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愉的精神：罗兰·巴特最后十年的思想 2015年02月27日 10: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27日第707期 作者：张静字号
法国结构主义是20世纪以来最有生命力的西方理论源泉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仍然活跃在西方理论界的思想支柱。结构主义者中，罗兰·巴特独树一帜，他个人意趣所带来的真知灼见、他细腻的艺术敏感度和关注社会现实的态度，以及有意识地与学院派思想保持距离等，都吸引着诸多学者对其思想进行探寻。关于罗兰·巴特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富有生命力的话题，研究领域涉及广泛，研究态势十分活跃。除了法国，其他各国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著作问世，大学论文中依然流行着巴特的语言。时至今年——罗兰·巴特诞辰100周年，关注他的思想圈还在不断扩大。
最后的转型：从科学到文学
与巴特前期较为保守的符号学阶段相比，他最后十年（1970—1980）的思想是其意趣和性灵的真正体现。无论是在语言学、文化研究、艺术摄影、文学创作还是哲学领域，他的思想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断被后世学者引用和阐释，其影响可以清楚地表现在此后许多作家的创作中，比如菲利普·索莱尔斯、安伯托·艾柯、米兰·昆德拉、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人。
对于巴特本人来说，后十年是其从符号学时期成功转型到个人气质的新阶段。他的思想借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尼采的批判意识等多方糅合后进行全新解释，他的表达魅力在于他先天的秉赋和个人趣味，和某个或某派哲学家都无明显瓜葛。巴特的文本大都重视自我心灵和感受，将写作当作生命的延续和热情，其独具一格的文本观融入身体伦理和主体关系，片断式话语为文学新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
巴特的后十年涉足社会学、语言学、艺术学、哲学、文学或精神分析等多个领域，似乎很难为其多重身份和多元的研究方向定位。不妨说，巴特已经放弃了早期符号学和科学主义的幻想，转而投入自我身心和个人意趣的抒发，以一种充沛的欢愉精神贯穿文本，阐释萨德、傅里叶、罗耀拉的热情形象，诠释布莱希特、爱森斯坦、戈达尔等先锋艺术，回溯日本乌托邦的身心满足，撰写欢快的片断式个人传记，同时还把向来默默无闻实则重要的读者角色，推向一个明朗化的显要地位。尤其可贵的是，巴特尝试摆脱学院化的文学批评禁锢，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开辟了有别于传统心理学或美学批评之外的新批评话语。他阐述的有关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他所推崇的前卫风格、他所欣赏的艺术品位，这些经常和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见解，为20世纪写作如何转型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由于他抒发的观念，使得写作行动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明朗开来。
文本的愉悦：身体伦理学
首先，巴特的最后十年是以“欢愉”之心投入写作和创作文本的。巴特没有将欢愉作为一种道德伦理来对待，而是将欢愉和身体相联系，将这种欢愉精神深深植根于自己的身体深处和文本内涵。巴特的写作，不是文本产生出欢愉，而是欢愉生产了文本和文本理论。他试图在写作中体验普遍化和理论化的欢愉，遂将文本作为阐发的对象使身体的欢愉有一个合法化的理论陈述。而且，巴特的这种欢愉不是一种集体狂欢，也不是福柯式的高峰体验以致放弃身体，而是对自我的身体充满柔和爱惜的目光，以致对政治语境采取回避的态度。
其次，巴特的最后十年充分体现了对传统规则的僭越。1976年3月，在巴特的要求下，米歇尔·福柯推荐巴特担任法兰西学院新设的“文学符号学”教授。总是处在大学边缘的巴特终于获得了大学体制的承认，凭着唯一的文学学士文凭被学院接纳，拥有了国家最高等级的教授职称。法国媒体曾对他的独创性作出这样的评价：“身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之父的罗兰·巴特，最近继米歇尔·福柯之后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他自从50年代相继出版《写作的零度》和《神话学》两本书以来，已经成为萨特、加缪之后法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的确，巴特反对学院派和社会话语的陈规陋习——即他所说的成见，力求自我独创。巴特享受这种对真理的怀疑精神，就如尼采所说的“撼动真理”，巴特撼动传统真理不是要带来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而是提醒我们要有一种怀疑的观念。他对真理的质疑是想带来事物的差异，而不是单一固定的意义，使教育脱离强制意义的桎梏。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中，巴特认为，要想将语言从权势中解放出来，就要使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和规则、惯性、结构的规范作斗争，和标准抗争、和平庸抗争、和权力的压抑斗争。因而，巴特用颠覆的方式来对待语言和写作。“在阅读和写作中，事实上我正在尝试颠覆。换句话说，我想越过传统成规，越过既存的思索模式，然后多少去加以取而代之。”
