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个人，你可以爱，也可以恨，唯独不能无动于衷；可以赞美，也可以批判，惟独不能视而不见。他们健康，也有病态；他们正确，也有错误；他们偏激，也有深刻；他们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他们的时代和后人，李贽是“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1]公安三袁对其精神、胆气、才智、见识更是盛赞；尼采的影响更大，“倘若要探溯本世纪西方思想的源头，我们发现确实不能撇开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2]他们惊世骇俗，但不需要崇拜，因为正是他们自己推翻了偶像；他们离经叛道，但不需要辩护，因为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他们需要的只是理解，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做的。
尼采和李贽都生活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那是全方位大冲突、大撞击的时代，是大骚动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是大崩溃的时代，也是大创造的时代。可以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在这样的时代里，往往会出现两种思潮：
一种是虚无主义思潮。因为旧的价值在被摧毁，而新的价值又没有建立，希望的幼苗和荒芜的杂草一起生长，历史处在一片废墟之中。人们失去了家园，无所寄托，无法选择，迷茫、焦虑、失落，灵魂被放逐在旷野流浪。它以一种潜在的消解力量荡涤着传统的根基，却不能确立一种新价值。
一种是浪漫主义的洪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时代冲出其惯常轨道的时候，思想和行动就摆脱了因袭、束缚而拥有了自由的舞台，高扬的意志可以理直气壮地为生命的演绎重新裁下根须，带着初生儿的天真和诗意，带着睥睨一切的自信和骄傲，确立一种价值的新维度。
尼采和李贽都是这种浪漫洪流的弄潮儿。甚至从语言表达方式上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一、生存与超越
罗素曾精辟地指出：“浪漫主义观点所以打动人心的理由，隐伏在人性和人类环境中的极深处”，[3]“浪漫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4]
尼采和李贽的美学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尼采认为哲学家、艺术家的存在，就是“要给人类的生存一种解释和意义” [5]；李贽认为“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己性命下落。[6]”由此出发他们踏破了传统戒律、道德，把人性从传统的价值尺度中重新踱亮。
尼采明确肯定“那来自强壮有力之灵魂的健康的私欲” [7] ，认为“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8]强调美学的状态“只出现在有能力使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漫溢性的那些天性身上；生命力始终是第一推动力”。[9]他所极力宣扬的酒神精神实际上就是生命本能的充沛和洋溢。由此反对基督教以“利他”为幌子、弱化生命，造成生命的萎靡和颓废。
李贽反复强调“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10]他大力鼓吹“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11]告诉人们要拂去掩埋“童心”的尘埃，回归本性，“童心说”成了其美学思想的基石。
尼采和李贽都肯定了人的生存欲望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首先要生存，应该尊重生命的健康本能。这和马克思指出的，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精神活动的观点异曲同工。当然，他们的观点是偏激的，但这种偏激对积习千年，尾大不掉的道德规范、价值尺度的冲击力是巨大的的。要注意的是，尼采和李贽并没有全盘抛弃道德，而是为什么是真正的、健康的道德建立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他们分别打碎了基督教、儒家的旧参照系，认为基督教、儒家的旧道德模式首先确定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由此生发出一系列道德，这种道德实际上也是为符合极少数人的私欲而产生的。它扼制了本能、压抑了生命，是一种欺骗和奴化。
但是，人之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能“盲目地疯狂地紧紧抓住生命，却没有任何别的更高的目的”。[12]人的意义，则在生命之上。所以尼采和李贽都关注着超越问题。但他们的超越并不是老庄式的对内在欲求的收缩、压抑，而是一种升华。这样的生命不是干瘪的，而是丰盈的。这样的生命不是人性的扭曲，而是人性的高扬。
尼采的“酒神”精神就是通过个体生命的沉醉来达到与宇宙本原的融合、沟通，它与“日神”的“梦”都是对现世的一种超越，他“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良’人类。[13]李贽很鄙视那些以“衣食是耽，身口是急，不知道为何物、学为何事” [14]的“庸夫俗子”。
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人格模式：在尼采那里是“在人类身上一向被称为伟大的东西，现在都远居底下，无穷远的底下的‘超人’”；[15]在李贽那里是“不治生”、“不畏死”、“不积财”、不敬权威、孜孜求道的何心隐。[16]一个是抽象范型；一个是具体人物，都是他们为人的存在树立的目标，都是人类超越自己的象征。
尼采和李贽都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为归宿。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不同。他们理论的重心也不相同。
