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写了一篇《思想的贫困及其方法论根源》，评价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苍白。且不论郑文抄袭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题目，就其文论也是苍白无思想的，我就抄一回普鲁东的书名，用“贫困的思想及其方法论根源” 回应郑永年。
目的不是辯论，而是阐述中国的思想。
中国的思想不贫困，而是不为外人理解，尤其是中国不在其位的外人。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
中国的国情是皇帝太有文化了。在中国，从古至今，是王必修史，修史必杀人。把中国思想，尤其历史观整成了一部“唱红打黑” 的廿五史。
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史实形而上学化作为圣旨。
邓小平不是破了“既定方针” ，不可能改革开放。其中他对政治方针思想采取了冻结方法。既把科学社会主义改为特色社会主义，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开放了资本主义。
这套理论只能用中文解释得通，在外文中没法翻译。
在马经中，关于翻译文化是被当作“哲学的贫困” 处置的。郑永年把中国思想不能入世，也定为“思想的贫困” 。
由此可以看出，郑永年的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重复一下，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被西方学界定为庸俗机械论。适用于垄断主义的不完全竟争和非竟争的范畴。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竟争。
这时，不是思想的冲突，是唯物史观把讨论引向了方法论。思想论与方法论是两条不同的轨道。在文字阐述上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而应各自表述。
郑永年袭用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去分析中国思想，不管有意还是夸张，他看不出中国思想的特性。
正如中国知识分子评价西方文化一样，互相“误解之处” 就多去了。
罗素说：“计较中西两种文明谁长谁短和或优或劣是毫无意义的。”
郑永年批评中国的思想贫困，并以导师发言，其“贫困” 之态，昭然若揭。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好是坏，在今后一百年中都将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同印度一样，明智地了解由中国引发的问题对于欧美来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尽管回答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还很难找到。
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定会颁给解答这些问题的学者。
可能是任何人。不会是贫困的思想的郑永年，也不会是天天吹牛领导世界的鹰派和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