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02 10:02:44| 分类： 评论 |字号 订阅
苏轼的逆境人生和文化内涵探微
内容摘要：苏轼是北宋时期一位大起大落的大文豪，是一名难得的历经挫折而意志弥坚的生活强者。几经磨难，终得北归。他在逆境中奋斗的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笔丰富遗产。本文拟就从苏轼对逆境人生的真实态度，对待逆境人生的种种方法以及这些态度和方法的历史渊源和影响等等入手，涉足了一个“逆境人生”的文化命题。文章认为，苏轼“人生如梦”的感叹是对逆境人生的勇敢承认，更是对逆境的一种超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苏轼在逆境中的种种生活表现是在构筑“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人生；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逆境人生的美好祝愿，是他有别于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更是支撑后来像陆游这类激进文人身处逆境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苏轼 逆境人生 文化内涵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诗、词、文兼善的一代文学巨匠，作为一位能把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的思想巨人，作为一名少年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惜自身安危的“人民公仆”，千百年来，一直是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的一块耀眼丰碑。可是，苏轼一生中最动人的篇章，我觉得就是他在大起大落的生活狂澜中的斗争历史。
自古以来，许多一身正气之士，在肮脏、污浊、遭人打击的世尘面前，自沉江河者有之，遁隐山林者有之，“万事不关心”者有之，抑郁忧伤而死者有之……而苏轼却在“朝闻……，夕贬……”的几死遭贬中，高声唱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的凯歌，活着北归，实为一大奇迹，大有苏武牧羊的悲壮！我们从这活生生的真实人生中，读到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动人，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逆境人生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
“人生如梦”——对逆境人生的勇敢确认
“人生如梦”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生哲理的最高界定。自从“庄生晓梦迷蝴蝶”第一次明确感到“人生如梦”后，后代的哲人们都一律确认了这个命题。并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发这个命题。魏晋一大批文人都在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长恨歌》），李公佑从宦海沉沦去做“南柯一梦”。到了苏轼就纯粹从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奥秘，去确认人生如梦了。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名伟大作家曹雪芹则从社会发展角度去做了红楼一梦。
其实，人生如梦，是有着丰富的生命内涵的，并不是简单的消极悲观思想，而是一种豁达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种激进的人生态度。⑴苏轼就是一个用自己的言行给它作正确诠释的人。
苏轼的“人生如梦”是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从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
苏轼的人生之梦一直在顺境与逆境的出入中，困惑着，前进着。出和入的问题，是中国文人面临的最大人生课题。出和入的矛盾，中国儒、释、道三家已提出过不同的解决途径。儒家以入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必要的补充；佛教讲究出世，道家追求遁世，他们又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相通。苏轼对此三者，染濡均深，又能兼容并蓄，在入世与出世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碰撞与激荡中，使内在的分裂得到融会、统一与整合，从而达到一种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轼从八岁起，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对老庄哲学情有独钟，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在精心研读《庄子》以后，喟然长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来，由于苏轼在人生路上屡遭贬谪，佛老思想更是时时占据他的心胸，好道慕隐的出世思想时起时伏。或许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例如从社会方面看，其一，赵宋王朝在大力扶持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也充分利用释、道两家思想；其二，宋代官僚地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士大夫的盛衰升降比较急剧，权势富贵“鲜有三世之久者”。这对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仕进情趣不得不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他父亲的屡试不第，愿意“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世俗之间”，⑵和苏洵也曾外出游历，与一些“高僧”和“隐士”的交往行为等等，苏轼都耳濡目染过，于是在他的身上就大有乃父之遗风了。
