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一禾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06期
一
面对各类国际组织作用日益增强、全球逐步“一体化”的发展大势，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取向目前主要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选择是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独特”说，强调中西文化有时间差距而非有“本质差异”，不可以简单比较或无法比较。这种学说反对民族“自卑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渴望在尽可能短时间里，借助“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性（或称“优越性”），赶超世界强国。这种想法的理论特点是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未来是以各自独立、互不干涉为前提的文化多元主义景观。其次是文化世界主义：这种认识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本质主义，即认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理想生活图景的追求上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和构想。这种思路强调中西文化的择优结合，认为最理想的优化组合方案是：西方科技和器物+中国道德传统+其他文化的精华，反民族自大情绪，强调对不同文化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总结，以便以拿来主义方式为我所用等。第三种选择是文化国际主义：这种观点更能体现21世纪文化研究的新视域，注意文化的“自恰性”和“多源性”，主张文化的开放态度，即在不完全丧失自己文化独特性的情况下，承认一种文化可以是一个更大文化范畴的组成部分。这种态度并不否定自己的文化认同和独特性，而是期望超越自己文化的地方语境，成为一种更大的文化（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俞新天先生的论文：《国际文化初论》。1998年10月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海）会议论文。）。这种观念也同时认为人类的共同性不一定在理想层面，而在于最低程度上的“人权”维护及保障。这第三种选择更依赖于一种文化在目前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当然，这样的归纳只是体现了概括的努力，实际真正的辩论还很不充分，尤其是第二、三种选择的区别和联系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不同的理论及争论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看到不同文化取向的可能性和利弊得失。中国加入当代国际组织的文化定位应该在上述三种或者说多种可能性中寻找结合点：
首先，顺应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主动参加与中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或间接有关的不同国际组织，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它们来扩大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并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多种对话和广泛交流，达成“拿来”和“给予”同时实现的文化交流，使中国的内部管理和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而不是西方）接轨。要使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实现沟通对话，需尊重不同文化的各自特点和利益需求，并理解沟通是一个相互努力的过程，即使彼此观念不同，也应能先相互传递相关信息、保证语义通达；再促进官方、民间交流渠道通畅，保持定期的讨论和战略对话，使双方即使面对冲突也能相互协调，而不是出现“文明的冲突”。
其次，由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不应再以静态的“实证”为追求（也就是不断证明我们“有”什么或西方人有、我们“也有”、“更早就有”之类），而应该强调动态的“观念战略”和“文化政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外交这门“艺术”，是指主动模糊或融合美学与政治的界限，在公共政治中体现自己特有的文化底气、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方式吸引力。中国应该通过一切有效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和多种层次的国际间交流，密切关注国际组织的发展情况，深入探讨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转变形态和应变措施，随时校正自己加入国际组织的具体目的和未来期待，并让这些目的和期待成为符合世界共同伦理、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中国民意的明智选择。
再次，要实施“观念战略”和“文化政治”就必须以现代中国的现实需求为基点，只有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状，才能真正理解世界历史和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对当今世界热点性的问题和焦点式的观念上，中国人一定不能固步自封，自命不凡，必须对类似“人权”、“主权”、“环保”、“发展”等重大问题或观念进行长远的、深入的、有创意和有战略眼光的研究。应该让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想法和有价值的建议公开化，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丰富智慧和创见，也听到中国内部的意见差异和碰撞，从而让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利益集团或组织有机会、有余地、有结果地与中国人协商讨论，共同致力于和平世界秩序的建设。在确定自身加入国际组织的目标和期待时，我们既要尊重文化是一个有机体，与其他文化交流时关注自身文化的“自恰性”，不能硬性“嫁接”；也要尊重其他文化的相同特征，不把自己认为优越的东西指定为惟一的最高原则。当代世界文化的相互理解主要靠相互尊重现实的彼此权利和利益的“通达”和“会通”。
二
在“观念战略”和“文化政治”问题上，目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讨论也许是一个较好的分析案例。中国目前坚持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出于当代中国的迫切需求和国家利益考虑的。但是这样重大的观念问题上应该不仅考虑中国目前的国家利益，还要同时对自己提出的观念及解释进行战略性的审视，并有意为自己预设思想观念的未来发展空间。应该看到观念与经济、军事武器一样，也是需要战略分析和策划的。
