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现已达到72岁。过去，中国人以多子女、祖孙几代同堂为荣，长辈是大家庭的核心。如今，中国家庭的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越来越少，老人与子女分居或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迅速增多。因此，有不少老年人既为长寿高兴，又为养老发愁。
不堪重负养老难题突出
同事老赵两年前退休，没过几天轻松、舒心的好日子，就遇上了养老的难题。
老赵的父亲年近90，一直和大弟一家住在一起，得到精心照料。去年秋天，大弟一场重病后元气大伤，弟媳要照顾丈夫，就无精力再像从前那样照料公公了。倔强的老人又坚持要一人住在平房。为解决老父亲的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全家人开了一个会，商定先由老赵和哥哥轮流照顾老爸。半年多来，老赵每周三天，大清早从自家出发，骑车或坐车一个多小时赶到老爷子那，做饭、收拾家务、陪老人聊天，直到老爷子吃了晚饭才离开。
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负担够重，更让老赵担心的是，老人独住，万一夜里出点事可怎么办。老赵想到了养老院，一打听才知真不好进：一是想住的人太多，挂上号还不知啥时能排到；二是收费不低，老爷子那1000多元的退休金肯定不够。
老赵遇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的人口结构(一对夫妇同时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会遇到更多的养老困难，不少开明的老人为减轻孩子的负担，选择去住养老院。
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下称一福院)的一双人间里，记者见到93岁的葛老太太。老太太收拾得干净利索，精神也不错，生活基本自理。问她为何来住养老院？葛老太太说：“我只有一个女儿，66岁了，家里一大摊子事够她忙活，我不愿意给她添麻烦。来这里两年多了，挺习惯的，女儿常来看望，也挺放心。”
一床难求养老机构缺口大
冯大姐已退休多年，长期单身生活锻炼出自尊、独立的性格。但再要强的人也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豁达的冯大姐决定趁现在身体还行，提前给自己安排好归宿。几年间，她跑了北京城里、郊区，公办、民办，档次不同大大小小几十家养老院，发现理想的养老院太少，想在理想的养老院找个床位太难。
葛老太太算是幸运者，一福院是许多老人的理想选择：两年前进行了改造装修，各项设施比较完备；北京市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生活服务、护理服务和医疗服务一条龙；护理人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很多是护校毕业的；位于市区，方便亲友来探望。接待科的同志告诉记者，目前在院老人有500多位，床位全满，排队等候的有好几百，“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在这里，记者碰上姐弟3个年轻人，是为家里84岁老人找养老院的，已经看了七八家，对这里最满意，可惜住不进来。
记者发现，不仅市级养老机构，就是街道、社区办的托老所、老人院，也普遍爆满。与一福院一墙之隔的第五社会福利院，实行宾馆式服务，服务员说，现收住180多位老人，已满员，但可以先登记等通知。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托老所在一平房小院里，服务员说，这里只有20多个床位，已住满，三两个月内不会有空床。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是个二层小楼，服务员李姐说，现在住着50多位老人，女的床位已满，男的还可以收个把人。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养老机构只收生活能基本自理的老人，第五社会福利院是这样，呼家楼街道托老所和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也是这样。
对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处贾晓九处长的采访，印证了记者的看法。他说，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一是数量少，公办的3.8万个，社会办的1700多家，共有床位131万张，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二是存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功能不完善等问题。如城里、近郊的养老院床位紧缺，远郊的床位有空闲；养老院本应主要收住需要护理的老人，现在却主要收住健康老人，原因是缺少医疗服务功能。
收费之谜公益与经营的矛盾
一个朋友讲起母亲的临终遭遇，忍不住掉泪。老人晚年患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最后喂食都困难了，家里的保姆无法胜任护理工作，只好把老人送进京城一家著名的临终关怀医院。朋友是个孝女，希望给予母亲最好的治疗和护理，尽可能延长生命。4个月期间，她把自己能支配的七八万元钱都给了那家医院，终于财力不支出现欠费。她向医院保证：“发了工资就清欠”，可没等到发工资那天老人就走了。讲述中朋友几次使用“寒心”一词，她说：“那时我真觉得钱重要，有钱就能留住人，没钱就留不住人。”
住养老院要花多少钱？记者在走访中没能搞清楚。根据条件、设施的不同，床位费一般在1000元上下；一福院的双人间每月1050元，单人间1890元，三人间900元；呼家楼街道托老所每月850元至1000元；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三人间有电视的每月750元，没电视的720元。至于饭费、护理费、医药费，都是单算的。在一福院，请一对一的护工每月1050元，一对二600元，一对多是普护，每月180元。李姐比较实在，说她们那里每月的护理费100至500元不等，加上其他开支，每位老人每月最低要1400元。
贾晓九处长说，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和高收入老人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为中低收入者。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应该由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服务网络组成，以非营利的公益性服务为主体，以商业性的营利服务和纯福利性的服务为补充。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拿出更多的钱；另一方面要采取资金、政策支持等手段，发展民间非营利公益养老机构，多方携手，加快发展我国社会养老福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