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传说到电影"白毛女"故事的演变

　　[摘要]从民间传说到歌剧，再到电影，“白毛女”的故事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实际上，该故事起源于民间传说，先是被改编成歌剧，之后又改编成电影出现在大银幕上。在电影改编中，创作者将白毛女的个人复仇上升为壮怀激烈的革命斗争，揭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这样的改编成为新中国文艺史上值得彪炳史册的一笔。本文从“白毛女”故事的演变入手，解读其通过影像所精心编织的“爱情+复仇+革命”的复合母题。 　　[关键词]白毛女;民间传说;电影改编 　　“白毛女”喜儿的形象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这得益于成为一时经典的红色电影《白毛女》和同名歌剧。“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说，在改编过程中，“白毛女”的故事和形象与“白毛仙姑”已经不尽相同。甚至网络上出现很多流言蜚语，传言歌剧和电影为了欺骗国民恶意篡改民间传说，这样的说法虽然失于客观，却也指引我们着眼于理性分析“白毛女”故事的演变历程。 　　一、将民间传说搬上银幕 　　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神秘的传说忽然在河北阜平一带传扬开来，在某个山洞里藏着一位浑身是白毛的“白毛仙姑”，传说“白毛仙姑”具有无边的法力，她做法保护周边的村民，惩恶扬善，无所不能，周围的乡亲们有了难处都来山上拜求“白毛仙姑”，祈求仙姑的保佑。最初“白毛仙姑”的传说听起来有些吓人，带有迷信色彩，与后来“白毛女”故事中深厚的阶级仇恨没有过多联系。后来，八路军到山上找到“白毛仙姑”，揭开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白毛仙姑”并不是神魔鬼怪，她只是一个被地主欺凌的农村少女，在地主的压迫下，她被逼藏在深山，一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生活了十来年。少女躲在山洞里，很少见到阳光，又缺少盐分，渐渐长出了一头白发。没有食物的她经常偷偷潜到庙里偷取供果，被意外撞见的人误认为是鬼神，一传十，十传百，“白毛仙姑”的故事就这样流传开来。 　　仅仅以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为蓝本，改编后的电影《白毛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红色经典”。《白毛女》的成功是缘于什么呢？是故事吸引人，还是情节安排引人入胜？是主题符合政治取向，还是因为拍摄技术精湛？一个民间传说经过改编，不仅成为“十七年”时期的经典之作在银幕上大放光彩，还成为革命舞台上一个永垂不朽的教育范例，甚至在国际上都享誉盛名。“白毛仙姑”的故事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造，才能由一个封建鬼故事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圣典呢？ 　　笔者分析了“白毛女”故事改编的几位操刀者，发现这些创作者都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洗礼，他们都是受到过西方文化影响和熏陶的作家。例如《白毛女》故事的作者，来自河北的作家李满天，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电影《白毛女》的导演张水华，曾留学日本并参与左翼戏剧活动;电影《白毛女》的另一位导演王滨，曾在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读书，后又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设在北平的五厂电影人才养成所接受过西方电影培训。 　　电影《白毛女》中保留了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例如喜儿的经典唱段“北风那个吹”。除此之外，影片中还增加了“歌唱”形式的运用，融入了多首朗朗上口的地方民歌。保留“歌唱”的形式，是因为这是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有利于真实地反映早期淳朴的农村生活，塑造出更为深入人心的农民形象，让影片中朴实的农村气息更加醇厚。 　　中国观众在欣赏故事之时，习惯关注主人公的命运，将自己的欣赏情绪融入主人公的命运起伏中。电影《白毛女》的改编，很好地尊重了中国观众这一欣赏习惯。全剧都以主人公喜儿为中心，以喜儿的欢喜、挫折为主线讲述故事，整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却主线清晰，通俗易懂。观众的情绪始终跟随喜儿的遭遇而变化，随喜儿幸福时快乐，随喜儿痛苦时悲伤。 　　电影《白毛女》改编的成功还在于影片对几位经典农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儿是一个纯洁朴实的普通农村少女，她淳朴耐劳，乐观坚强，不畏权贵，对生活积极，对爱情忠贞，疾恶如仇。