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中西合璧

　　摘 要：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不仅治学严谨，成就突出，而且他的治学“二重证据法”影响巨大，深受后人追捧。本文即浅析此法，查其本人是如何应用到实际治学上的，以便后人更好的掌握和利用。 　　关键词：追根溯源；中西合璧；二重证据法 　　作者简介：邵行红（1988-），男，汉族，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168-01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他在史学、文学、考古学、金石学乃至翻译理论诸方面成就都很突出，其学术贡献如一座崔嵬的楼阁，“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正是学术上的巨大成就，王国维被誉为“继严氏以后之第一人”[1]。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对治学方法的独创，影响深远。 　　一、追根溯源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讲授《古史新证》时正式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古史经学的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其原文：“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 　　可见，“二重证据法”有丰富的内涵，虽然王国维只道出了其中一个层面，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的互证关系，但从这段话中不难得出其思想内涵。正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声遗书序》中概括“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简要说来，就是追根溯源，中西合璧。 　　陈说的第一层即是在史学研究中，把现存的材料和出土的地下实物相结合，两者互证，从而使得研究结果令人信服。这在《魏石经考》、《续考》等文中体现明显。《魏石经考》是王国维再三考究、数次增删而得出的，它对汉魏石经的经数、石数作出了令人折服的推断。在今《观堂集林》卷九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4]一文，王国维就是通过对卜辞的考究，与古史材料中有关殷的一系列记录作比较后而得到有关王亥和王恒的事迹。所用方法就是考究同一件事情在卜辞及古书中的记录进行比较分析，渐而得到二王的事迹。例如：《大荒东经》说：“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5]是《山海经》之王亥。他将两者对比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中的错误，从而得出崭新的考据结论。这种考证古史真相的方法，就是“二重证据法”。 　　陈说第二层如王国维对西北和蒙古各游牧历史的研究成果，就是利用敦煌文献、汉晋木简、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等相关资料，加以比较与考证。王国维在《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6]中考证出辽金二史之�军应为金朝的�军，同时还对“�”字的读音作了严谨的分析。他的《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通过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丁谦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马可・波罗行记》等进行比较考证，然后得出精湛可信的论断。 　　二、中西合璧 　　王国维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很多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并不断地应用到研究上，所以他主张贯通古今、会通中西的治学方法。陈第三论即是对此的有效应证了。 　　“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简要之就是借外国的治学理念与现有材料互相佐证，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显示了王国维治中国文学而采用中外合璧。其中连载于1904年6-8期《教育世界》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将西方抽象的哲学观念与具体的人生态度相串联，首次引用“悲剧”这一西方概念，深入探讨了《红楼梦》中表现的悲剧美。在《红楼梦评论》发表之后，从西方美学角度、哲学角度等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学的专论逐渐多了起来，由此可见，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开拓方面起着领头作用。 　　王国维的另一部专著《宋元戏曲考》被视为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开辟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郭沫若将其与《中国小说史略》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宋元戏曲考》着眼于宋元两代戏曲，以上古渊源为考察起点，视元代戏曲为最高峰，中西合璧，旁征博引。如文中关于悲喜剧的引入，便是借鉴了西学，王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剧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居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7]此专著以严谨的考证，精辟的论述，成功地把西方的美学、戏剧学引进中国的文学评论中并结合清代朴学的传统研究而成大果。 　　王国维生活在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近代，他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有接触西方学说的相当背景。在治学方法上，追根溯源，中西合璧，形成治学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不朽成果，也为后人做好治学研究提供了借鉴，不愧是近代的杰出学者。 　　参考文献： 　　[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 　　[2]、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3． 　　[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47－248． 　　[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9：409－450． 　　[5]、竹书纪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89． 　　[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68． 　　[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