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的。在苏轼的诗文许多地方都直接发出 “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梦” 的感叹，突出表现他对人生无常性特有的感受。
“人生如寄”的感叹，在汉末《古诗十九首》里就有过，如；“浩浩阴阳移，年年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等等。显然人们是在感叹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借以表达人生的哀伤。就连一向以豪放、开阔著称的大英雄曹操也不免感叹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而苏轼却在承袭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又善于把人生的个体生命放置在人类的长河中，如在《赤壁赋》里，他乐观的认为人生与自然“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同样在他的名篇《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中，“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体验到人生的偶然和无常，对前途的不可把握；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所经所历不过是鸿飞千里行程的暂时歇脚，不是终点和目的地，总有未来和希望的思想。在短暂的人生面前，前人或求长生不老之药，或尽情享乐，或像陶渊明那样“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的放弃追求的追求，而苏轼的人生之歌固然也如实地唱出了悲哀的声音，但最终却是悲哀的扬弃。他在《浣溪沙》的词中，唱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的生命颂歌。承认人生悲哀而又力求超越悲哀，几乎成了他的习惯性思维。他的《水调歌头》中诉说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个人生永恒的缺憾，是“此事古难全”的必然，但他还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乐观祝愿作结。所以，同是“人生如寄”，前人大多是停留在难谴的悲哀之中，而苏轼，却跟超越离合、忧喜、祸福、凶吉乃至出处相联系，体现了自主的选择意识，表现出触处生春、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人生如梦”常常是中国文人对人生虚幻性的感叹，历尽沧桑的苏轼当然更不例外了。不过，我们也能从苏轼身上读到他肯定个体生命的珍贵和价值，并执著于生命价值实现的精神。
梦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人生如梦”也就常常成了消极人生观的代名词。这又常常是人们在人生的大风大浪的颠簸中发出的由衷感叹。首先，关于生命的深沉思考，老子曾这样描述道生万物的情形：“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成了生命之源，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宇宙的本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如果说老子对生命的阐释较为玄乎，庄子就回答得明确些：“人之生，气之聚也”，生命是气聚积而成，是具体的物质，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均是一气，这是庄子解释生命的唯物主义成分。⑶很明显，老庄们认为人的一切都是自然的赋予，他们把“吾身非吾身”“至人无己”作为超然物外的理由。实质上，这也为苏轼不沉溺于如梦的人生而不能自拔的行为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苏轼正是吸收了老庄哲学中重生轻利、重自然轻物质、随遇而安的思想。他说，“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以为人生之梦未醒，盖因欢怨之情未断，也就是说，摒弃欢怨之情，就能超越如梦的人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生如梦的豪放与旷达理解，苏轼的一生尽管几度遭贬，备受打击，穷途潦倒，历尽艰辛，在人不堪其忧的环境中，他仍然安之若泰，不改其乐。初贬黄州时，他虽然过着清寒贫苦的生活，却仍不乏“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逸兴；再贬儋耳后，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欣慰。即使是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仰慕古英雄的时候，也自然带出了自己的失意之情。结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看似消极悲观，我以为，这实质上也是他在借佛、道思想放松自己，安慰自己，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豁达。在遭受“乌台诗案”的坎坷，身贬黄州之后，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人生如梦”为和平之语，也是豪放之中透出的旷达。⑷苏轼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他曾与别人谈道：“先妣方娠，梦一僧来托宿”；“轼八九岁，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右。”（《冷斋夜话》）苏轼相信前生后世之说，他甚至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据林语堂《苏东坡传》介绍，有一次苏轼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在他的诗文中，也常常称他的前生是一个和尚。民间也流传了他的许多关于神、鬼、人之事。特别是在他的多次贬谪生活中，佛老思想常常充斥他的头脑，到达黄州时，他就常常进出寺院道观，焚香默坐，深自省查，领悟人生。佛家把人生看成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称为“六如”，这种虚无人生思想就在苏轼的诗文中大量出现。“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梦中了了]）“身外傥来都似梦， 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古代英雄人以及他们的功名，在苏轼看来也不过是虚有其名，因而被他一笔扫到：“百年瞬息万事忙，夷齐盗趾俱亡羊”。⑸这种深悟反省、痛苦麻木、否定人生、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总是时不时地吞噬着他，使他长期处在“人生如梦”的深深迷茫中。