为了去除语言的不言自明和老套观念，巴特尝试旧词新用，以脱离语言的陈腐、僵硬的表达形式。另外，巴特也常常摄取一些他人的理论话语来支持自己的直觉情感。拉康、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包括尼采、弗洛伊德等的理论都被他借用来为自己的写作服务。然而，巴特借用他们的理论后所阐述的语言是以一种具体、形象的形式来展示的，这就使那些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飞扬，同时又使它们具有一种视觉和物质上的可感性。因此，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结尾用一个拉丁文字“sapientia”为自己评价是恰当的：“完全没有权力，有一点学问，有一点智慧，尽量有一点风味。”
世俗的气息：非理论风格
特有的世俗气息是巴特区别于其他结构主义者的显著标志。无论是早期的《神话学》、《服装系统》，还是后十年的《符号帝国》、《恋人絮语》、《明室》等，巴特都未曾脱离对大众层面的关注，以一种社会化的目光阐释文本，这一点与毕业于巴黎高师的福柯、德里达、拉康等这些提出显赫理论的结构主义者大相径庭。1975年，年届六十的巴特想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弥补自己徘徊于学院之外的遗憾，但遭到古老的法兰西学院对巴特“世俗”气的指责，福柯竭力推荐巴特，在他推选巴特进法兰西学院的报告中，福柯专门解释他对巴特“世俗”气的包容：“如人们所说，公众对他的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使怎样的历史学家相信，一种时尚，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乃至夸张的说法不是反映特定时间内，某种文化中的丰富内涵的存在？而这些声音，这些我们在大学以外听到的和正在听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是我们当今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在福柯的竭力推荐下，巴特带着与众不同的世俗气息进入了学术的最高殿堂——法兰西学院。
的确，巴特不如拉康等人形成了门派，巴特留下了众多弟子，但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派。在他的身后鲜有继承人和研讨班来追随他的理论。确切地说，巴特带来的只是一种目光，一种直觉，而不是一种理论，如路易-让·卡尔韦所说，是一种世俗的“巴特系统”。巴特系统勾勒的不是理论家的东西，而是传给成千上万普通读者的目光：“认为巴特在大众中传播了符号学是不准确的，他做的事情比传播符号学更重要，他创造了一种语义反射，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巴特系统更多地属于一种审视而非理论。对于巴特来说，结构主义文化是维护自己的文学直觉工具，不能把它体验为某种科学的结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中评述巴特在结构主义阵营中的贡献：“结构主义有指派脚色和特殊任务的特点。在这种分工中，列维·施特劳斯得到了人类学，拉康和阿尔杜塞两人分别负责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重新进行解释，德里达和福柯需要担负改写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任务，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致力于将语言学和文学批评本身变成科学；剩下的巴特扮演的角色基本上就是符号学和社会学家。的确，巴特对一个充斥着广告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文明社会的虚构的食物和文化现象，从一种基本上是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罗兰·巴特的最后十年留下了一种不同的目光、一种声音和一种风格，他以知识分子的敏锐提醒我们应对社会世俗持有化腐朽为新知的勇气，他的目光流露出宽容、优雅和谨慎的享乐主义味道，藉此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了符合社会、符合时代的风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