内的此前7届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保持战略模糊政策。
其实，希拉里在对华政策方面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放在美国政治的背景下考察则不足为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是美国政界主流的一种共识。但为了拉选票，美国的政治候选人在面对不同的利益团体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表态。比如，在对黑人听众演讲时，就会多讲一些提倡种族平等的话；而面对劳工和工会团体时，则会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嫁祸于其他国家。而一旦当政，则必须从实际出发处理外交问题，包括中美关系。
希拉里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过来人，想必十分了解其中的玄机。因此，对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有关中国政策的各种不同说法，更多的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2009.04.01
白宫就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于4月1日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G20
Financial Summit)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发表声明。以下是声明全文的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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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即时发表
2009年4月1日
关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晤的声明
2009年4月1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两位国家元首就美中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I. 加强美中关系
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美中关系，保持并加强各个层次的交流。胡锦涛主席邀请奥巴马总统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奥巴马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双方决定建立
(
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在经济贸易、反恐怖主义、执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还同意恢复和扩大在防扩散和其他国际安全问题上的磋商。双方欢迎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当局、学术界和青年等各界人士间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双方同意尽快恢复人权对话。
双方共同致力于军方对军方的关系，并将为继续改善和发展这种关系而努力。双方同意，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U.S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上将应邀于4月对中国进行访问，参加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6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也期待中国高层军事官员年内访美。 双方同意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共同努力化解及缓和危害全球和地区稳定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包括朝鲜半岛(Korean Peninsula)无核化、伊朗(Iran)核问题、苏丹(Sudan)人道危机以及南亚(South Asia)局势等。
双方同意增进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对话和实际合作，以《中美能源环境10年合作框架》(China-US Ten Yea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Framework)为基础，在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积极合作，为哥本哈根会议(Copenhagen conference)取得积极成果同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II. 加强经济和金融合作
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面临的挑战。双方坚定地表示，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经济大国，将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使世界经济恢复强劲增长，加强国际金融体制，防止这类严重危机再度发生。
两国领导人表示，欢迎对方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并一致认为这些措施已开始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作用。双方还一致认为，稳固的金融体制是恢复增长的关键。双方对两国为解决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做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奥巴马总统重申美国实施《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和《金融稳定计划》(Financial Stability Plan)的坚定立场。他强调指出，复苏一旦达到稳固的程度，美国将着手削减本国财政赤字，使赤字降低到目前的一半，达到可持续的水平。胡锦涛主席则强调，中国致力于增强并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以确保可持续增长，并保障经济以稳定的、相对较快的速度发展。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应有更多的资源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美中两国将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行动。中国和美国同意，双方将共同努力，坚定支持有利于所有各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流通。为此，双方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并将维护美中贸易关系的健全和稳定。
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讨论了为改革和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在监督和管理方面必须实施的变革，其中包括监管标准。胡锦涛主席欢迎美国最近宣布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奥巴马总统欢迎中国为继续发展和改革其金融体系表示的承诺。
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全面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结构。奥巴马总统强调，这类改革必不可少，可使有关组织更好地体现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全球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
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最后指出， 当前美中两国继续密切合作对维持世界经济的健全至关重要，未来也将如此。双方均认识到，作为经济大国，美国和中国有必要进行合作，也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将通过两国已决定建立的战略和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气候变化和能源及其他重要问题上交换意见，加强协调与合作。