除了喜儿之外，其他角色也都塑造得活灵活现，例如，忠厚老实的杨白劳、善良诚恳的大春、热心朴实的张二婶，等等。 　　电影《白毛女》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农民形象，对于当时农村生活社会背景的刻画也是十分真实的。《白毛女》中塑造的农村生活极有世俗气息，人与人的交流少了许多银幕作品的造作感，而是生动活泼地体现了乡里乡亲之间的阶级情谊。影片中保留了富有乡土气息的农村景观以及贴窗花和包饺子等文化习俗。人与人之间的言谈举止都充满烟火气息，一幕真实亲切的农村生活跃然于银幕之上。村民之间是亲切的阶级情谊和共同对待剥削阶级的战友情谊。 　　二、白毛女故事的演变 　　1950年，电影《白毛女》一经上映就震惊了国内外，在国际上屡获殊荣，在全国120家影院同时热映，首轮供应就累计观众六百万。《白毛女》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有人将电影《白毛女》如此大范围内取得成功归因为其“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主题。但是，仅就这一主旨而言，电影与歌剧并没有质的提升，似乎主题的大方向性并不是电影《白毛女》成功的全部原因。 　　艺术家们在准备将“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成歌剧的时候，曾经徘徊过，曾有人说这个故事可以以“破除迷信”为切入点进行改写，而当作者们深度挖掘这个民间传说之后，除了“破除迷信”，他们又发现另一个更有意义的主题：将喜儿在旧社会被逼成鬼神，又在新社会被挽救翻身做了主人这一鲜明对比放大，以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对照来表达政治主旋律。 　　比普通的神鬼传奇或“破除迷信”故事棋高一着，歌剧《白毛女》将故事主题提升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政治观念鲜明的层次，也许这就是歌剧《白毛女》成功的原因之所在。主题的确定是歌剧成功的原因，却并不是电影《白毛女》成功的唯一原因，因为电影《白毛女》并不是歌剧的简单引用。 　　日本电影评论家石子顺曾经如此评价电影《白毛女》：白毛女的遭遇是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典型，旧社会穷苦人受压迫、受苦难的故事感染了全世界的观众。那些从未看过电影，却因为《白毛女》第一次走进影院的人，并非为了看一部电影而已，他们更是为了重新看待一次旧社会，也再次感怀新社会的至为宝贵。 　　法国作家韦科尔认为电影《白毛女》的成功是因为它将形式和内容结合得十分协调完美。以黄世仁的脸谱为符号的残暴压迫者地主阶级主宰着贫苦佃农的命运，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和妇女在地主的重压下毫无希望，只能低头忍受。农民面对压制不敢抵抗，除了寄希望于迷信，他们对现实的苦难无能为力。电影《白毛女》中还原了全世界佃农和奴隶曾经受压迫的悲惨，这种长期的痛苦积压让全世界观众都深受感染。 　　由此可见，不管是国内艺术家还是日本学者，乃至西方评论家，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政治体制，认同不同的文化内涵，却十分一致地都对电影《白毛女》给予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双重肯定。电影《白毛女》被视为“旧社会痛苦的象征”，并因此成为一时经典。一部艺术作品是否成功，其塑造的形象是否足够典型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恩格斯曾提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观点，高度强调了人物塑造与背景环境的联系。而电影《白毛女》上映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就是一个典型环境。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通俗文化运动，这种来自延安的“通俗文化”亟待在新中国扎根推广开来。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和破除迷信运动，全国上下的思想整风影响了电影《白毛女》主创人员的思维，对他们的创作方向带来了很大影响。 　　虽然如此，时代背景塑造了电影《白毛女》的政治主题，但影片的情节叙事却没有完全被政治左右。《白毛女》的故事是一个极符合民间艺术形态的曲折故事，而并非一个单纯的政治案例。 　　不管是歌剧还是电影，都在开头增加了过年的情节，而这一情节，在最初的民间传说中是不存在的。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民俗，实际上与影片要表达的主题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有将故事脉络扯远的风险。然而，过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民俗现象，过年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有美好团圆的内涵，故事以过年为开端，很容易拉近故事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强观众的代入感。