苏轼毕竟是一个读书人，虽然它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础和主导。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作的建树融为一体，使他最初确定的人生目标。挫折和困境固然无情地揭开了他人生的帷幕，认识到自我以外存在的可怕和威胁，加深了对人生苦难和虚幻的感受，但是，背负着传统儒家的激进精神又使他不会陷入彻底的享乐主义和混世、厌世主义中去。他寻僧访道，实在是政治失意，精神极度苦闷的反映，而一旦参政的机会来了，他无不露出欢喜的神情，甚至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听说自己被赦复官，也非常乐观地唱出了“已出罗网毛羽在，却寻云迹贴天飞”的歌声。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他“不得签署公文”的失意时期，他还在努力借助老朋友的力量帮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他自己也尽力从各方面关心民众，如他在东坡务农时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等。这也证明他身处逆境，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脉搏还在他心中跳动。
苏轼也不是一个处处倒霉之人，他曾经得意、风光过一时，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这是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无法企及的。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当时哲宗皇帝还小，由太后执政）”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神宗）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⑹这些优遇和名气也是苏轼每每在大难中得以保全性命的尚方宝剑，这也是苏轼在逆境中感叹“人生如梦”的时候，能够获得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激进态度的原因之一，也直接影响了苏轼的人生价值取向。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苏轼所受的是几代君恩呢?苏轼的人生之梦也就有了这样深厚的寄托，不会像中国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以隐居来消磨自己的逆境人生了。
苏轼在多灾多难的人生之旅中，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历来文人慨叹“人生如梦”的内涵，是他更是后代人对待逆境人生的强有力的武器。
“也无风雨也无晴”——洒脱的逆境人生
有了对“人生如梦”的清醒认识，就有了如梦人生的清醒生活。苏轼在《定风波》中寻到了逆境人生的生活真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都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风雨”到“烟雨”只一字之差，然而它体现的是人的生活力量。人生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如何把刀剑相逼的“风雨”变为审美对象的“烟雨”，诗意的生活着。
追慕自然，是苏轼也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摆脱人生苦境的一种追求。苏辙《武昌九曲亭记》云，苏轼少年时就喜欢登山临水，且常常“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⑺可见，苏轼的自然山水之情有着他的天性使然。贬谪时期崇尚自然就更理所当然了。
苏轼贬谪黄州时，与客夜游赤壁，观江山之美景，颂明月之诗章，其乐无穷。客人睹景怀古，念及三国风云人物曹操、周瑜均成陈迹，而江流如故，月轮周始，发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叹来，苏子解之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物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赤壁赋》）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善待人生、热爱生活的人，能够在自然的风光中，在悲苦的生活环境里，寻到乐趣和满足。当他被一贬再贬，直贬到海南那荒漠林中的时候，他也丝毫不觉矮人一等，更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在桄榔林中，就地取材，筑为小屋，作《桄榔庵铭》以明心志：“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出人意表的突发奇想，说这林莽间的小屋，无异于广大宇宙间的一舆，以尻为轮，以神为马，遨游天地之间，多么自由自在！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还是一个放逐天涯的囚徒！他还在这“垂老投荒”之年，尽情的描绘起海南的风光景色：“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的桃花杨花红白相映，“奇峰望黎母”“飞泉泻万仞”（《和陶拟古》）的奇峰飞泉，“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见鸦翻”⑻的地方色彩……他把他的乡土之恋洒遍了他到过的任何角落，不妨常常称自己作“余杭人”“齐安人”“海南人”，他甚至把他的悲惨遭遇看成“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川。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⑼一样的委顺自然。此时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已完全超越了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进入了无物不可观、无往不可乐的自由王国。
