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 《三国演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学 院 人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师范)
班 级
学 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二〇一二年二月
摘 要：《三国演义》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它的成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例如儒教的仁义思想，佛教的色空思想，道教的自然无为等等。同时，《三国演义》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三国演义》 中国传统文化 儒释道
Abstract: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a frui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book is ful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which abosorbs the Righteous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The confucianism includes many
ideologies,such as Righteousness,Buddhism,the form of emptiness and Nature Inaction of Taoism and so on.Besides,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s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and also some huge spiritual riches.
Keywords: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目 录
前言 „„„„„„„„„„„„„„„„„„„„„„„„„„„„„„„„„„ 1
一、《三国演义》与儒教文化 „„„„„„„„„„„„„„„„„„„„„„„ 2
（一）《三国演义》的仁 „„„„„„„„„„„„„„„„„„„„„„„„„ 3
（二）《三国演义》的义 „„„„„„„„„„„„„„„„„„„„„„„„„ 3
二、《三国演义》与佛教文化 „„„„„„„„„„„„„„„„„„„„„„„ 5
（一）佛教的色空思想观 „„„„„„„„„„„„„„„„„„„„„„„„„ 6
（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 6
（三）关羽与佛教的渊源 „„„„„„„„„„„„„„„„„„„„„„„„„ 6
三、《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 „„„„„„„„„„„„„„„„„„„„„„„ 7
（一）崇尚无作为的道教 „„„„„„„„„„„„„„„„„„„„„„„„„ 7
（二）诸葛亮服饰与道教 „„„„„„„„„„„„„„„„„„„„„„„„„ 8
（三）诸葛亮的道家法术 „„„„„„„„„„„„„„„„„„„„„„„„„ 8 结束语 „„„„„„„„„„„„„„„„„„„„„„„„„„„„„„„„„ 9 参考文献 „„„„„„„„„„„„„„„„„„„„„„„„„„„„„„„„ 10 谢辞 „„„„„„„„„„„„„„„„„„„„„„„„„„„„„„„„„„ 11
《三国演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
前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的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动荡且纷乱的环境下，群雄逐鹿的故事。它自成书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直到今天它仍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三国演义》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地理等等，被喻为是一部“政治、军事、地理百科全书”。历来的评论家都对《三国演义》有着极高的评价，甚至连日本作家吉川英治也说“《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之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1]《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演义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历来的文学史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视为是“时代累积型”的作品，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作家独立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民间流传的过程，由一代一代的很多作者不断添枝加叶累积而成的，作者只是小说的最后写定者。[2]尤其是《三国演义》，它的故事流传了自汉末三国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比《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故事都久。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对罗贯中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据正史，采小说，正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3]
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流传和积累，应该说关于三国的素材是非常丰富的。而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来源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正史系统，另一个是俗文学系统。
首先是正史系统。《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虽然有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虚构和想象，但同时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它必须受到历史的约束，即几本的历史轮廓、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历史人物等都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其参考的主要史书为晋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 另外，《三国演义》还借鉴了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 其次是俗文学系统。民间的三国故事在经过民间艺人不断的创作加工和演艺之后，变得更加得丰富多彩。因此，俗文学系统中的三国故事往往更加得生动形象。
