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背后的故事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巡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内有10人是中共省、市委领导。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龙华血案”也为中共党史留下了一段难以解开的谜底：敌人如此准确地分头在租界内抓捕多人，谁是告密者？谁是叛徒？ 　　怀疑与反对四中全会有关 　　多年来，在党史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说法：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米夫控制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人。因此有人怀疑，是当时的王明借刀杀人。而反对王明的重要人物首推何孟雄。何孟雄出生在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是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50多名共产党员之一，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书记，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除四次被敌人逮捕外，还四次挺身而出反对党内的错误路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任务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和主张。在这个决议指导下，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就在党的革命事业和红军队伍即将遭受严重损失的紧要时刻，何孟雄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对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李立三很生气，并当场禁止何孟雄发言。9月8日，何孟雄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明确提出反对“立三路线”，并从12个方面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专门批判何孟雄的上海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宣布撤销何孟雄的沪中区委书记职务。就在此时，各地相继传来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失败的消息。由于暴动，很多党组织暴露，大批党员被杀害，红军力量和革命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由此，党内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越来越大。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何孟雄对于停止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提高了他在党内的威信。 　　王明上台引发的党内危机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他不是先找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谈话，而是与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多次用俄语整夜密谈。因为没为记录，后人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王明的革命经历非常简单：21岁在武汉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入党，当年冬天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王明对马列主义的书本啃了几本，背了一些条目，加上口才较好，很快取得了共产国际领导的信任。特别是他因为俄语较好，充当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翻译，进而成为米夫的心腹。但是，王明对中国国情基本不了解，也缺乏革命经历和经验，党内威望远远不够。回国后，王明在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社当编辑。1930年1月12日，王明出席上海工联会的一次会议，一群巡捕突然闯入会场，将王明等20余人全部逮捕，押到南京路北头老闸捕房。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巡捕房和监狱都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在王明被关押期间，一个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一点儿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说：“钱不是问题，只要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就能找到出钱的人。”这个看守怕王明途中跑掉，没敢答应让他出去找钱，但答应可以代王明送信。王明当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给这个看守，让他转交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玉。信的大意是：我已经被捕，请设法营救。随即，王明将中央宣传部的地址交给了这个看守。看守将王明的求救信按照地址交给了中共中央机关。王明给巡捕地址，暴露了中央机关的驻地，严重违反了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中共中央机关接到信后，立即开始了紧急转移，同时想办法展开营救。中共中央转移，不是简单的事情，据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我把一般的文件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王明出狱后，中共中央查明了事件的真相，于1930年3月16日指出王明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据此，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留党察看六个月。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出现了两股力量。除了何孟雄外，还有林育南、李求实等江苏省委的部分干部。另外，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一批年轻干部。但王明的目的与何孟雄显然不同，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宗派活动。当时中共中央远离莫斯科，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已经对“立三路线”有了认识，并在10月10日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的同时，电召李立三去莫斯科作检查。 　　10月底，王明从苏联回来人员的口中得知了这些情况。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于11月13日、11月17日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宣称“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还费尽心机撰写了一本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王明率先在党内掀起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的浪潮后，很多人也被卷入这场斗争。中共中央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领导，这造成了党内危机。 　　米夫来到上海后，把王明树立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随即授意中共中央改组江南省委（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为江南省委，辖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任命王明为临时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上任后不久，便主持召开了一次书记联席会议，在会上抛出了他那套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理论。为了扫清掌权的障碍，王明把攻击矛头对准了何孟雄，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在“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大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何孟雄几次要求发言，都遭到王明的强行制止，直到何孟雄提出严正抗议，王明才不得不让其发言。何孟雄以“立三路线”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严厉驳斥了王明的言论，并对王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米夫对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了“精心”安排。王明不是中央委员，米夫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经中共中央同意，确定了15名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会议。本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非中央委员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但米夫为了使王明上台，不惜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竟然强行决定这15名列席会议的人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对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他们根据需要也耍了手腕。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是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他准备参加会议。因为他被视为不同意见者，米夫悄悄地决定不让他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始后，徐兰芝闻讯赶来，闯进会议室，大声质问主持会议的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代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质问：“我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六届四中全会？” 　　