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美之法则的形式变易
汉语，这块质朴未凿的璞玉，其自古至今发展的情形是，汉语语义被雕凿得越来越明确，故而有了大白话而至今天的现代汉语，但其鲜润的美之光泽却日渐磨蚀，以至于这个最擅长审美的民族距离美之法则越来越远了。
当古人专注于这个“象”，当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时，这个俯仰的姿势已然是一种诗歌的姿势了。大多数汉字岂不就是一首诗歌？汉语诚然不是按照西方的逻辑法则建立起来的，但古人为诗歌之美建立法则可谓不遗余力，——的确，汉语是以美之法则建立起来的。汉语在几千年的书写中没有一部正式的语法著作，但以诗歌之美为目标的诗话、音韵学著作却层出不穷！汉语诚然是为美书写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古典汉语的语义仍无法精密地计算，但古人在创造诗歌时，却能精确地计算到字数——四言，五言，七言，绝句律诗的不同体制，每种词牌都规定着固定的字数（我们今天的诗歌写作还能精确地计算到每个字吗？），不同的字数成为历代汉语书写的句法形式或诗歌样式的标志。汉语的书写法则似乎是由字数——其中内在地包含着生命气息的短长——规定而调节着。当我们预设了一个整齐的外观形式，不就是诉诸我们内心的美之法则吗？因此，汉语的书写法则不是如西方语言那样讲求个体词语的精确含义和连贯的逻辑结构，倒是首先预设一种外在的整体布局和美观形式，然后在这个整体布局下，通过个体词语的语义伸缩和技术处理，达到这个整而化之的目的。因此个体词语就服从了这个整体局面，有时它的语义完全依恃于整体性的表达诉求，甚至完全打断了常规性的语义关联，从而形成了汉语特有的整体直观的表达：不是用关联词把词语联结成一个整体，而是诉诸于词语与词语相互之间的呼应和比附。这是汉语的美之法则的第一要义：首先诉诸于人的视觉要求。其中五七言绝律中的对偶形式是这个美之法则的最高表现，它对汉语书写提出了最高要求。
这个整饬的外观形式同时就要求着朗朗上口的吟诵节奏。汉语朗诵的节奏也几乎由数字严格控制着，由此形成了汉语中固定的节奏或元—节奏。在朗诵前，我们先在视域中调节好了音节长短，然后才全身心地进入这个朗诵的节奏，似乎并不是我们朗诵出节奏来，而是节奏早就在朗诵我们了。这形成了汉语里特有的划分节奏的活动(在英语诗歌里，节奏是以重音的反复递推为标志的，因为英语单词之间的参差不齐，它就并不需要这个朗诵前的划分节奏，只须向前递进就是)。汉字的一字一音对此提出了要求，也有此先天条件。为什么需要这个朗诵前的视域调节？是说我们的耳朵必须和我们的眼睛结合起来？或者，根本上，我们的汉语还是由观看决定的。这是汉语的美之法则的第二要义。五七言绝律的平仄压韵形式是这个法则的最高表现。但从汉语的历史整体来看，平仄压韵在汉语中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节奏的划分在汉语朗诵中才是至关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汉语内在的音乐张力。汉语内在节奏的划分最终又和汉语诗歌的外在形式的美观息息相关。这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可能是首先重要的。而现代汉语的松散都与这个内在节奏的丧失有关。仅仅关注平仄压韵和诗歌的外观形式而不问汉语的内在节奏，这无助于拯救现代汉语诗歌法度的丧失。
诗经是第一部汉语诗歌总集，它为汉语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是确立了四言句形式。为什么汉语诗歌的开端是四言句呢？三百余首诗歌，其中绝大部分是四言句，这对汉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与这个汉字作为方块字的“四”有关？还是与这个“四”包含的对偶优势有关，与这个汉语的聚集性有关？这个四言句，自它出现于汉语后，就迅速在汉语里安营扎寨，成为汉语里最基本的节奏和最富视觉美感的句式。而四言句内部形式组合和变化之丰富，使它能够承载汉语诗歌的开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关关雎鸠》
这是诗经开篇的几句。它体现了汉语诗歌节奏优先和追求整体美观的原则。逻辑意义上的语义呈现总是后发的。它的构成是，两个独立的四言句呼应着联合表达完整的意思。中间没有关联词，而是打断的，以体现汉语抑扬顿挫的节奏。这里出现了一种表修饰的定名结构“窈窕淑女”，它和现代汉语的区别是中间一律不使用词尾“的”，如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表达为“窈窕的淑女”。这是不同的节奏要求，也体现了汉语本身极强的变易曲伸性。而其中的“之”字，就更多是为了补全这个四言节奏，体现了汉语伸缩自由的特性。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小雅·采薇》
这里出现了汉语诗歌中更为常见乃至可以称作汉语面容的句式：形容词直接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句。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具有多么惊人的简练而形象的效果！它结构紧密，节奏短促，蕴涵内在的张力。这种代表了汉语面容的句式，迥异于西方语言的逻辑表达而成为汉语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句式。这是一个脱去了西语系表结构的纯粹汉语表达。
“杨柳”、“雨雪”——汉字本身已赋予事物以惊人的形象感；而“依依”、“霏霏”——赋予事物以隐隐的动貌，以汉语中特殊的双声叠加，传达了一种源初而纯粹的视觉触感，却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形容词。两个双音节词，密集地传达出一种整体场景感。我们的现代汉语还能在如此紧密的结构中传达出如此生动的情景？
这个结构其实也回应了“窈窕淑女”的定名结构，或者可以说：定名结构的句法是形容词前修饰，主谓结构的句法是形容词后修饰。至于具体采用何种结构，汉语总是随物赋形，应声附和。四言句内部之变化是如何丰富的呵！