克林顿国务卿在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举行会谈后发表讲话
克林顿国务卿：下午好。我刚刚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举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同他共进午餐，探讨了我们共同关心的范围广泛的议题。正如我在最近访问
北京时说过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对双方都非常重要，美国希望和中国共同构筑一种积极的、合作性的、全面的关系，同时与中国一道努力，应对共同面临的威胁并抓住共有的机会。
我和杨部长用一些时间为我们两国元首即将于四月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
(G-20)峰会上的首次会晤作了准备。我们还就此次峰会的筹备工作交换了意见，杨部长还将会晤盖特纳部长（Secretary Geithner），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和中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要确保本次峰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采取切实的行动步骤，促成一项协调一致的全球应对方案，以稳定全球经济并启动复苏。 我们还探讨了共同面临的一系列安全挑战，其中包括我们为争取实现北韩无核化，增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应对伊朗提出的挑衅所作的努力。我们商讨了共同解决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途径，帮助因巴希尔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处境危险的140多万人摆脱苦难。
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我们谈到了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即将与中方代表举行的会谈。
此外，我和杨部长还探讨了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其中包括人权和西藏问题。正如我多次重申的，促进人权是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一项关键内容。它是我们运用和界定巧实力的一部分。它在我们强调外交和发展的这个时代至关重要。
我们的一个核心信念是，各个国家不仅必须遵循、而且必须帮助形成那些决定人民能否自由生活并最充分参与社会事务的全球准则。的确，我国自身必须为争取实现自己的理念而继续努力。
我们与各国的双边关系包含着范围广泛的议题，但我们向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明确表示，对人权的双边及多边承诺，同我们在安全、全球经济、能源、气候变化和其他紧迫问题上的努力一样，对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出发，我和杨部长讨论了恢复我们两国间的人权对话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公开对话将继续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方针。人权问题是我们整体议程的一部分。
我还提出了我们对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涉及美国海军舰艇
毫无疑问，世界局势给美国和中国带来了满而艰巨的议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一种积极的、合作性的、全面的关系。我们相信，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进步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愿意回答提问。
伍德先生：第一个请艾尔沙德(Arshad)。
克林顿国务卿：你好吗，艾尔沙德？
问：很好，谢谢。克林顿国务卿，关于
关于准备20国集团峰会的问题，你是否认为中国在刺激本国经济方面已经采取足够行动？对这样一个观点你如何回应，即：鉴于美国负债累累，特别是对中国，你们在这些问题上对他们没有很大影响力？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全面的问题。(笑声) 关于
关于20国集团峰会问题，20国集团峰会的重要结果是与会各国必须就各自和集体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通过刺激需求和进行能尽快见效的投资来刺激全球经济复苏。我认为中方已经致力的刺激方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
与伦敦峰会结果相关的一些问题，不仅必须在美中两国间，而且必须在所有与会国间予以解决。从现在到举行伦敦峰会这段时间里，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但我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有坚定的决心和意愿发挥有成效的建设性作用，帮助世界走向复苏，这不仅对恢复增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而且也对减轻在经济停滞不前或下滑中首当其冲受害的世界最贫穷人民的痛苦至关重要。
大家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强弱点。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是一个可塑性极大、十分灵活、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我对我国复苏的能力毫不怀疑。复苏不会轻而易举，需要一些时间，但我对复苏充满信心。我认为中方也同样致力于刺激经济增长，致力于帮助推动全球经济议程。
显然，我们在解决面临的经济挑战方面有很多困难。对中国来说，他们的经济由出口带动，他们需要消费者购买那些出口商品。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是，为使我们的复苏计划所需资金到位而不得不承受必须程度的赤字。我们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大家知道，为了全球增长，我们现在要拿出并且努力运用各自不同的长处，然后，就像人们一贯所做的那样，我们再来应对现在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的后果。
伍德先生：接下来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ABC News)的拉迪亚(Kirit Radia)提问。
问：你好，国务卿女士。我想就你关于人权问题的谈话提问。你受到了人权组织的批评，就在昨天，《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社论版还发表文章，批评你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特别是在今天这次会谈前夕。撇开这些批评，你是否仍然坚持你的立场，即人权应当──不应当让位于经济和环境问
题，不应当妨碍你在那里的议程？关于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你今天明确要求中国外长采取哪些行动，你们准备在即将开始的对话中要求他们采取哪些行动？谢谢。
克林顿国务卿：人权问题是我们整体议程的一部分。它的位置不在前排、后排或中间；它是我们正在探讨的广泛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努力创造一个平台，以便切实看到我们人权接触的成效。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在前面的讲话中谈到的，美国实现自己的理念，使我们与众不同，成为人权典范。因此，奥巴马政府完全致力于一个有力的、全面的人权议程。我们将寻求有效途径，以便切实取得成效，对那些为争取全面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而奋斗的人民的生活产生作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承诺是明确无疑的。我们正在探索有效地实现这一承诺的各种途径，不论是同中国，还是同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将继续寻找机会，不仅谈人权问题，而且切实努力推动人权议程。
今天下午，我还将向一些在各自国家同侵权行径作斗争的英勇无畏的女性颁奖。我们支持她们。我们支持她们的努力和她们在自己国家内的组织，不仅要显示人权的重要意义，而且要切实改变现状，造福于她们为之奋斗的民众。因此，我们将通过多种途径推动人权议程。
伍德先生：下一个问题来自(声音不清)。请提问。