隋朝的宫廷水上杂戏、唐朝的皮影戏等都对三国故事有所反应，唐宋诗词句中吟咏三国的也很多。北宋的时候，有专门讲说三国故事的说话艺术“说三分”。元代的时候，出现了一部长篇的讲史话本，叫《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中的故事内容，主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等都已粗具了《三国演义》的规模。金元时期以三国为题材的喜剧非常丰富，金代院本就有《赤壁鏖兵》、《刺董卓》、《骂吕布》等三国戏剧；元代三国题材杂剧超过60种，现在存21种。这些戏剧大都生动形象，人物性格鲜明，且多以蜀汉人物为主
人公，有很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
罗贯中正是在借鉴了各种历史资料，参考了各种通俗文化，再熔铸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才创作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不仅是罗贯中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国演义》吸收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尤其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
儒指的是春秋时孔子开创的学派，儒家又被成为儒学、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它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释指的是释教即佛教，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发展，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撞击融合，基本实现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贡献。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它与中华本土文化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道教流传广泛，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李唐时期曾上升为官方宗教。
一、《三国演义》与儒教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春秋时期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讲究忠孝节义，主张“德治”和“仁政”，崇尚“礼乐”和“中庸”之道。经过千年的流传，它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心中。《三国演义》体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伟大精神正是对中国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再现。
例如，孟子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代表着团结，团结代表着力量。演义中表现“人和”精神的地方有很多，例如演义第六十七回“张辽威震逍遥津”， 就是张辽阵营团结协作的结果；第七十一回赵子龙“汉水之战”的最终胜利，就是黄忠、子龙、张著等人密切配合，齐心努力的结果。
儒家的入世精神体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三国是一个动乱的豪杰并起，英雄逐鹿的年代，英雄们怀着建功立业的大志，在沙场飞扬着生命的壮歌。如周瑜就有“大丈夫处世，从事于人，不能立功建业，甘与腐物同尽，真可愧也”的豪言；赵云也有“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的壮心。三国的英雄就是奋斗进取的英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典范。
又如孟子有“威武不能屈”之说，这是一种视死如归，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是“只可杀，不可辱”人格尊严，它深深得鼓舞着一代代的英雄儿女。演义中多少英雄演绎着他们这种不屈的性格和视死如归的豪情，这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在《孟子·告子下》中，有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老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经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而能经受住各种磨难的必定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意志。就连曹操，他的英雄品格和坚毅精神无疑是值得
肯定的。[4]张振军先生曾这样感叹：“„„但灵魂和意志又是如此强大和坚强。”[5]《三国演义》就有那么一群仁人志士，他们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磨难不妥协，知难而进，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华丽篇章。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是孔子提出来的，后来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最后由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常”。它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三国演义》成功的吸收了“五常”的精髓，特别是对仁和义思想的传承。下面就来讲讲《三国演义》对仁和义的传承和发展。
（一）《三国演义》的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仁的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有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所以它的基本涵义指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仁政说”的核心就是“民贵君轻”。这样把仁和政联系在一起，即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施行王道，使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仁政”、“爱民”、“民为本”历来为人们誉为“德政”“美政”而予以肯定。[6]毋庸置疑，演义中仁的最突出代表就是刘备，并且书中以“尊刘反曹”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呈现。演义中的刘备不但“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而且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贤君”形象出现，作者为了表现刘备这一形象，几近夸张的描写，以至于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评价。