而楚辞相对于诗经，其参差不齐的兮字句意味着什么？是源于地缘歌唱性的差异？还是对诗经的一次增补和反观？如果说诗经中有“王者之迹”，它是以整齐的诗歌形式，传导出国家秩序的庄严感和家庭礼仪秩序的和谐通达；而屈原作为一个失国者，一个失败的王，它参差不齐、恣肆汪洋的句式构成了对诗经整饬秩序的反讽、解构？或者有着漫游天空的浪漫情怀在？天空与大地的对峙？但，它也有着“兮”字主导的朗诵节奏，最后又演变成了整齐的七言(郭建勋《楚辞与骚体赋》)。相对于整饬的汉语，兮字句是一种歧出乃至边缘的书写方式。
五七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体现。五七言诗保留了中国人古典生活中那些最精粹的时刻。那些变化无穷、层出不穷的句法也足以承载古人丰富的生存经验。相比四言句，五言句多出了一个音节。而这个多出的“一”，对四言句意味着什么？或许双偶还不是最和谐的，还必须以一个奇音来平衡和收拢？奇偶平衡才是汉语诗歌中最和谐的？更符合美之法则？我们读诗经的四言诗歌时，确实有着短兵相接、步步为营的感觉，那是简练朴素、蓄势待发对开端的要求。而到了五言诗歌那里，汉语的和谐之美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挥。当我诵读着那些不染纤尘、清新空灵而毫无愠怒贲张之感的五言诗歌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高贵的种族拥有过如此和谐的生活，对美之追求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
五七言诗歌，其独立表义的能力更强了，而不是像四言诗常常需要两个分句联合起来表义。譬如，两个对偶句的关系不仅是上下呼应，更是珠联璧合！是完整的语言自足体。所以是五七言保留了古典生活中最精粹的时刻，那些完美无暇的联句亦层出不穷。而现代诗歌中名句非常之少源于语言自身的破碎。
五七言的内部形式之变化无穷让人目不暇接。下面的句式就回应了诗经中开端的句式：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陈子昂《感遇诗》
陈子昂的这句诗可以看作类似“窈窕淑女”的定名结构的扩展。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张九龄《感遇》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唯《使至塞上》
而上面这些句式可以看作“杨柳依依”的主谓结构的变易书写。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频。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早游》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汉语诗歌在五言中才大规模地出现完整的主谓宾结构，五言的容量的扩大，能够承载一个完整的主谓宾结构。
但汉语之为汉语，它总有着不可逻辑化的变形书写，甚至，那些非常规逻辑的书写更能体现汉语的本真容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春望》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骆宾王《咏蝉》
在这种严格对仗、语义严密压缩的五言诗句中，我们很不易找到进入这个语义场的逻辑通道，根本就不能用现在的语法结构对其进行分析。必须对它进行逻辑重组，增添因果关联词，我们方能找到这个多层结构的句子的逻辑入口。但诗歌之为唯一的诗歌，其节奏和形式是不容破坏的。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李白《送友人》
在李白的这联诗中，这些富于汉语人心理特征和色彩的意象，不是通过比喻关联词，而是不加任何修饰地直接比附，形成最具汉语特色的比喻方式。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商山早行》
这联诗则完全脱去了任何语义关联和形容修饰，呈现为纯粹意象的对偶排列，但它却能够“状目前之物如在眼前”。这是最能体现汉语魅力的句式之一。它即是以象为诗，和古人造字时观象于天的源初姿势是相通的。
七言诗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音节，在表达的力度和气势上更加强了，和谐的节奏有所倾斜乃至被颠覆。这是对五言节奏的又一次增补还是打破？五言诗多雍容典雅之作，而七言多慷慨悲壮之作，这是否是对中国和谐精神的打破？世人说唐诗体魄巨大，或说“盛唐气象”，也是指这个节奏的长度和力度、情感的超出和溢出。唐朝诗歌众体兼备，而盛唐气象也是包容万象了。
七言诗较五言诗其内部形式更趋复杂，变化也更趋丰富灵活，但大致还可以归为几类，因为它还是对以往书写形式的变易。
主谓结构加上修饰成分：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
多重结构的并列：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白居易《琵琶行》）
连动结构：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古从军行》）
当然还有更多的不规则句式，和五言有相似之处，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但唐诗里还有李白的杂言体，这又是一次对汉语诗歌法则本身的突破了。但并不是无所依凭地凌空虚蹈，而是对规则更加合理自由地使用：一种内在的节奏——心的节奏，超出于这个规则之上了。李白的杂言体常常是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无法命名的句式混合交错地使用，完全应和着心的节奏的起伏。这是一个打破了礼仪规则的姿势，和那个飘飘欲仙的醉姿相仿？李白不是被誉为“谪仙人”吗？杜甫赞扬李白：“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在这个讲究礼仪姿势与和谐精神的国度，李白代表一种异军突起的力量，超出了这个礼仪的姿势，因而是更艺术化的姿势？依然是汉语思想在变易着！汉语书写在变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