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5期 外 国 语 总第153期 No.5, September 2004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53 文章编号：1004-5139（2004）05-00064-06 中图分类号：H052 文献标识码：A
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7）
摘 要：作为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批评性语篇分析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这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近几年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在不断增加，其中大部分批评恰如其分，很有见地，值得CDA 学者认真思考，但也有一些批评似乎有失公允，反映了批评者对CDA 的期望值太高。本文以斯塔布斯和威窦森为代表简单评述了人们对CDA 提出的一些主要批评。 关键词：批评性语篇分析；批评；讨论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ism and Discussion
XIN 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 As an approach to text/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has been under constant criticism since its emergence in the 1980’s. Many of the criticisms are apt and illuminating, but some others are not so fair, showing that the critics might have expected too much from CDA.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isms; discussion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 ；也叫“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把传统上主要以文学语篇为对象的文体学分析技巧广泛应用于对非文学语篇的分析上，特别重视语言/语篇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作为语篇分析的一种方法，CDA 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它的局限性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富勒（Fowler ）就指出，批评语言学依然存在着一些主要问题，如示范性的分析往往零散不完整，对语境上下文和分析方法注意得不够等[8：8-12]。对CDA 更多的批评来自这个圈子之外，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是其中也有一
些似乎比较苛刻，反映了批评者对CDA 过高的期望。本文将以斯塔布斯[12]针对CDA 提出的11个问题（保留原文中的编号）作为主要线索，结合威窦森（Widdowson ）[14-19]在有关问题上的观点，谈谈自己对这些批评的看法。
Q1和Q2是两个一般性问题，它们几乎涵盖了后面9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包括人们普遍关心的批评性分析的“明晰性”（explicitness ）、“客观性”（objectivity ）、“可靠性”（reliability ）和“可验证性”（testability ）等问题：
Q1. CDA以什么作为评价语篇分析的标准？
Q2. CDA的解释权威性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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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1之下斯塔布斯问道：“CDA 如何经得起这样一些标准的评价？例如潜在假设的明晰性和可验证性、分析方法的可重复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语料的全面性和代表性。”[12:103] 他指出，CDA 从未说明语篇的形式特征与对它们的解释（interpretation ）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菲尔克劳（Fairclough ）和富勒一方面列出一些可能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结构，并在实际的分析中作为参照，另一方面又声称“在语篇结构和其社会意义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后者取决于前者出现的语境和运用它的目的。”[7: 90] 斯塔布斯评论道，“如果不能从语篇直接读出意识形态，那就是分析者根据自己拥有的未加说明的知识把这种意义塞进对语篇的理解中的。”[12:103]这就导致了Q2：CDA 的解释权威性来自何处？斯塔布斯指出，“CDA 告诫我们，没有纯粹的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语篇，并强调历史和个人观点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不偏不倚的语篇，那就意味着CDA 自身不会是例外，它作出的解释也体现着利益。”[12: 104] 威窦森也多次对CDA 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提出挑战，例如：“但是我已经表明，对某一特定立场的坚持和对特定阐释的优先考虑实际上损害了CDA 作为一种分析的有效性。”[15:170]
斯塔布斯在Q1和Q2中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及威窦森对CDA 客观性的质疑是任何语篇分析都要认真对待的，其中有些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我们想说的是，CDA 特别重视语篇及其生成者的历史背景，并在其理论中强调读/听者自身历史性在理解和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没有错。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分析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自己的立场观点。语篇分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语篇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而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问题可以说是哲学和阐释学乃至一切人文科学中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西方传统解释学将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要克服读者的偏见和误解，以便
越过“现在”的障碍，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伽达默尔（Gadamer ）反对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认为理解并非一个复制过程，理解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历史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作者还是读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他们根本无法消除自己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即通过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理解对象的过去视域相融合，从而拓宽并超越二者各自的视域，达到一种新的视域。可见，客观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任何分析者都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来理解和解释语篇。