当太史慈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后，刘备“乃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刘备与孔融素不相识，而能急人之所急，果是“仁德之人”也。在刘关张到安喜县就任后，“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而当“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之时，五六十个老人“皆来苦告”，可见一个爱民的好官多么受老百姓爱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之时，刘备携民渡江，“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而曹操是作为刘备的一个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演义第六十回中，刘备把自己有和曹操作了对比，他是这样说的：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在里面只用了六个简洁精炼的字，便把曹操和自己不同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泾渭分明。[7]作者贬曹，贬的就是曹操的残暴，即不仁。曹操报父仇兴兵之时，“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性屠戮，以雪父仇”，以一人之私而迁怒于百姓，苍生何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诛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手段何其残忍。可见演义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要有爱民之心。是故：在汉室不仁的情况下，黄巾起义一爆发，百姓就“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当“董卓尸首，号令通衢”之时，“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书中流露出的这种“仁政”“家天下”的思想精神在我们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三国演义》的义
[8]义。义在古代社会，是全社会所崇尚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三国演义》所竭力宣扬的重要内容。 “义”
有大义和小义之分，小义即所谓君子之义，大义即所谓“上报国家，下安黎明”之义。而古往今来，都不乏一些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壮举。如，文天祥为保卫国家而英勇就义，写诗一首：孔曰成仁，孟子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是一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豪迈。苏武被扣押在匈奴后，“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始终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这是一种坚守民族气节的傲气。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刺秦王而壮烈牺牲，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壮志。又如专诸之刺王僚，豫让之为智伯报仇等等，一批批英雄书写着舍生取义的华美篇章，一代代的英雄演绎这不朽的佳话。通常“义”也往往和“忠”联系在一起。忠义之人往往成为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歌颂的对象，而不忠不义之人自然要受到社会的唾弃和鄙视。罗贯中传承了这种观念，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的“忠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关羽。在《三国志》中，描写关羽“有国士之风”，讲义气，在小说里，关羽的“义”得到了强化，罗贯中不仅不遗余力地描写他的种种义举，而且盛赞他“以重如山”
[9]。毛宗岗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说中更是激情满怀地说“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10]被其父子誉为“三绝”中的“义绝”。这是由于《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忠义这一形象不遗余力的塑造，关羽从古至今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在中国古代如此多的名人之中，被冠以“圣人”者，只有“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关羽还在各个领域被化为神仙，救世主，为后人敬仰和供奉着。在关羽身上既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义，又有仁人志士的大义。当曹操败走华容之时，关羽“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宁愿背负军令状的处罚，“义释曹操”，这就是关羽的“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当刘关张被曹操打散，曹操派张辽对关羽进行劝降的时候，关羽在屯土山上提出了投降的“三约”：“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公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约三事”既体现了关羽对刘备的忠心耿耿，同时其中的“降汉不降曹”也体现了关羽忠于国家的大义。而当曹操对关羽倍加殷勤想留住关羽的时候，关羽却时刻“身在曹营心在汉”，舍弃富贵，千里迢迢，跨赤兔，携兄嫂，过五关斩六将，“随兄知道天涯边”，如此忠肝义胆让人感动。当然，除了关羽，演义中也塑造了不少忠义的形象。袁绍手下沮授“为曹军所获”却“乃于营中盗马，欲归袁氏”，“操怒，乃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事后曹操叹曰：“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厚礼殡殓，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曹操围邺之时，审配坚守城池，后来他的侄子审荣开门迎敌，审配死战，被徐晃所擒，但是拒不投降，北跪受刑，引颈就刃。董卓专横跋扈，独揽朝政之时，忠臣伍孚独自行刺董卓，失败之时，“骂不绝口”，毅然赴死，诗赞其“冲天豪气世间无”。演义中一批批忠义之人，忠义之事，在今天的我们开来，仍不乏其积极进步意义。