苏轼是一个幽默大师，他的幽默与他的个性经历、生活情趣、学识水平、文化背景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诙谐幽默也是苏轼特有的抵御逆境人生的有力武器。这种诙谐幽默其目的在于排遣、化解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失败、忧愁和痛苦，带有自我解嘲、自我调整的特征。
据《东坡志林》记载：“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作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访还山，令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余乃出。’”⑽东坡这段自述，描写他因作诗讽刺新法而遭御史弹劾，在湖州被追赴诏狱时，面对哭送的妻儿家人所说的俏皮话。这实际上是以幽默来减轻家人的恐惧和悲伤，同时也借以使自己从紧张和痛苦中超越出来。
东坡晚年被再贬至惠州，三贬至儋耳。然而沉重的政治迫害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把东坡击倒。此时，他更注意运用幽默的力量来帮助它超越政治的险恶和人生的痛苦。《惠州一绝》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又据《清暑笔谈》记载：“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某南徙，以分此味’”⑾。这两则材料，一者出于东坡自己的诗歌创作，一者出于他人的杂史笔记，都反映了东坡晚年被贬岭南一带时的幽默诙谐精神和乐观旷达情怀。他不想去岭南的蛮荒之地，亦非终日陷入能否生还故里的忧患痛苦之中，而是善于采撷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生动细节作“幽默观”，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境和足够的体力来航渡人生的苦海。
苏轼是读书人，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闲情逸致，在逆境中更是排遣苦闷的自我陶醉、自我麻醉、自我解脱的有效方式之一。“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就是遭遇仕途坎坷以后遁入山林的，享尽了他的山水田园之乐。苏轼对陶渊明是情有独钟的，有人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的被重新发现，由诗名并不显赫一跃而成为巍然一大家，这主要应当归功于苏东坡。可以毫不夸饰地说，后世诗人和学者往往是通过东坡而认识渊明的。”⑿《老学庵笔记》云：“东坡在岭南间最喜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苏轼在《答程全父推官》中明确指出“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抑郁，正赖此耳。”⒀苏轼甚至写过一首诗，说陶渊明一定是他的前身⒁。我以为，苏轼喜爱陶渊明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从陶身上找到对付政敌的迫害、生活的艰苦的精神武器，以免陷入极度悲观失望而不能自拔。陶渊明归隐以后，“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等等 ⒂的文人雅士之情趣，应该会激起身处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苏轼的情感浪花！
苏轼贬往黄州时，他开始真正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务农了，自称“东坡居士”。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道：“去年东坡抢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⒃并且他也像陶渊明一样作诗抒写久旱逢甘霖后农民式的快活和满足。他还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句子重组，照民歌谱曲，并和农夫一起欢唱。尽享农人生活的乐趣。
苏轼还热衷于日常琐事中，仅以做菜为例，在黄州时，他就应该能够申请到“东坡肉”“东坡汤”的“专利”了。在流放岭南时，他还在给其弟子由的一封信里，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铺。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饱刍豢灭齿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⒄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仿佛就是一位十分讲究吃穿的美食家在谈他的美食经验，让我们垂涎三尺了！哪里会想到这还是我们所敬仰的文化巨人呢？我想，在这种对吃穿的过分追求中，或许他在努力淡忘人世间的种种烦恼，或许也是给别人一种视线的转移，让自己得到气喘的机会。
苏轼在黄州的那一段日子起，开始研究佛教和道教，坚持练瑜伽气功，炼仙丹，与僧侣四处游历等等。这或许也是他与其他文人对付逆境的不同方式。这些宗教之所以传入中国（佛教、道教当然也有国产的），并且能够盛行起来，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它们至少能够在人的身心健康追求方面给些鼓舞。身处逆境的苏轼，当然渴望凭着这些来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心灵情绪的稳定和灵魂元气的发放。尤其是早就接受佛道思想熏陶的苏轼，终于有机会融入其间了。岂不快哉？