富勒关于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某一语言结构孤立来看或许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社会意义，然而一旦它出现于特定的语境中，或者由于在一个语篇中的使用频率过高，或者与其他结构发生联系，便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说，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取决于语言形式出现的上下文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批评性语篇分析必须将语篇及其描述的事情与它们出现的社会生活场景相联系，才能真正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Q3. 关于混合型语篇（mixed texts）的描写有什么主张？
菲尔克劳认为当代语篇往往是不同体裁特征混合的结果，CDA 应重视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的分析：“语篇传统和话语秩序的飞速变化和重组是当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表明互文性应该是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焦点”。[4:102]但是斯塔布斯指出，“菲尔克劳在这个领域没有做出精确的分析。他指出了一个基本是可以量化的现象，但却没有提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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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语篇的定量分析，没有不同语篇或者语篇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定量的历时研究来表明语篇的异质性增加了，也没有测算语篇异质性的方法。”[12:104]
姑且不论斯塔布斯的指责是否属实，文论家很早以前就开始质疑对互文性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虽然对某个语篇中互文关系的一种建构可能会比另一种更可信，但是任何这种建构都产生于某种阅读目的或兴趣。这意味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克丽斯托娃（Kristeva ）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9:155]。因而，互文性分析处于两难的境地：它“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出。”[2:109]
弗洛（Frow ）指出，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并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9:157] 弗洛的意思是，互文性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历史体系或者语篇序列，“它只能是对建构某种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例如其效果、带来的快乐、产生的说教或政治兴趣）的一种评价”。（同上）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这种分析并不一定必须是定量的，定性分析也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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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语篇、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菲尔克劳一再强调对语篇生成和接受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斯塔布斯指出，“分析读者的接受情况在媒体研究中很常见，但在CDA 中却不常见。另外，解释权威性的两个可能来源，即语篇和读者的问题，没有得到CDA 的处理解决。”[12:106]我们不完全清楚斯塔布斯第二句话的意思，因为虽然CDA 对读者及其对语篇的接受情况的分析的确做得不够，但对语篇本身的分析却不少。威窦森对CDA 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但他的一些观点有时令我们困惑不解。例如菲尔克劳在分析一个语篇片段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递过去的是能消除孕妇疑虑的保证，即产前护理期间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4:171-172] 威窦森对此作了如下评价：“菲尔克劳怎么知道这个语篇的读者（消费者）就会因此消除疑虑？……‘保证’（reassurance ）是一种‘言后效果’，要弄清是否真的达到了这种效果的唯一途径就是问一问这个语篇针对的读者，即那些孕妇们。人们甚至还可以问一问作者，这是否就是他意欲达到的效果。”[17: 63]
在对语篇进行理解和解释时尽可能尊重其生成者的用意和原始读者的反应是应该的，但是威窦森的上述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应该受到质疑。首先，对语篇的生成或接受过程的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析者必须找到语篇的生成者或者其原始读者来核实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就算有条件对读者的反应进行调查，其结果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同一语篇的理解和解释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语篇分析者通常受过良好的训练，具备相当的语言学和语用学知识，他们要比普通读者对语言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因而能从语篇中读出更多更深的含义，尤其是那些常人不太注意却具有潜移默化
作用的意义。
威窦森觉得没有必要对语篇进行深入细致的批评性分析，例如他在评论菲尔克劳（1992）时有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都太吹毛求疵了。把语篇分析得如此支离破碎是不公平的，因为读者通常不会这样做。读者通常寻求合作，而不会如此刨根问底地去阅读语篇。他们往往注意的是语篇的要点，而不会留意这些细枝末节，更不会从中推导出这种论证上的前后不一和疏漏不当之处。”[16:512] 这恐怕不会是威窦森的一贯思想，因为众所周知，虽然人们的日常阅读活动往往的确是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但是当语篇分析者对某个语篇进行有系统的分析，以便支持或反对某个理论或观点，或者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时，他却不应该只满足于像一般读者那样来对待他所分析的语篇。
Q10. 语料是如何筛选的？是否具有代表性？
斯塔布斯觉得CDA 的语料分析在数量上远远不够：“简而言之，这里的批评是，分析的材料不多。一般说来，几乎没有讨论过局限于短短的语料片断的分析是否充分，语料应该如何筛选，选择的语料是否有代表性。对语料片断的分析没有任何关于其代表性的说明。”[12:107] 威窦森也对语料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这是从特定视点做的有偏颇的阐释。说它偏颇有两层意思：首先，它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有偏见；其次，它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爱的解释的那些特征。”[15: 169]
对于斯塔布斯和威窦森的质疑我们有三点评论。首先，CDA 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分析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事实上，CDA 从一开始就反对实证主义和科学客观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更不会有不偏不倚的语篇分析：“分析不是，也不会是，‘中性的’。其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意义正在于采取一种立场。”[13:307]彭尼库克（Pennycook ）在评论
“应用批评语言学”（applied critical linguistics）的性质时认为，与其把它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种替代方法，不如将其视为“带有倾向性的应用语言学。”[11:176-177]同样，我们也可以把CDA 看作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语篇分析方法。其次，在CDA 中很可能正如威窦森批评的那样，存在“有选择地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选择语料不带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正如赖昂斯（Lyons ）指出的，“资料的选择通常取决于科学家想要验证的某个假设，无论这个假设是如何获得的”。[10:43]