会上，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不同意见被压制。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 　　何孟雄等不少人对米夫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不择手段保王明上台的恶劣做法十分气愤。1月8日，何孟雄与罗章龙等16位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这次会议随后又发出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由此，在党内掀起了一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浪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米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王明上台后，立即掀起一场反“右倾”斗争。他不但在全党公开点名批评何孟雄，而且在江南省委也把批判何孟雄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米夫、王明给何孟雄扣上了“右派领袖”“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并宣布要开除他的党籍。为了彻底纠正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林育南是中共早期党员，比堂弟林彪参加革命时间还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1929年11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同时被捕的李求实在党内也是有影响的人，他是著名作家，湖北武昌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7月参加共存社。不久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李求实。1923年冬调上海团中央工作。1924年夏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春回到上海，先后任两广团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团委书记。1929年创办并主编《上海报》。1930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30年3月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5月至6月参加筹办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担任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开会，何孟雄一组在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开会。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一处住房。1931年1月17日早饭后，林育南、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东方旅社。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工走进了31号房间。他断定里面的七人是中共党员后，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防备的林育南等人抓住。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里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李求实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七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共有36名中共党员被抓，并被关进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而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 　　在被捕的人员中，有一些是著名作家、革命者，如柔石。1928年10月，柔石在鲁迅的帮助下与崔真吾等几位文学青年组成了朝花社。其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192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后，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1930年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柔石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崇高气节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30多位共产党员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统特务在审问前已经弄清了所有被捕人员的身份，这使他们大为兴奋。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企图用严刑拷打或威逼利诱使他们屈服，但遭到拒绝。 　　入狱时，何孟雄等做好了改名换姓、与敌人长期斗争的准备。但是，由于有人出卖，敌人对他的情况已了如指掌，这就使得审讯过程变得简单而又残酷。 　　一同被捕的林育南被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将林育南作为“要犯”进行了审讯，但一无所获。之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林育南一行被押到龙华时，正好被先入狱的地下工作者柴云堂看见。柴云堂在回忆材料中写道：他们一行从东到西，站成一排队形。狱中的小和尚轻声对我说：“西边前排的第六人是林育南。”我一看，见他不过30岁的模样，头上着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中等身材，两眼闪闪发光，像射出怒火似的……36个“犯人”，被敌特戴上20斤的铁镣后，分别关押在一、二、三号牢房里。国民党对林育南的情况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捉住林育南就是抓了一个特大政治犯。因此，对他的看管、监视极其严密。林育南虽然身陷囹圄，却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为了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情况告诉组织，与李求实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通过秘密渠道转交中央。与此同时，中央对林育南等人也极为关心，派人以“李少堂”家属的名义探监，还指示互济会给他们送去一些衣服、药品和钱。中央的慰问和关怀，鼓舞了林育南的斗志，他在狱中的墙壁上画了一面红旗，然后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其他难友也一一效法，以此表达誓死不屈的信念。国民党抓到了林育南，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 　　三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告密。康生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摸清了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时间，而且他还可能向特务提供了每个人的详细身份和背景材料，包括入党时间、入党后的活动以及连当事人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细枝末节。几年前，有人意外地在黄冈市黄州区档案馆发现了一件尚未发表的重要史料。这篇史料写于“文革”初期，作者叫柴云堂，他曾和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殷夫一起被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柴云堂在这篇史料中透露，林育南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入党、历任职务等情况，敌人了如指掌，并把他作为“首犯”“要犯”对待，还用专机将他押到南京劝降。敌人审讯他时，直呼他为“秘书长”。如果不是内部有要人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很详细的情况，敌人是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的。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及左联五作家等24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隐秘的，不是党内领导人不会知道此情况。此时，康生已经参加了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他很有可能要借此将林育南等人置于死地。 　　那么，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美国一位著名学者，于1992年在纽约出版了康生传记《龙爪》。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事实上，真正杀死这些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新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明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 　　还有人推测，康生出卖他们，是为了报复。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有变节叛变行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向党组织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此举深深地触怒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林育南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党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完全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不久，周恩来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真实的，曹文敏确系自首变节分子。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向中央作了检讨。但康生心里并不认错。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林育南、张文秋。这次，林育南联合一些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开会，正是铲除他们的好机会。 　　从当时的环境推测，既有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的能力，又能控制局面的，只有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