观念作为一个国家的“软件”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体现，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因素：(1)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2)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3)理论指导；(4)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5)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6)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众；(7)高水准的生活水平。[1]中国目前在增强自身软实力的道路上还刚刚起步，并且力度、魄力和创意都不够。最近布热津斯基率直地提出了他对中国实力的评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其政治前景如何，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如果全球性强国这个词有什么真实的含义的话，它一定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即使在不太可能出现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在未来许多年里，中国也不会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里居领先地位。”[2]从文化角度讲，中国目前还没有让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显得具有世界性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是需要战略性地逐步建设的。
我们今天谈的主权观念的确是来自西方的观念，当西方人享有了独立民族主权近三百年后，在我们还没有完全享有其好处之时，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超越或解构工作。当我们正打算改革开放、大胆介入国际秩序新一轮建设的时候，少数西方大国却要主导新的世界构局。类似这样的悖论虽然迫使我们在两难中选择：破坏现有秩序或维护这个秩序？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对我们应该破坏什么和维护什么做出创造性的解释和举措。传统主权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至高无上，然而，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认同变得多层化、多样化，就是说，不仅存在国家利益，还存在着其它行为体及其需求，比如有各种集团利益和领域利益，少数利益和个人利益；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导致这些行为体得到伸张的空间，很难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或‘个人服从国家’的说法消除它们。“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主权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问题。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主权应当有新的、更加灵活多样、层次丰富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了如此准备，实践中就可能形成更有弹性和包容性的主权实现形式，它不仅有助于在未来整合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且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表达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新形象和施展新时期的大国战略。”[3]
关于“人权”观念，我们则不能将之作为西方观念来对待。梁任公曾明确地说过：中国文化不重天道、不重地道，惟重“人之所以为道”，“质言之，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4]胡适先生也曾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底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金耀基先生补充说：西方文化之源头希腊文明也可说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但中国文化之基本性格是艺术的、道德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哲学的、科学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始终有重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确有自己悠久的人权观念和道德理念。但同时，虽然中国文化重人，重的则是“人伦”（五伦）中的人。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感到国家的“民有”和“民享”，但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民治”权利。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式人伦观念，总是努力顾及家与国的整体及其中各个人的生存和利益。中国人民大学的杨适教授认为：中国式人论的特点是人与人始终有差别和对立，又始终有一种整体感和一致。当说到宗法人伦必须顾及整体和所有成员利益时，其含义就指按上下尊卑名份“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并不排斥支配与服从、压迫与剥削；而当强调宗法人伦的等级森严时，又以保持家国整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必要利益、能维持其整体团结共同对外为限度。[5]由此，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把人权与“主权”（家国权、皇权）捆绑在一起，从未注意到“主权”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注意到民众起码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国家权威稳定的基本前提。换言之，目前我们对外口径上的人权与主权关系认识，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重复，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发展和拓展。
从“观念战略”角度看，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和现实，我们自己首先必须研究自身传统原则的内在隐患和可能矛盾，并注意在现代对内对外的传播和解说中厘清是非、确立真正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价值观念。应该说，在人权与主权关系上，中国文化传统是有以主权压制人权、国家压制个体特点的，但这种压制又是以人伦文化作解说、作限制的。首先，就连最保守的“国粹派”文化代表梁漱溟先生也承认：中国之不免于专制，并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中国自汉以来历代皇朝都宣称自己爱民如子、勤政为民，但实际则可通过大权独揽、赏罚予夺让百姓为巩固自己的权威而终身效力，甚至置子民于死地。中国人权的具体落实情况虽然从古至今都有改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有了“翻翻”的速度，但生存权毕竟是最初级的人权。其次，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以有限的人权保障无限“皇权”的体制，期间“生存权”是一个上下相互控制、相互配合的自然界限，在国家生存和民众生存问题上，百姓和皇上都不能过分，要讲中庸，不走极端。在这个政治制度中，任何个体都是为保护制度“生存”服务的工具：一方面君主和尊长是全体人民的惟一目的，另一方面甚至连君主本人也是国家的一个手段。所以皇上是贤人时会视民如子，皇上暴虐时则民不聊生。百姓对君主或充满期待、幻想或开口就骂皇上，同时又可能因为他也具有目的和手段的两重性而同情他、甚至津津乐道于皇上的身不由己和内心矛盾。其结果是：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不像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度那么没有任何“底线”，它的维护百姓生存权和现代“人权”观念缺损的两面性，因为家国意识和人伦道德的宣传而不易揭露清楚、更难以冲破。
