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一生

　　《胡绳文集》的《前言》中说：“我在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谈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话虽不多，却在本质上说清楚了他自己著作的全部内容和他多年治学的着力所在。 　　他说自己的作品不是纯学术，却透露中国传统学术的真相。“不是纯学术性”正是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分内任务。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以社会为对象，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正是我国文化学术的好传统。伟大的史学家要鉴往知来，关心社会；伟大的文学家，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同人民共命运；伟大的哲学家，要关心社会，“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伟大的军事家，要反侵略，维护和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总之，关心社会的进步，关心人类的发展的学问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脱离了政治，哪里还有什么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胡绳是当代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他的著作得到国内外的称赞和重视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史学，另一个是哲学。尤其是他的史学著作得到更多读者的重视。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史学著作的学术生命力仍然活跃着，今天还拥有广大读者。他的哲学，在理论界同样有很高威望。这两门学问，史学与哲学，在胡绳思想中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史学为依托，他的理论有了验证的机会。胡绳的哲学文章，读了，使人不感觉“空洞”，不像有些哲学理论文章使人读起来像阅读文件汇编。他的文章长的表现为一本书，短的表现为散文、杂感，都是为了解答某些社会历史现象而写的。因为“实”就可能引起争论。空泛的文章不疼不痒，却也永远没有错误。我在大学哲学系教书时觉得我们大学哲学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听课不感兴趣。这门功课把极丰富的原理，辩证法归纳为几条、唯物论归纳为几条，分解开来进行传授是一种不可取的教学方法。 　　历史不是简单地记录所发生过的事实，而是从这些事实当中总结出某些有价值的经验。我国(以至世界的)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首创专家写史。《史记》从三皇五帝开始，重点讲述汉代开国的历史，事实上，司马迁写的是他当时的“近现代史”。他的史学价值在于把汉代的“近现代史”写得生动活泼，既是不朽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著作。 　　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只有深入了解人体的组织结构，才可能找出猴体到人体中间进化的差距。我们研究古代史的、经常接触到古代农民战争、农民起义问题，如果对当前农村生活、农民的现实思想情况不了解，竟侈谈一两千年的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显然是不妥当的。研究近现代史亦应当是研究通史的最好切人点。胡绳的哲学著作深透，得力于他的史学。历史实践检验了他的理论。有些讲古代史的，很容易犯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说了些古人可能讲不出的话，毛病就出在他们了解当代不够，所以对古代讲不明白。 　　胡绳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他的哲学得力于史学实践，他的史学得力于哲学指导。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他这种学术研究的优势在我国史学界和哲学界是少有的。他的史学著作能抓住当时历史的关键环节，操高屋建瓴之势。如他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曾风靡全国，再版多次，影响经久不衰。读者欣赏他抓住清末中国社会“官”、“民”、“夷”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消长，透过现象挖到了本质。记得50年代在抗美援朝的大会上，李四光教授讲他青年时期，孩子们玩游戏，规定扮演三种角色，扮“官”的，作以手捋胡须状；扮“洋人”的，作行举手礼状；扮“老百姓”的，作规矩立正状。一声口令，两个扮演者同时做出扮演的角色，扮洋人的遇到扮老百姓的就算输了。第二次再来，一声口令，扮老百姓的遇到扮官的，扮老百姓的就算输了。可见清末社会上早巳流行着官怕洋人、洋人怕中国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的连环制约的共识。 　　1976年周总理逝世，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悼念文章不下千百篇，周总理为革命鞠躬尽瘁，丰功伟绩，世所公认。胡绳写的悼念文章没有重复大家都讲到的这些话，他强调周恩来总理在几次革命关键时刻防止了党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可能发生分裂而没有发生分裂，为革命保存了元气。对胡绳的观点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深刻的见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几句干巴巴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观点和思想方法。马克思是哲学家，但马克思一生没有写过哲学专著，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他的经济学《资本论》体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认为是哲学专著，这部书是逐章逐节批判杜林的体系而写成的，不能认为《反杜林论》的架构能代表恩格斯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出现之日起就不尚空谈，走的是一条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在我国，全国解放以后，哲学界用的是联共党史的教科书，以教科书的形式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分成几条，把唯物论又分成几条，为了教学方便，越分越细。据说，某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分工准备教学讲稿，有一位教师分工负责讲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他教了好几年的哲学课，只会讲他分工负责的这一章。他对唯物论的全部内容却不甚了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讲死了。 　　据我所知，胡绳同志读书范围相当广博，文、史、哲及艺术等都有广泛的接触，但他写文章却不出近代史、现代史这个范围。有一次他谈到“魏晋玄学”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还是先听听汤用彤先生如何讲。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成了专家以后往往把专家身份任意膨胀。好象一旦取得专家称号，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未接触过的领域也指手划脚，随便发议论，害人害己。胡绳的朴实无华的作风，对当前浮华学风不啻一付清凉剂。 　　胡绳同志是我国新型的自学成材的专家之一，在史学、哲学领域都有他的独到的造诣。他善于把艰深的道理出之以平易，化繁复为简明，像他这样的斫轮妙手，在史学、哲学里的造诣深为业内专家的钦重。晚年养病期间写的旧体诗清逸自然，意韵隽永。 　　他贯彻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原则，从事著作之前，总是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想好了再说，看准了再写。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环境险恶，处在唯心主义学术空气包围之中，他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充分展示了他笔扫千军、挥斥八极的才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成就的学者中，胡绳是唯一没有到过延安的理论家。喝过延安水，住过杨家岭，长期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康生之流原来是钻进马克思主义大厦的白蚁。历史之诡谲往往出人意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从地方调到北京，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中断了中国近现代史系统地研究和写作，负担了行政领导工作，有时要参与临时性的枢垣清秘写作。这种转化，对他来说是锻炼，也是磨难。在新的环境下，他吃力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他的长处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胡绳在理论界有独立作战的才干，如能交给他一项重大课题，比如说，“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涉史”，让他邀集一个编辑班子，像宋代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那样，给予充分的时间，(《通鉴》在洛阳编写了十九年)他会做出更大的成绩。他是一个方面军的将帅，却不是一个理想的秘书秀才。对胡绳同志来说他生命的最后若干年，可谓舍长用短。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在疾病困扰中寂寞地走完了他最后的道路。惜哉! 　　｀(责任编辑：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