二、《三国演义》与佛教文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汉末三国时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战争频繁，生灵涂炭，百姓和士人饱受侵害，这样黑暗的环境，正是儒家以外思想传播的好时机，而佛教的各种学说，比如因果报应说、彼岸说等，这种学说在当时的环境中适应了正在遭受苦难的百姓和士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精神上的摆脱道路。因此佛教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流传比东汉时期要广。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元末明初的时候，佛教基本已经融入了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佛教已经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涉及佛教的内容相对于儒教和道教较少，但对小说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
（一）佛教的色空思想观
“色空”观是佛教的哲学观点，“佛家认为各种现象都是“因缘合成, 缘合即起, 缘散即了, 本性是空”, “色镜”无常形, 刹那生灭. ”《维摩经》就有“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 色性自空”之说，《般若罗波蜜心经》更是概括为“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毛本的《三国演义》开头有一首著名的《临江仙》，是明代才子杨慎所写，被毛宗冈父子放在《三国演义》之首，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全词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小词对历史的风云变幻，兴亡盛衰都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是空的，无论是邪恶、残暴的董卓、曹操，还是贤明、仁义的刘备，最终都乘了历史的匆匆过客，都被淹没在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11]被人们津津乐道，一切“都付笑谈中”。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和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二）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
佛教有因果报应之说，《涅盘经》上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不管是先报，生报还是速报，反正做了坏事就有坏的报应，做了好事就会有好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坏人有坏报，好人有好报”
董卓和曹操是两个典型的凶残人物他们做尽了坏事，在他们死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们是体现因果报应说的典型人物。
小说中董卓这个形象大致与史实相近，他掌控朝纲，倒行逆施，残害大臣和百姓，是一个十足的祸害。在《三国志》中，陈寿就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因此，当他的部下李傕、郭汜要将董卓下葬之时，“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下葬，都是这样，最后“零皮碎骨，恶为雷火消灭。”作者评论到:天之怒卓，可谓甚矣。董卓的行为令人发指，连老天都对董卓怒不可遏，连董卓的尸首都不放过，特地大发雷霆，让董卓尸骨无存。因此，
我们看到，在作者的意识当中，佛家所云“前有恶因，后有恶果”的因果报应之说是非常灵验的，[12]老天爷代表着民意，代表着正义，要惩治恶人。
至于曹操，虽然没有像董卓一样是个十足的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干的坏事也并不比董卓少，诸如误杀吕伯奢一家，勒死怀有身孕的董贵妃，处斩董承五家老少男女700余口，为稳定军心而借仓官王垕之头，杖杀伏皇后，鸠杀两位皇子，等等，不胜枚举，确实是罪孽深重。[13]唐代刘知几对曹操有这样的评价：“罪百田常，祸于王莽”。田常是战国时期的齐国相，杀害君主齐简公且自己独裁专政，王莽毒害汉平帝和两岁孺子婴以令天下，最终篡政自立。刘知几认为，曹操的罪行比田常还深百倍，他引起的祸乱比王莽还巨大。
在小说第七十八回中写曹操之死，当时曹操正在卧病，“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污，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第二天晚上，“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当群臣奏说命道士设醮修禳之时，曹操自知罪孽深重，“天命已尽”，不可能再获救，设醮修禳也是没有用的。作者对曹操作这样的描写，深切地体现出佛家“前有恶因，后有恶果”的思想。
（三）佛教的普渡众生说
佛教徒们通常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普渡众生，并且他们还拥有着强烈的善恶分明观。
小说中的和尚普净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第二十七回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时，连夜投奔汜水关，把关将卞喜关前镇国寺埋伏下刀斧手二百余人，要诱关公至寺，约击盏为号，想要加害关公。镇国寺中有一个关羽的同乡僧人，法名普净，普净知道卞喜要加害关公，特地“以手举所佩戒刀，以目视关公”，关公才心里有数，识破了卞喜的阴谋，杀了卞喜。普净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佛家善恶分明，惩恶扬善的思想。之后，普净收拾衣钵，往他处云游去了。
在小说第七十七回，关羽被害，一魂不散，荡荡悠悠地飘到了玉泉山，在这里，关羽又遇见了这个昔日相救他的故人普净。关羽因被吕蒙害死而心有不甘，在空中大呼“还我头来”要求指点迷途。普净对关羽说“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回时致祭”。此处普净用佛家“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思想点化关羽，劝诫关羽向善，关羽才醒悟而后显圣护民，这充分体现了佛家劝人向善、普渡众生的思想。
（三）关羽与佛教的渊源
历史上的关羽地位一般，演义中的关羽地位明显提高，不但是蜀汉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还成为了忠义的代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关羽的社会地位被不断地抬高，被成为武圣的他，地位一度压倒了被成为文圣的孔子。
千百年来，加在关羽身上的名号不断，不管是官方、民间，还是宗教领域，关羽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下面来谈谈关羽与佛教的渊源。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刚开始之际并不流传广泛，并且还被中国本土的道教排斥甚至贬低，所以要实现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佛教就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实现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因此佛教徒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因为关羽深受人民的喜爱，佛教就编造了一段关羽与佛教的故事，据载，“陈废帝光大年间，天台宗四祖智岂页 禅师云游至当阳玉泉，遇上了关羽显圣。”[14]关羽对他说“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就护佛法。”于是智岂页就对授五戒，让他永护佛法。唐董侹的《贞元重建庙记》记载，后来在智岂页的主持下，玉泉寺建成，这大概是关羽成为佛教中人的开始。[15]这个故事被罗贯中运用于《三国演义》当中，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僧人普净在玉泉山遇关羽并点化关羽的故事。到了武则天年间，禅宗北派始祖神秀也来到玉泉山，破土建寺，让关羽做了护法神。