一直以来，酒与文人就有着解不开的缘份。“对酒当歌”的曹操，“斗酒百篇”的李白，作诗“篇篇有酒”（苏轼语）的陶渊明……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一些失意后的文人雅士像 贬谪后苏轼之类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也借酒浇愁。苏轼的酒量并不大，但他喜爱以酒会友，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这样自我欣赏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他还写过一篇《酒颂》，描写了陶然微醉的快乐，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也会为之神往。苏轼评价陶渊明时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显然是夸张之语，但也可以从中读到苏轼对陶渊明诗酒情趣的神往和羡慕。苏轼不但是酒的鉴赏家，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时期，就曾经做过橘子酒和松酒。甚至在他逝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常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他诗和书信中多次提到的桂酒。也还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卖起了“东坡酒”。其实，苏时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真正的内行。⒅我想，苏轼尝到的也许就在于做酒之乐了。
苏轼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书法家，一位画家。关于这方面的逸闻趣事就更多了，这也是文人多方面追求的表现，在逆境中，它们又会成为淡忘世情、自我消遣的良好方式。关于这点，在这里我不想再去赘述。
苏轼在风雨人生的道路上，能泰然处之，能调用各种生活因素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他终于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被他从容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可以说，他真不愧为一个生活的强者。值得我们芸芸众生学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逆境人生的美好祝愿
苏轼对逆境人生作出了如此豁达的理解和行为，构成了他独特的人生风景线，达到了他特有的人生境界。这些都与他对现实人生的热爱有关，不管苏轼身处何等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及其对美好人生的强烈呼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是因为有了对人生的由衷热爱，对生活的细心感受，苏轼才有勇气和力量去超越并消减痛苦。
苏轼在逆境中，他的一双看待生活的眼睛并没有因为痛苦和落魄而暗淡。在看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时，苏轼的眼光也依然是在审美，这审美，又何尝不是一种热爱生命的体现？而苏轼就是在审美中忘记了痛苦，也淡化了痛苦。“银塘朱槛麴尘波，圆绿卷新荷。”（《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西江月》）从他眼里看出去的世界，无不充满了一种属于生命和生活的美丽和情趣。因为人生如此美好，才能如此深切地去感受人生的给予和馈赠。对人生的欣赏中，苏轼几乎是感恩的。仕途之失和生活之艰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力。相反，在困苦中。他更懂得收藏一点一滴的快乐和生活的亮点，活出一派天真和精彩。
前面已经说过，陶明明是苏轼的人生偶像，苏轼写过大量的“和陶诗”。有人说，苏轼几乎把陶渊明的诗都和了一遍，可见，苏轼对陶渊明的追慕程度之强烈。陶渊明也是一个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人物，思想复杂，早年怀有“大济苍生”之志。后来混迹于官场十三年，终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甲归田，隐居山野。成为后来许多失意文人的心灵知己，逆境中的苏轼，更是深深感到只有师范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才能度过人生的种种痛苦。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但是苏轼毕竟没有像陶渊明一样死心塌地的作一个隐士，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谱写出苏轼与陶渊明两种相似而有本质不同的逆境人生篇章，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去回味，去思考。
首先，时代造就了他们不同的逆境人生方式。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年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门阀森严，政治极为黑暗。在陶渊明之前，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过起“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隐居生活，就有了环境的基础。而苏轼则处在士子“补天”意识浓厚、奢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得心应手的时代，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也好，还是司马光执政也好，他们都在尽力拯救民众，治理好国家，尽管结果和愿望有时不相符。因此，当苏轼在从政道路上遇到挫折和阻难，也仍然抱着进取向上的态度。