尼采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暴露出危机、走向没落的时代。“在所有时代中最为忙碌的我们这个时代里，除了更多的财富和更加的勤奋之外，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这伟大的勤奋和财富之中去制造一切，甚至我们需要更高的天才去抛弃财富甚于获得它”。[17]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物质的膨胀压抑了人的灵性，世界已经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变成了异己的力量。人们对这个原本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世界感到陌生。人们盲目地“操持”和“操心”（海德格尔语），生存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人生的真正目的被晦蔽，生命的意义失去了。所以尼采更强调超越，从现世的泥塘中挣扎出来，站在生命之上确立生命的意义。他的日神的梦、酒神的醉、权力的意识、超人的呼唤，都是立足在这一意义上的。
和尼采不同，李贽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代。勾栏瓦舍，非常兴盛，工场和商业经济开始发展。李贽敏锐地把握了这种历史趋势，肯定其合理性。“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贷，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方丈”。[18]李贽要肯定的不只是这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是意识到这是一种冲击传统价值秩序的力量，是一种解放人性的新的生存方式与行为准则。由此，李贽要肯定的是生存的意义，“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19]他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抨击了传统的忽视人的生存需要的价值尺度、道理准绳，肯定了生存本身就蕴含着人生的其实意义。
二、“力”与“真”
尼采和李贽都是向强大的文化传统挑战。他们砸碎了偶像，亵赎着神圣，审查了道德，扩张着生命，在虚无中确立新的价值，这种价值本身就是“力”的表现。新的价值的确立，又基于更真实的人性的基础。所以，尼采和李贽的美学是从生命的深处溢出的“力”与“真”的赞美诗。
尼采尚“真”，“因为再也没有比诚实更珍贵而难得的了” [20]。他反复强调“真实的自我”。他所肯定的“真”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符合和验证，而是主体自身的自然天性、真实的经验，真诚的人生，真正的创造，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求“真”之难，使尼采更重“力”。他认为：欧洲现代文明症结的根源是基督教文化。它要求人们羊儿样驯良，奴隶样服从。上帝在做着交出你的自由，然后付给你幸福的商人式交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人再没有了束缚者，也没有了保护者，只能靠自己的“力”来支撑自己而不致沉沦，靠自己来肩负起人生的重担。尼采也承认生命是悲剧的，但反对叔本华用悲观厌世的观点来看待人生。他主张不追求生命的延续而追求生命的高涨，不追求生命的长度而追求生命的强度，在个体的毁灭中看到生命的尊严、充沛和力量。正如西西弗斯托起那宿命的大石的一瞬，生命的光华灿然四射。正是在这里，超越完成了。人的意志向宇宙意志超越，个体生命向宇宙生命超越，短暂和永恒，有限和无限，生存和超越得到了沟通。这就是尼采讴歌酒神精神，“笑一切悲剧”的酒神精神，体现着“权力意志”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整个思想是一曲“力”的赞歌，渺视孤独，傲对死亡，挑战权威，反抗理性。纵然人生是悲剧的，也是把这悲剧演得威武雄壮，轰轰烈烈。惟其如此，才能抗拒虚无和绝望，确立自身意义，才使生命不断地超越和升华。
李贽尚“力”自谓“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与耿克念》），心仪“大勇者”关羽（《复焦弱流》）、称许被诬为“强盗”的水浒英雄们为“大力大贤”（《忠义水浒传序》）。李贽对“力”的赞美，原因于“有力者”敢于率性而为，其目的在于求“真”。
宋明理学为了实质上的封建统治的需要，企图扼杀生命本能，扭曲人性，维护一种培养、训练精神奴隶的道德标准。它在新起的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浪漫洪流的冲击下，日益暴露了其虚伪性。李贽针对此，鲜明地提出了“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21]所谓“童心”，主要的内涵是指自然人性。它是没有受到礼教污染、雕琢的人的基本生存欲求，“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22]失去了童心，就失去了真正属于人的人性。李贽将人的自然本性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对抗和批判以“天理”为哲学本体的道德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23]以这种儒家“闻见道理”为本体，就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24]。
李贽的整个思想以“真”为主旋律，他非常痛恨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道貌岸然之徒，怒骂他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称道“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的生活方式，追求“无掩其本心”的真实人生，认为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三、“艺术与人生
上帝死了，传统价值消解了，人们生活在虚无之中。要赋予没有意义的人生以意义，但如何赋予呢，以什么赋予呢？
