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兴观群怨"

　　摘 要：“兴观群怨”说是孔子提出的经典诗论，历代学者对此各有继承与发展，阐释不尽相同。本文根据春秋时期赋诗引诗的社会背景，试探求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思想动机；结合《毛诗正义》和《诗集传》对《邶风・柏舟》的注解，考察后代汉儒、宋儒对“诗可以怨”的解读历程，并分析其异同之原因。 　　关键词：兴观群怨 春秋赋诗引诗 《邶风・柏舟》 《毛诗正义》 《诗集传》 　　一、春秋赋诗、引诗与“兴观群怨” 　　“兴观群怨”是孔子诗论的重要命题之一，他从伦理、美育以及博物的角度解释传授《诗》：提出“兴”、“观”、“群”、“怨”说。孔安国说：“兴”就是“引譬连类”，朱熹释之为“感发意志”。郑玄释“观”是“观风俗之盛衰”。“群”，孔安国解释为“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国释为“刺上政也”，强调其讽谏作用。后世的种种训诠都不过是对孔、郑之说的进一步发挥。既有从政治礼用方面的阐释，也有从艺术审美角度的理解。笔者认为，要弄明白“兴观群怨”的真正内涵，还是应该以孔子所处的年代及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出发点，即从春秋盛行的赋诗、引诗等现象的影响，来看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思想动机。 　　周至厉、幽，王室始衰。平王东迁，江河日下，纲纪废弛，礼崩乐坏，诸侯崛起，争霸兼并。诸侯国彼此之间的关系便显得日趋复杂微妙，彼此间的会聘燕飨的交际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当时，为了邀宠或劝喻君主，为了结交同盟或折服敌国，各国大夫于外交场合莫不讲究其进退之礼仪，文饰其应对之辞令。赋诗者出于表达心志的需要，可随心所欲，割裂诗章，只取所求，而不必管诗之原意。在他们眼里，赋诗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交际的语言手段和形式，而不是语言艺术的审美活动。 　　春秋赋诗、言语引诗极盛于襄公、昭公时期，《左传》载孔子引《诗》七条。《礼记》谈到《诗》的地方有一百多处，其中大多数与孔子有关。《论语》中记述与《诗》有关的二十条。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他看来，学诗就是为了从政和“专对”，假设不能如此，读得再多，学得再好也没有用处。基于对诗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和语言交际的实用价值的强调，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些论诗话语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很显然在孔子是从当时用诗的视角来说诗的。可以看出，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的思想动机更多的是有关诗歌的社会功用而非审美价值。 　　二、“诗可以怨”――以《邶风・柏舟》为例 　　（一）汉儒与宋儒对“诗可以怨”的继承及发展 　　东汉《毛诗序》，承继西汉经师们以美刺言诗、为政教服务的精神，创立了“美刺说”。《毛诗序》强调风化与美刺的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教化，是统治者利用诗歌，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和伦理道德规范对臣民进行正面教育，即“上以风化下”。讽谕，是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利用诗歌对统治者进行劝谏，即“下以风刺上”。这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的继承。 　　宋朱熹的《诗集传》可以说是《诗经》解读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了宋人训诂、考据的新成果，对《毛诗序》进行了批判，《诗集传》选择众说，据诗歌本义，对其各诗题旨与诗义做了较有新意的探讨，有些见解较为接近诗的本义。对“诗可以怨”这一观点，朱熹解释为 “怨而不怒”。就是说人们通过诗歌宣泄怨愤之情， 从而进入平静和谐的精神境界，不能叫嚣怒张， 以骂詈为诗， 应运用一些较曲折的艺术手法。 　　由此可见，汉儒持论立例，皆以“美刺说”为宗旨，非讽即颂，把诗三百篇的旨意规定在政教的美刺范围中，成为所谓安邦治国、立身行事的准则。宋儒批驳这种牵强附会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解释，而试图解释诗歌本义，同时也就将“可以怨”的范围从政教扩大到了弃妇思情、个人不得志的抒发等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两代学者在这一观点上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邶风・柏舟》主旨的理解。 　　（二）汉儒与宋儒对《邶风・柏舟》的解读及其原因 　　《邶风・柏舟》全诗共五章，每章六句。关于此诗主旨的解释，《毛诗序》认为此诗讲的是朝中大夫之贤者不得君之赏识而作。