再次，由于中国古代的人权观念被割裂为形而上的、理想中的“仁爱”（也就是中国的博爱），和现实中的等级排序和各守其则，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重视是统一标准的“人格修养”与低物质水平“活着”两相结合的方式，人的精神维度和思想领域长期未得到重视，并且处于被严格控制管制的状态之中。正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适先生所说：“离开了异化和扬弃异化，来谈发扬中国传统里的人道，或简单说中国没有人道传统或中国传统文化反人道，都是片面的。”[8]在这一点上，目前新加坡等一些东亚国家联手宣扬“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式“言论自由”、“人权至上、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与东方文化传统不符。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不能不对类似问题作出自己更宽阔、深厚、有前瞻性的理解。
在进行“人权”这样的观念战略研究时，笔者认为，我们既要回击美国等大国把人权当作“政治的玩物”或当作“媒体的先入之见”来恶意攻击中国，也要把联合国、世界人权组织所强调的维护人权与美国少数人的反华行径区别开来谈论。捍卫主权不是一种对敌斗争，也不能因此把维护和发展人权置之度外。维护主权不仅是一个感人的民族主义口号，而且是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发展现代人权观念和切实落实每个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具体工作。国家主权是保障人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从生存条件到生活质量、从道德权利到政治权利、从基本伦理到精神境界，不断地、更好地实现人权进步，才真正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目前西方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正借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发动又一次的超越工业文明的改革运动。女权主义、动物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等一大批来自民间的国际组织正挑战西方社会所存在的人权、民主口实不一的问题，深入揭露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尖锐批判过度开发、超额消费、破坏环境的现实劣迹等，这种西方“人权”运动的当代走势正愈受到国际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因为他们更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全球新“共识”面前，我们不应该过份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如果我们仅强调人权概念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含义的话，差不多就成了作茧自缚、授人以权柄，因为这种解释的未来理论发展空间是极有限的。
正象英国学者米尔恩所分析的那样，在道德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性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面前，作为最低限度普遍道德权的人权是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可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了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种能适用于一切人类关系的道德标准。人权观念就是这样一种标准。”“一种作为低限标准的人权观念，是能够与这容忽视的人的多样性相协调的，尽管对它在道德上所受的范围设定了某些限制。”[7]瑞士学者托马斯·弗莱纳的《人权是什么？》一书则引了孔子的一段话，当子贡问孔子：如果必须在食、兵、信之间作出抉择应怎么办？孔子主张先去兵、再去食、但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弗莱纳说：“我们找到了这种对宪法和国家机构信任的基础，它们就是，必须确保政府认真地保障人权。”[8]我们不仅应该自信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有可能与世界基本人权的规则合拍，自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好自身的人权维护工作，而且还应看到：实际目前“人权”观念面对的真正挑战不是“主权”或文化的独特性，而是“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的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失业者、流浪者、社会边缘者的权利……这些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也都会面临和触及，因而我们更应该加入“人权”观念的战略性讨论，在国际社会的大平台上与其他文化代表对话、交流和沟通，我们应让自己民族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智慧发挥出来，让中国真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创意观念、有思想影响、对国际社会共同问题能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目前中国还有一种颇响亮的声音，据说还来自西方名人之口，即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从中国文化传统发展的现状看，这个预言的兑现迹象是很少的。俄罗斯虽然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步子迈得不如中国稳，但俄罗斯文化在19世纪就展示出来的在各个领域里的惊人创造性，连当时极为发达的欧洲国家都不能匹敌。阿拉伯文化曾经是欧、亚、非三大陆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其独特的宗教、民族和政治组织三者合一的文化特点，从来都是西方文化的真正天敌。在亚洲，印度经济、文化的重新崛起和普遍掌握英语的优势，事实上已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各有千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更应该反观自身文化的主要缺憾，老老实实地种自己的园地。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拔的原因。”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而“‘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虽然这些独异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9]每种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之中，否则就会自行衰退。而文化的革故鼎新不在于那些以群体名义喊出的震惊世人的口号和对外界挑畔的姿态，而在于作为这种文化代表的无数优秀个体思想是否敏锐、视野是否宽阔、心态是否健康、创造力是否勃发，而这正与“人权”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中国目前不是需要一、两个代表去获诺贝尔大奖或其他国际奖牌，中国需要借助21世纪的科学进步和和平理念去充分利用世上各个民族的才华，去展现自己国民的群体成熟、身心健康，去实现自己文化的全部潜能。
三
从国际文化关系角度看中国加入世界组织的文化定位，应有三种理论即学习进化理论、信息交流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运用：