其次，各自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也影响着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陶渊明的曾祖父是晋成帝时大司马陶侃，本来出自庶族，因其有功而被加封，到陶渊明时家道衰落，家境贫寒。在等级森严的门阀社会里，陶渊明也没有多大的优势可谈了。陶的隐居，更为重要的是他“性本爱丘山”的天性使然，他性情率真，颖脱不羁，嗜酒，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计得失，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也是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勉强为之，时隐时仕，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陶渊明自评之语，见苏轼《与子由六首》）的个性更为官场所不容，官职历来只不过为“祭酒”“参军”“彭泽令”等等一些小小职位，无法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大志。或许，把自己化入自然，成为其中的一员，心境与物境完全融为一体，才是陶渊明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逆境也就变成美境了。而苏轼虽然也曾在仕宦时坦言：“某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故汨没至今。”（《与王庠书》）但他毕竟有大器晚成的父亲，有仕途较为顺利的弟弟，更有自己风光的历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与宰相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和几代君恩作奠基，所以，苏轼在闲淡、平静的逆境心态中始终燃烧着热烈的炽焰。
究其实质，苏轼与陶渊明都是“儒道互补”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在陶渊明那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走的仍是由“兼济”到“独善”的传统道路，而要实现“独善”，就必须弃官隐居，接受老庄的隐逸思想，把儒家的伦理人格和道家的自然人格统一起来，走一条由儒入道的路子。而苏轼则不同，他一直没有割裂“兼济”和“独善”的关系，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使之成为自我发展的手段。所以，他不须辞官、不须归隐也同样能自我完善，并且这种完善比陶渊明式的完善更有价值和意义。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儒道互补”的逆境人格，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这种人格模式，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注意到了陆游对苏轼的全面继承。他把苏轼的逆境人生哲学分为四个层次：（一）以庄学的“相对”观承认悲哀的存在；（二）用悲哀存在的普遍性来否定对悲哀的执着；（三）把人生视为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以减轻悲哀与绝望；（四）把握人生的主动权与悲哀抗争，变绝望为乐观与希望。吉川氏又特别指出如下两个方面，以证实苏陆逆境人生哲学的相似之处。“他（陆游）也像苏轼一样，肯定忧愁、悲哀作为人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到处存在的。”这即是前述苏轼对人生悲哀存在的普遍性的哲学认识。与此同时，陆游还认为，人生不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幸福也是到处都有的，这种哲学，也是从苏轼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便是苏轼以“相对”观既看到人生的悲哀，又看到人生的欢乐，并且相信在漫长的持续的人生变化过程中，机遇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⒆
陆游也是一个命运坎坷之人，他身历六朝，几进几退，当国家民族仇恨未雪、个人婚姻生活又不如意的时代境遇中，居然能安享八十六岁高寿，这不能不说是其善于遣哀和旷放乐观的态度所赐。陆游常常借老庄哲学以解悟人生、慰藉失意，这一点与苏轼相似。同时，陆游毕竟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人。南宋金人的南侵，爱国士大夫的父亲陆宰的言行，从小就点燃了陆游的爱国火花，爱国一直是陆游思想的主线，这也就决定着他不可能永远作一个道家的信徒，他也像苏轼一样，对儒释道三教杂取用之。在此，我想从他的一首诗为例谈谈他的这种思想。陆游有首《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之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这首词的上片是在极力状写山野生活的悠闲散淡：这里是云雾茫茫、夕阳晚照的乡间，不关世事的“我”，在竹林里漫步，饮酒，读《黄庭经》（道家养生修炼的书），卧榻看山。好一个洒脱不羁、置身物外的诗人！好一个寄情山水、超尘脱俗的道士！我们仿佛读到了陶渊明的影子，当然也好像触摸到苏轼的情态了。紧接着，诗人似乎为了贪恋这种无拘检的生活，他甚至连“衰残”的人生境况也不顾惜了，好像这里的山山水水可以使他开颜解颐，乐以忘忧。可是，当我们读到最后两句，才体会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激愤：本来就知道上天另有一种心肠，不把英雄年华的消逝当作一回事。这才是诗人的心声，是诗人从肺腑深处发出的语言。读到这里，我们才读懂了陆游息息不停的进取心，也才读明了他像逆境中的苏轼外冷内热般的儒士心肠。
苏轼去世后，追随苏轼人生哲学的文人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我想，他执中持平、刚正不阿，虽遭贬谪，而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一定会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同时，他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也应该带给后来文人不良的影响。
苏轼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九百多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人生之书，值得我们耐心地去阅读。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有关逆境人生的诗文笔记更是对当今“小皇帝”们进行“挫折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以为，挖掘苏轼的逆境人生及其文化内涵，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应该是苏轼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