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生命的高潮过后，灾后重建进入了理性阶段,理性阶段比冲动的感性阶段更难、时间更长。现在不能再靠解放军了,除了主要靠政府之外,还要靠企业、靠社会团体、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公民们。大灾难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公民社会,包括企业公民。
“5•12”四川大地震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多少泪水潸然落下,多少捐款汇聚而去,多少物资紧急调运,多少志愿者奔赴灾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些行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想谈谈几点自己的理性思考。
首先,中国需要大量的独立非政府组织。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灾区里政府异常紧张和忙乱。志愿者当然是必要的,但首先应该有能力独立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然后最好是有组织、有专业能力,否则反而成了当地负担。因为一般的志愿者本地可以组织很多。中国太缺少有公信力、有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果有高效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对接,或者有能力独立地救援,效果会好得多。
其次,中国政府在这次大灾难面前表现了强大的作用,人民满意度很高,使得甚至有国外媒体认为要重新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的政策是普惠制的,决策较谨慎、较慢,实施过程较长,而且必须一视同仁。可以看到数据,认捐的钱、到位的钱和到达灾区的钱比例差别相当大。而大家捐的钱几乎都捐到了政府和二政府组织手里。没有办法,人们不相信别的组织。政府像阳光普照,民间行动像手电筒和蜡烛,可以迅速地点对点支持,也可以照到一些阳光偶尔照不到的地方。
再者,资助企业和资助人心态要正确。不应主要为了扬名和冲着广告效应去救灾和支持重建。上镜头多的著名灾区捐者如云,其它地区无人问津。我们见绵阳市教育局领导时,她说北川县的49所受灾学校重建已经被认领完了,据初步统计绵阳市九个县其它乡镇一级重灾学校还有161所,村小学还未给统计(例如我们在方碑村看到那里约200名学生的村小学完全倒塌),大概总共有1000所。
还有,捐赠和资助人不要摆出一副施舍姿态,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无论从心态和方法上最好都是能帮助对方自救,使得受助人有尊严和培养自救能力。这样的大规模灾难谁都没有遇到过,我们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关键在于如何找到政府、金融机构、资助企业、社会团体、受灾人之间和合作模式?能否找到可以持续、可以复制的灾后重建模式?既要救灾,又要可持续。在美国的黄石公园,管理方面禁止游客喂鸽子,因为鸽子习惯以后就散失了找食能力,没有游客时就冻死饿死了。灾后重建也不能对某一个典型地方大包大揽。四川人民很勤劳,而且心态很好,我们在村子里已经看到村民们下田插秧了。帮助他们是实行自救,而不是去当救世主。
最后,我已经看到报道,北川要建立一面哭墙,把这次的死难人们的名字刻在一个大石碑上,不管是多少万,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在这次大地震之前,唐山也已经计划把唐山大地震的死难者名字刻在墙上,以纪念死者和教育后人。这是一个大大的进步,表明我们开始最终重视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我特别敬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不管官方统计是多少万,那些为我们赢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尊严的英雄们，我们到哪里去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啊?
在抢救生命的高潮过后灾后重建进入了理性阶段,理性阶段比冲动的感性阶段更难、时间更长。现在不能再靠解放军了,除了主要靠政府之外,还要靠企业、靠社会团体、靠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公民们。大灾难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公民社会,包括企业公民。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