过年能够体现一个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社会关系磁场，与之后喜儿父女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的冲突。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过年有除旧迎新的意义，也是驱除旧社会，迎来新社会的象征。 　　与普通的政治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电影《白毛女》放大了喜儿和大春之间的美好爱情，为影片增加了爱情片的元素，使故事可欣赏度更广。影片中有这样一幕画面，喜儿和大春两家一起在收庄稼，两家人像一家一样互相帮助、亲亲热热，折射出两个年轻人之间纯洁的关系。影片重点描述了喜儿在新婚前夜的一系列细节表现，喜儿甜蜜地在房中贴喜字，在镜子面前羞涩地戴上红花，满满都是即将嫁给心上人的甜蜜娇羞。喜儿内心的幸福通过大银幕传递给观众，让观众也醉心于一对年轻人的纯美爱情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悦之中。这些画面与之后喜儿被黄世仁棒打鸳鸯又惨遭凌辱的悲惨形成鲜明的反差，也让观众更加惋惜喜儿的命运，同时更加憎恨剥削阶级黄世仁，影片抨击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目的自然达到。影片的结尾又出现喜儿和大春在一起的画面，这时喜儿头发变黑，暗示喜儿受到新社会的帮助，又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与大春再续前缘。 　　如此一来，电影《白毛女》的受众就不局限于曾在旧社会受到迫害的工农兵阶层，对美好爱情故事充满期待的城市人群也会成为影片的观众群体。这批观众在新中国成立前看惯了才子配佳人的传奇派或多愁善感的悲情派爱情故事，《白毛女》中通俗的对白和别具一格的民俗令他们眼前一亮。影片中爽朗直白的表达方式和积极向上的爱情观，都与他们熟悉的爱情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农民子弟中姑娘、小伙隐晦又纯真、羞涩又坚决的爱情，成为一时浪漫。爱情故事是全世界可共赏的，对喜儿和大春爱情的着墨，也让影片更为顺利地走入国际市场。 　　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形象的塑造也极为成功。黄世仁不是一个普通的地主阶级，而是一个虚伪残忍的反社会秩序的恶人。他逼死佃户杨白劳，强占民女，将一对有情人活生生拆散，又逼得喜儿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谓十恶不赦。黄世仁的邪恶并非仅仅因为他利用租佃关系压迫穷苦人民，更在于他摧毁了民间的社会秩序，草菅人命，视道德与法制如无物，这样的黄世仁，势必会让观众恨入骨髓，在这样的压迫下，无产阶级的复仇便成了必然规律。 　　三、结语 　　本文详细梳理了“白毛女”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封建迷信的民间传说走上舞台和大银幕，成为闻名世界的红色经典的。通过对该故事的创作与改编过程进行分析，以及对电影《白毛女》中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进行鉴赏，我们得出结论，故事的成功，得益于其对爱情和复仇这一母题的改写，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主题和民间叙事传统完美结合，才是其成功的关键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白毛女》的支持者才不局限于中国观众，而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和评论家。他们看到的《白毛女》并非是某一政治导向国家的主流阶级斗争片，而是一个鲜活的关于爱情、复仇和反抗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宋剑华.从民间传奇到红色经典――《白毛女》故事的历史演绎[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01）. 　　[2] 孙霄.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白毛女》故事的母题、原型及深层结构[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06）. 　　[3] 王永春.歌剧《白毛女》创作与演出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J].戏剧之家，2015（05）. 　　[4] 李焕征.爱情、复仇与革命――论电影《白毛女》的文化密码及其正典化叙事[J].当代电影，2015（10）. 　　[5] 孟远.六十年来歌剧《白毛女》评价模式的变迁[J].河北学刊，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