最后，斯塔布斯和威窦森都认为CDA 的语篇分析往往零散、不全面、不完整，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如果把分析理解为在一个综合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描写，那么这些论证仅仅是解释，而不是分析。这些论证既带有偏见又支离破碎。”[16:513] 关于理论框架问题，CDA 的确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采取了拿来主义。富勒、菲尔克劳和克莱斯（Kress ）等CDA 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认为韩礼德（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适合于CDA ，应该作为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源。至于它在CDA 中被应用得如何，那就因人而异了。至于“零散、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我们只想说，对任何语篇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都是不现实的，分析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论假设和交际意图来有选择地对语篇的形式特征作出分析。有斯塔布斯和威窦森本人的分析为例。威窦森对Philip Larkin创作的“Mr Bleaney”这首诗进行了分析。尽管全诗总共只有28行，但分析者也没有试图进行任何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分析，而是一开始就宣布：“我的观点是，对这首诗的欣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某些语法特征的独特之处的理解。这些独特之处与人称、时态和条件句有关。”[14:19] 这里威窦森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又阐明了选择的分析范围，对后者的分析显然是为了说明或支持前者。斯塔布斯在列出了CDA 存在的1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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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改进建议，并通过对具体语篇的分析来例示这些建议。遗憾的是，他的分析也不得不对语篇的形式特征进行非常有限的选择性分析。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在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对语篇和语料作详细的分析。然而，我可以表明论证的形式，提供可以参考的文献，并概括它们的联系。”[12: 111] 问题是，被他批评的CDA 学者可以有同样的理由采取同样的做法。
Q11. CDA 与其他语言和认知的建构理论有何关联？
斯塔布斯对Q11的讨论占用的篇幅是所有问题中最长的，从中我们或许能窥见CDA 时而遭到过于严厉的批评的原因。斯塔布斯指出，CDA 借用了许多其他语言和认知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包括文学批评、文体学、社会学、语言相对论、后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等等，然而“这样一大批理论在CDA 中大多都未提及。其它的一些理论只是被简单提及，对它们与CDA 的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评价。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整个‘批评理论’传统只是偶尔被提及。”[12:109-110] 在下面这段话中，威窦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斯塔布斯对CDA 的这种“傲慢”态度的批评：“但是，在CDA 中对此没有提及。很少提到存在其它解释的可能性，往往会发现这样的暗示，即对语篇事实的分析仅仅支持这一种解释。”[15:169] 斯塔布斯因此声言，他对CDA 的主要批评是“CDA 所论证的立场了无新意”[12: 110]，而威窦森则担心CDA 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因为“它所施加的话语控制正是它试图揭露的存在于其它语言运用中的那种。”[17:57]
以上我们对斯塔布斯提出的11个问题中的6个进行了简单的评论。余下的5个问题是：
Q4. CDA宣称的语用和认知之间存在着何
种关系？
Q5. 语用对习惯性思维产生怎样的实际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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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使用频率与自然（naturalization ）有何
关系？
Q7. CDA能够摆脱语言-认知循环论证吗？
Q9. 比较研究如何设计？
斯塔布斯认为CDA 对Q4、Q5、Q6和Q9没有清楚的答案；至于Q7，他认为CDA 的“大多数分析都是循环论证的，分析者从一开始就完全清楚会发现什么样的政治立场。”[12：106]
本文以斯塔布斯和威窦森为例简述了目前对CDA 的一些批评意见。其中许多批评具有合理性，值得CDA 学者认真思考。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CDA 是一种语篇分析方法，其过程就是对语篇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解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CDA 的批评者提出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CDA 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说明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在解释学领域乃至全部人文科学中的根深蒂固。近现代的人文学者接受了一种自然科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意识，认为“只有在主体方面，人采取一种中立的观察者姿态，在客体方面，把对象看作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领域，那种被理解为历史性学科的人文科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者被要求以无偏见的头脑来思考无边的历史领域，以寻找客观的事实。”（布尔，引自[21:56]）
批评语言学家一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认为理解和解释完全排除解释者自身的历史性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CDA 已经或者将会走向德里达式的极端相对主义。迄今，虽然批评性语篇分析的实践和成果良莠不齐，但是这个领域中的绝大多数学者会接受下述观点：第一，没有丰富的语言和语用知识，分析者就不可能充分合理地解释对话语的直觉性理解；第二，分析者掌握的语言和语用知识越多，他对语篇产生的交际效果洞察的就越清楚、越深刻；第三，对语篇中一种语言结构或层面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需要得到对其它相关结构或层面的分析结果的支持或者验证；第四，分析者解读和阐释的依据以及作出结论的途径必须清晰透明，以便他人能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核实；第五，分析者必须明白，自己的分析结果或结论，其有效性是开放的和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即这种有效性可能随语境的改变或信息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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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辛斌（1959-），男，汉族，山东省乳山
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语用学、篇章语义学、批评语言学、英语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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