而在《诗集传》中，朱熹认为《柏舟》一诗乃是妇人失宠于丈夫而作，是诉说家庭不幸的歌咏，而非《诗序》所认为的刺诗。虽然两代儒者都认为此诗是“怨”的，但不同之处在于“怨”的内容，一个是“仁人不遇”，另一个是“妇人失宠”。笔者将列出《毛诗正义》及《诗集传》对关键词句的注释，更翔实地展示两代学者是如何得出不同理解的。 　　第一章中：“�彼柏舟，亦泛其流。”《毛诗传》曰：“兴也。�，流貌。柏，木，所以宜为舟也。亦��其流，不以济度也。”笺曰：“舟，载物者也。今不用，而与物��然俱流于水中。兴者，喻仁人之不见用，而与群小人并列，亦由是也。”而《诗集传》则说道：“言一柏为舟，坚�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然�于水中而已。”此处解释是两家明显的不同：同是在水中飘荡，汉儒将其理解为仁人不被采用只得与小人为伍，而宋儒理解为妇女无所依靠。 　　第四章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对“群小”的解释是关键，笺云：“群小，众小人在君侧者。”《诗集传》：“群小，众妾也。”这个解释也是两家对“怨”之内容理解大相径庭的原因之一。 　　第五章是两家理解分歧最多的地方。首先“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这句”，笺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然。”《诗集传》云：“言日当常明，而月则有时而亏，犹正嫡当尊，众妾当卑。今众妾反胜正嫡，是日月更迭而亏。”两家分别以日月比“君臣”和“嫡妾”。又“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句，《毛诗传》云：“不能如鸟奋翼而飞去。”笺云：“臣不遇于君，犹不忍去，厚之至也。”而《诗集传》：“是以忧之至……恨其不能奋起而飞去也。”一个是不忍心飞去，一个是恨不能飞去。 　　朱子与毛郑的不同在于，毛郑通经是为了明白礼乐制度，朱子则是为了发明天道，涵养人之性情。其中原因可以从汉、宋两朝的治学背景窥得一二。西汉时，孔子被尊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指个人道德，立身行事等等，重在“教”这一面。“外王”指为汉家定制度，重在政治这一面。汉儒两方并重，但政大于教。就《诗》而言，毛公、郑玄解经，就落脚在政治这一方面。迄乎宋代，学术思想产生了很大转变，自韩愈始言尊奉孟子，王安石奉孟子入孔子庙。社会思想方面则禅宗盛行，儒学已是一线如坠，当此刺激下，士人自会急求新变。宋儒治学风貌类似先秦诸子，眼界开阔，意气风发，敢质疑前人学术，甚至敢质疑五经之真伪。 　　三、结语 　　本文从孔子所处的年代及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出发点，考察春秋盛行的赋诗、引诗等现象，探究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思想动机，认为他从当时用诗的视角来说诗的，所重视的更多是诗在政治教化和交际方面的社会功能。从汉儒与宋儒对“诗可以怨”的继承与发展来看，汉代创立了“美刺说”，将《诗》的旨意局限在政教上；而宋儒则据诗歌本义，对其各诗题旨与诗义做了较有新意的探讨，将“怨”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更广的社会层面。 　　通过《毛诗正义》与《诗集传》对《邶风・柏舟》的分析，本文分析了两类主旨：《毛诗序》以为是卫顷公时仁人不遇之诗；鲁诗则以为是妇人诉说家庭不幸的歌咏，宋人朱熹等从鲁说。进一步细致分析了导致主旨差异的词句注释，并浅析了造成汉、宋理解不同的主要社会背景。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被奉为经典，汉儒对其的阐释落脚于政治和教化；在宋代学术氛围的影响下，士人对《诗》的解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批判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国良.“兴观群怨”辩证[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4）. 　　[2] 黄金明.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 　　核心的早期诗学观[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4）. 　　[3] 贾东城.横看成岭侧成峰――从春秋赋诗看孔子的“兴观 　　群怨”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4）. 　　[4] 毛亨传[A]//毛诗正义[M].郑玄，笺.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 　　[5] 孙永娟.《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J].北方论丛，2009（6）. 　　[6] 王磊平.《毛诗序》对儒家诗论的继承与发展[J].长春理工 　　大学学报，2007（11）. 　　[7] 王伟力.孔子“兴观群怨”说的意义与影响[J].安徽文学， 　　2009（5）. 　　[8]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