尼采是一个有着诗人气质的哲学家，精通、深爱音乐。切身的体验使之在以无畏的精神、真诚的目光来探讨本能升华、灵魂超越、人生意义时，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艺术，把艺术上升为本位。他认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乃是人的颓废形式[25]，”“同艺术家比较，科学之人的出现实际上扼制了生命和降低了水平”[26]，而“艺术乃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比真理更宝贵。……艺术乃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乃是形而上的生命活动[27]。
尼采承接着德国浪漫哲学的传统，却一反其悲观、哀伤的基调和风格，“要为最粗野的理想制造空气”[28]，要在生命的最异样最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他对生命作出了新的阐释，所以也对艺术作出了新的阐释。他鄙视“制造残暴”的现代艺术，嘲笑颓废的“戏剧性音乐”，反对带有“女人气的美学”，指出“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29]他“把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看作艺术的两种根源，把梦和醉看作审美的两种基本状态，”[30]梦和醉“二者都是在我们心中释放出的艺术家的力量。……梦境释放的是想象力、联系力、诗之力；醉意释放出的是言谈举止之力，激情之力、歌舞之力”。[31]
尼采还常常提到“孩子”这一概念，“嬉戏、无为——乃是充盈的力的理想，它是‘天真烂漫的’……举止象个孩子”。[32]他多次将富有诗意化和艺术性的古希腊人称之为“孩子”。“孩子”成了其日神与酒神、梦与醉、力与真完美结合的一个象征。
李贽也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评点。坎坷而丰富的经历和不为世人所容的遭遇使之在扬弃“心学”时将目光投向了自然人性，将人性上升为本位。
他认为：生活的本身就具有诗意化和艺术性，“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只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而忘倦矣。”[33]因此，他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的“迩言”：“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34]并说：“舜之好察迩言者，余以为非至圣则不能察，非不自圣则亦不能察，已至于圣，则自能知众言之非迩，无一迩言而非真圣人之言也”。[35]个中体现出平等，真实的思想，既是对传统的“原道”、“宗经”、“征圣”美学观念的反拨和重新阐发，是对明代“台阁体”、复古运动的“因病发药”和纠编，又是对明清浪漫美学思潮的理论提升和总结。他认为，艺术的真谛是“顺其性”，是“率性之真”，要求“感时发已”，反对“无病呻呤”。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自然发乎情性，故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有是格，便有是调，此情性自然之谓也”。[36]应该说明的是，李贽的自然人性并非就只是人的肉欲本能，而是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之性，率真之情，带有“发狂大叫”、“昭回章汉”的力度，具有超越性，他揭示苏轼文章“千古未见其比”的原因，认为就是他“胸中绝无俗气”。[37]
从历史、社会、人生的外在角度来把握艺术，把顺性，率真作为评价标准，发于“童心”、本乎“童心”：“童心既障，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苟童心常在——无时不文、无人不文。”[38]
尼采是从一个美学问题，即悲剧的起源开始其理论构架的，美学是他思考人生问题的特殊角度，通过思考美学来给人生描述了一个审美的境界；李贽的“童心”说实际上是一个美学问题，美学是其人生思考与一个特殊方面，通过思考人生来思考美学，给美学注入了一种人生的内涵。他们都因他们的片面而深刻，也因他们的片面而病态，这就使后世的理解者感概良多。
【注释】
[1]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转引自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3页。
[2][30]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第230页。
[3][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1996年第8次印刷，第221页、第224页。
[5][12]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第87页。
[6] 李贽 《焚书·续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
[7][20]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余鸿荣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第318页。
[8]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9][25][26][27][28][29][31][32]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第468页、第443-444页、第326页、第118页、第549页、第198页。
[10][11][14][16][18][19][21][22][23][24][33][34][35][36][37][38] 李贽《焚书续焚书》·《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页、第98页、第90页、第85页、第49页、第4页、第98页、第98页、第99页、第99页、第30页、第39页、第39页、第132-133页、第256页、第98-99页。
[13] [15]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刘崎泽，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版，《自序》第2页、第85页。
[17]尼采《快乐的知识》，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