学习进化理论提醒我们重视相互认知和关系改善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世界政治的行为体都既受全球政治系统结构的制约，又以自身“长周期”的创新模式重朔着这种结构。比较与选择、阶段性运动、在学习中进化是每个国家政治文化发展进程中普遍会有的状态[10]。例如，以中国特别重视的政治意识形态一贯性而言，更精细、更层次感地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说，无论是来自左的干扰还是来自右的干扰都要加以反对和限制，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当前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已经从无限度的信仰行为转变成有限度的策略行为。显然，这种改变与中国渐进的改革方案是彼此促进的。但它给中国带来的新问题也是严峻的，正像布热津斯基也看到的那样，现有中国体制内，“共产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并存及矛盾日益明显”，所以中国需要时间和探索去创造性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与此同时，以目前美国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比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更缺乏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尽管克林顿任职的这一届美国政府在加强中美相互勾通方面做出了许多调解和解释工作，但类似的工作还需不断地共同去做。比如“美国的政治过程较为复杂，有的时候，一些极端的人会批评在任的总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利用中国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里，在总统选举之前，由于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他们对中国的反对是直言不讳的。”（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傅高义语。见韩红：《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和亚洲——对美国部分官员、学者访谈录》，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在类似的国家政治体制差异面前，中国与任何“他者”都应该更理性地对待彼此的文化差异和意见分歧，更细致地看到彼此通过学习实现的“进化”。
信息交流理论建议我们加强彼此交流中的“主动性”，让自己政府的内外信息“有效地”传达给盟友和朋友。彼此对话时减少相互攻击和敌对情绪，互相交流应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理解、努力实现沟通和相互容忍。（注：信息交流理论可参见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双，于文秀：《跨文化传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如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政府和民间交流都远没有达到“主动”和“有效”，对不同国家新闻媒体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没有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许多信息出现无效传播、非对口接受和误解性冲撞；政府和利益集团、政府职责与社会管理、政府正式外交交涉与民间非正式接触对话常常被混淆在一起。对中国来说，对外国事务和突发事件的报道常常比国内新闻更多主观判断、更少客观叙述。拿前不久发生的古巴男孩埃连的去留问题引发的争议为例，中国的各大小报纸都连续报告了事件的发展，在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症结所在尚未清楚交待的情况下，所有报道的主题却极其明确，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又在行使霸权了，古巴人民正在奋起反抗，而且斗争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事态最后得到法律程序的审理解决、小埃连终于回国之后，笔者才在《南方周末读到了一篇详实的分析报道，对其中的民族矛盾、历史积怨、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不同社会群体摩擦及双方政府的谨慎克制态度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这个例子不仅让人感到我们的国际新闻不够深入和客观的问题，而且也说明文化交流的方法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文化间交流不能仅采用“移情”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反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受”（实际上可能是偏见）强加于人，那怕是善意的偏见。当然，不“设身处地”地谈论人家，像对日本、德国今天强烈要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坚决不赞成，也可能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文化互动应该是“入乡随俗”与“乡音不改”的结合，在理解“他乡”与热爱“家乡”之间，首先对两个“乡”的不同文化都要尊重，其次需为彼此的沟通和互相理解而不竭地努力。也就是说应该先深入理解研究不同的文化个体，再进行比较和评判，目的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的接触、扩散、融合和发展。
文化冲突理论（注：文化冲突理论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帮助我们看到冲突是人际和国际交往中的常态，和平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现实中短暂的“幕间休息”。我们应学会的是：避免最大冲突、调解经常性的冲突、容忍必要的差异，以代价小的摩擦去不断发现新的矛盾或潜伏问题，从而对付和解开国家间交往的难题或死结。我们应该坚持自身文化的多样性，并尊重异己文化的多样性，比过去更深更细地研究异乡的制度和文化，追求相互影响和主动的消化，摒弃简单的吸取或排斥。国际组织正是为人们化解矛盾、实现事先沟通和相互谅解的有效手段。比如目前虽然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担负国际性职责的组织，但我们也需要有许多专业性机构来处理各种具体问题，而不是总在公开场合各说各的理、相互口头冲突。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安全）首先取决于亚洲的安全，在有关国家政府还不能正式坐下来会谈前，让实力各不相同的各种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进行交谈、交换意见，化解矛盾或缓解敌意，显然是符合时代趋势的明智选择。
综上所述，为顺应当代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取向。文化国际主义立场是笔者更为赞同的一种选择，它更有利于中国在不同国际组织提供的公共场所，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相互作用，实现文化“拿来”和“给予”的互动式交流。动态的“观念战略”研究和“文化政治”建构是我们可以具体操作的建设性工作。在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真正领悟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与世界进行不间断的、创造性的、战略性的对话，中国文化就能进入更大范围的文化天地，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更增加一层保障。
作者介绍：潘一禾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副教授 邮编 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