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民工涌向北京，他们的到来又大大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作用。目前，北京市大约有300万农民工在从事着建筑和服务等诸行业，为北京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他们这一特殊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群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来源地广泛，涉及30多个省、自治区，但主要集中来自于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农业大省。从年龄结构上看，主要是15到49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选择那些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北京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这群农民工主要以男性劳力为主，并且大部分是具有初中学历的人，这样才可以较为适应北京工作的需要。
农民工的到来无可争议地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力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创造了无数的财富。据统计，目前，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三大行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本市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创造的增加值总和。如此庞大的经济效益是农民工奉献给北京的，可是，农民工得到的却远远不及他们付出的。在中国，即使是北京这种超大的文明城市里，农民工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当我们看到当今北京城市里的农民工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社会的不公。
当今，北京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800到900左右，年收入约10000多一点。这种收入水平虽然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四倍，可是，在北京这种高消费的城市里，这种收入水平或许只能满足温饱略有结余罢了，生活水平并不能比其他地方的民工高多少。我国的基尼系数排名世界前十，已经超过了0.5，说明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悬殊阶段。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上层人士与这些下层民工收入差距更是触目惊心。除此之外，北京目前还存在着诸多拖欠甚至不发给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这虽然是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民工本身维权意识、合同意识不强等）造成的，但多数还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欺压，是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不能充分保证民工利益的体现。当然，现在这种情况由于政府等机构的努力已不是那么泛滥，但仍不时有冒出北京民工为讨回工资而遭遇拒绝和报复的新闻。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杜绝而不是减少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充分体现文明城市的公正、文明，这当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但最起码现在北京人应该尊重民工、善待民工、从态度上端正起来。除了这些经济上的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方面问题。因为政府为了首先保障北京当地人的利益而缺乏公正的对待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工，最典型的或许就是北京的户口政策了。因为这种严谨的政策，导致很多外来人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北京户口，这样，即使常住在北京一辈子，也不被认为是北京人，更得不到因为有户口而有的政策优势，譬如获得社会福利，保险，教育，就业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不公正。当然，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为了控制北京当地人口，有必要加大对户口政策的管理，否则会导致北京人口的剧增。可是，政府却不能仅仅依靠户口的有无而施行两种甚至几种不同的政策，对外来人口在各方面生活上施加限制，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私的作为，只让那些农民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不让他们享受发展的成果，将果实全部保留在自己的囊中，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吗？除了这些，由于目前北京市工伤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农民工在受到工伤时，依然是吃亏群体，他们往往接受一次性支付工伤待遇，与此同时，他们也断绝了与公司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不利于农民工的补偿方式，但是却是农民工不得不接受的方式，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参加了，参保率也是低的可怜。他们担心参加工伤保险后，没有保障，说到底，他们不相信公司，不相信“上头”，也担心维权程序繁琐。这应该不是农民工的错，如果每个公司都讲信誉，政府能够制定合理的、严格的保障措施，他们又怎么会如此的缺乏信任感？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农民工还受到太多的不公正，譬如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譬如他们在北京的社会地位问题，譬如他们的精神生活、娱乐生活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关系农民工切实生活的问题，也是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文明北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们政府的工作方法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出农民工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后，施行合理的、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正当的权益。首先，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这也是北京市政府在不断努力的工作。当然，这种提高是在市场范围内劳资关系和劳务合同的规定前提下进行的，是两种市场行为主体协商工资后的适当增加。在保障工资适当提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确保农民工工资的按时、确定的发放，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减少甚至杜绝拖欠工资现象。针对那些由企业管理问题和招工过程的不合理问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工资能真正直接的发放到农民工个人手中，加强发放过程中的监管，防止因为工资由包工头等人代发而引起的拖欠甚至不发工资现象。当然了，这些适当的保障措施实施后，有可能会更加吸引外地农民工的涌入，这样会对北京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由此而引发更多的城市病，在就业、住房、交通、环境卫生、社会秩序等方面造成不良的影响。毕竟，北京的环境人口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北京必须也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措施，来控制农民工的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在控制农民工等外来人口数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规模控制，严格管理”，以严格的“堵”和“轰”来对待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这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口流动有其特殊的规律，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区流到价格高的地区，总是受到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可是现实条件下，我们既不可能遵从市场规则下放任人口自由流动不加限制，也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行为，而必须针对新时代的新条件引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变“总量控制”为“合理引导”，通过产业的转移和调整以及北京城市圈、卫星城的发展，引导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合理流动；变“严格管理”为“科学管理”，由单一的、直接的管理变成综合的、间接地管理。其次，政府还应该增加农民工在北京的福利，对他们的生存、子女教育、保险等方面放宽政策，真正的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生活，让农民工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公平对待这些在北京务工的农民工，取消对农民工就业等多方面的限制，从而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对大部分农民工来讲，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是让他们很头疼的问题。由于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教学资源的有限，加上种种政策的限制，许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受到教育，即使可以入学，大部分也是进入不正规的民办学校，还未必被纳入到正规教育体系，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应该努力改善这种状况，鼓励社会办一些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在经费和师资上予以援助，让这些学校可以进入正式化的轨道。在各种政策上，也需要减少甚至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歧视，将他们与北京当地“正规”学生同等对待。最后，政府应该注重加强对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管理，鼓励他们过上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很多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之余，大部分没有什么娱乐、文化生活。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总体文化水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当地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亦可能觉得自己除了工作没有什么时间去参见其他的休闲活动，也有的“难以融入北京当地的生活”。这其实也是有情可原的，前一种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后一种情况也符合农民工的切实心理：我们是赚钱来的，不是玩的。可是同样，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单调、简单、压抑，缺乏多样性，可能会造成某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情况。另外，政府多搞一些针对农民工的活动，鼓励他们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会填补他们在其他方面缺失的真空。譬如，在性的问题上，由于农民工的经济问题，他们不可能将家人带来生活在一起，很多都是一人独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曾说过：“我们在农民工的性问题调查上还是一个空白。”殊不知，经过调查后，才知道很多农民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过过性生活。这导致他们在业余后有很多只是看黄色录像，读黄色小书，还有很多常常找“小姐”，这是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稳定的。而让农民工参加健康的、丰富的娱乐活动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片空白，这是有利于农民工的生活的。
当然，我们看到，目前北京政府已经付出很大努力来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了，这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分不开的。可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依赖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积极帮助，让农民工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