问：你提到北韩无核化。昨天，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回来时，你与他谈了他的出访。我的问题是，你昨天与他谈了什么？在涉及到北韩可能发射导弹的问题上，你今天与中国外长又谈了什么？ 多谢。
克林顿国务卿：博斯沃思大使向我全面介绍了他在东京、首尔及北京所展开的富有成效的会谈。正如你们所知，他没有获得邀请前往北韩，这是我们感到遗憾的地方。他曾准备好随时与北韩方面展开讨论。
正如我与我们的六方会谈所有参与方所进行的接触，我上周五晚上在日内瓦会见了拉夫罗夫(Lavrov)外长，今天又会见了杨外长──我们坚信六方会谈，我们坚信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的目标。我们致力这么做。我们希望看到六方会谈尽早得到恢复。我们明确公开反对北韩发射导弹，我们认为这是一致的立场，六方会谈的所有参与方都作出努力，说服北韩不要继续下去。
我们还同意，如果我们不能成功说服他们不要继续进行这一十分具有挑衅性的行动，那么我们将讨论对策。如果北韩发射导弹，其后将会有针对它采取行动的多种可能措施，但也要努力恢复六方会谈。让我们不要将这两者混淆起来。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仍是首要目标，应该重新恢复六方会谈框架，使我们能够开始为此进行努力。
我们需要就导弹问题进行对话，这个问题原来没有纳入六方会谈。我们希望看到它成为与北韩讨论的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北韩有某种表示，证
明他们愿意与我们各方重新接触，并共同推进他们在六方会谈中已同意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谢谢，你在等待吗？
问：国务卿女士，我可──？
伍德先生：我们还可以回答最后一个提问(声音不清)。请抓紧提最后一个短问题。 问：我是TBS台的迈克·拉瓦利(Mike Lavallee)。
克林顿国务卿：你好。
问：你好，国务卿女士，我只是想继续你刚才谈到的北韩问题。首先，对于中国外长来说，他们看这个问题与我们略有不同——如果是为卫星而发射，是否违反了联合国1718 号决议。我想知道你与杨部长是否就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取得任何进展？
其次， 你刚才好像是说， 即使他们还是发射导弹，也仍然有可能继续进行六方会谈。因此我想知道──这样的感觉是否正确，即两者是完全分开的问题，即使发射了导弹，我们仍能继续六方会谈？
克林顿国务卿：当然，我们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是尽快重启六方会谈。我们认为这样做，继续使核设施去功能化，朝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努力，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们认为，不管所说的发射导弹的目的是什么，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我认为，我们六方会谈的合作伙伴对发射导弹感到关注。如果确实发生，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动用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各种不同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我不想谈论假设的事情。我们仍在努力设法劝阻北韩人不要这样做。但是必须认识到，北韩承担了非核化的义务，而我们要努力使他们履行这些义务。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无论将来他们可能或可能不发射导弹。
六方会谈是我们的工具，它证明是有效的，确实提出了一系列北韩人同意承担的义务。一旦可行，我们就要重新回到这些义务上来并开始讨论。我们现在正在推动这件事情。
十分感谢大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应邀访华。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1979年1月，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1982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不
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胡锦涛 2007年6月8日，胡锦涛就发展中美关系谈５点意见。一、继续培育战略互信，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正确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继续加强交流对话，增进信任、扩大共识、促进合作。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共同战略利益。三、精心维护经贸合作大局，全面、客观地看待中美经贸合作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发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商贸、经济和科技联委会等机制的作用，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四、拓展能源、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加强能源战略对话和双边气候变化磋商，继续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作出贡献。五、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深化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006年4月20日，胡锦涛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6点主张。第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第二，把握机遇，开拓思路，巩固和扩大经贸合作基础。第三，恪守原则，履行承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第四，密切磋商，迎接挑战，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第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第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确看待和处理彼此的差异。>>
江泽民 1994年11月14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以下主要原则：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２１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及环境保护、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 指导方针 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温家宝 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就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提出5条原则。这5条原则是：第一、互利共赢。从大处着眼，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又要考虑对方利益。第二、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第三、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第四、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不动辄设限和制裁。第五、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2008年9月22日，温家宝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继往开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
杨洁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
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中国驻美大使呼吁美方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互利共赢经贸关系 “共同利益超过分歧”是中美关系的长期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