三、《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先秦的神仙信仰、鬼神崇拜和两汉的黄老学说等，它尊黄帝为始祖，奉老子为道祖，成为流传广泛的宗教。
（一） 崇尚无作为的道教
与儒教的入世精神相比，道教徒们的思想是出世的，自然无为是他们的生活态度，柔弱不争是他们的自我修养，清心寡欲是他们的行为标准。东汉三国时期，朝纲混乱，战争频繁，但就有这么一群人不热衷于功名利禄，隐居山中，过着着与世无争，清心寡欲，清静悠闲的生活。
据记载，在东汉三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隐士，诸葛亮曾以师礼对待这个人，史载诸葛亮“每至其家，独拜床下”。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东汉末期的襄阳名士庞德公，虽然名声在外，却甘心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与当时隐居的徐庶，司马徽，这个了来往甚密。当时的刘表来曾来招他，问他“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德公说“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使人留给子孙后代的是好逸恶劳的坏习惯，而我留给他们的是耕读传家、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所留下来的东西不同罢了，不能说没有留下来。后来德公隐居于鹿门山，采药以终。
我想诸葛亮的性格中受这位隐士影响的成分很大吧。但是诸葛亮后来跟了刘备建功立业去了，也算是“半路出家”，没有“从一而终”，在《三国演义》中，另一个著名的“从一而终”的大隐者，并且与诸葛亮交好的人，就是司马徽了，号称“水镜先生”，跟诸葛亮等人来往也甚是亲密，诸葛亮还是他推荐给刘备的呢。
再来看看道教文化对诸葛亮的影响。
据《三国志·蜀书》记载，诸葛亮出生于琅邪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3岁丧母，8岁丧父。他亲眼目睹了东汉末年战争纷繁，百姓流离失所，朝纲混乱的惨状，这让年幼的他体会到了人世的心酸与悲哀。
但是无论外面怎样纷乱，诸葛亮算是找到了他的净土，他在南阳卧龙岗隐居了下来。南阳卧龙岗清新幽静的环境，亲身躬耕的经历，挚交好友的来往，这段时期的这段生活，为诸葛亮的性情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悠然的生活态度，从容的处事方式和淡泊名利的生活准则。
（二）诸葛亮服饰与道教
在小说中，作者对诸葛亮的服饰是这样描写的，小说第三十八回中写到“玄德贱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五十二回中写到诸葛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九十回中写到“孔明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车上”。从中可见，诸葛亮的打扮宛如一个道士形象，飘飘然像一个活神仙，这样的诸葛亮外形深入人心，而作者之所以将诸葛亮塑造乘这样一个形象，是有历史渊源的。
虽然《三国志》中有诸葛亮的传记，但是里面没有写到他的服饰，但是后人有对它进行补充。东晋·裴启的《语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诸葛亮和司马懿对阵于渭滨之时，他乘的是没有做任何装饰的车子，头上戴着的是用葛布做成的头巾，手上拿着的是有羽毛的扇子，指挥三军的将士。原文为“乘素舆，著葛布，持毛扇，指挥三军”。
随着历史的逐渐变化，诸葛亮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在元代无名氏的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中，写到诸葛亮“披七星锦绣鹤氅”，他穿着的是七星锦做成的，上面绣着云朵的鹤氅，这样像极了一个道士，并且剧中的诸葛亮一出场便自称“贫道”，典型的一个道士形象。
因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外形描写是有历史依据的，它深受历史发展过程中诸葛亮道士形象的影响。
（三）诸葛亮的道家法术
鲁迅在评价《三国演义》时说“状诸葛之智而近妖”，诸葛亮之所以会“近妖”，是因为他总是那么的神秘，会异于常人的法术，让人难以捉摸，心存敬畏。有人说“他年轻是偏好道教徒隐遁之行，精通道教法术。”[16]因此诸葛亮神秘的道家法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和诸葛亮共同定下了火攻之计，当周瑜安排好一切，站在山顶上观望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望后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风向问题。当时正式冬天，刮的是西北风，而如果东吴要用火攻的话，必须借助东南风，否则会烧到自己。正如曹操所说的那样“凡用火攻，必籍火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已”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才急得周瑜口吐鲜血。但诸葛亮却说他有办法接到东风。他说他“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只要在南屏山上建一个七星坛，他在台上作法，就可以借到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于是诸葛亮用他的法术借来了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火攻之计得以正常进行，并打败了曹操的百万大军。
在彝陵之战中，刘备为替关羽和张飞报仇雪恨，对东吴发动战争。东吴派陆逊率军应战, 陆逊用以逸待劳的方法阻挡了蜀军的攻势，并在彝陵“营烧七百里”，烧得刘备“穷奔白帝城”。而当陆逊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之时，在离夔关不远，陆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经心腹人前往探看，回报江边有几堆乱石。土人告诉陆逊“此处名鱼腹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当陆逊进入此间出不来的时候幸好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过来解救了他并告诉他这是孔明摆下的八卦图。就这样，连陆逊也不得不佩服孔明，说他是“真卧龙也”，自己是比不上他的。在这里，诸葛亮又一次展现了他的神奇法术，用八卦图挡住了东吴的入川之路，为蜀汉赢得了一线生机。
在七擒孟获之时，诸葛亮更是施展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幻术。《三国演义》第九十回写到，孟获请了木鹿大王前来助战，木鹿大王深通法术，当时与赵云、魏延二人交战之时，他口中念着咒语，手里摇着蒂钟，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走石，如同骤雨；一声画角响，虎豹豺狼，毒蛇猛兽，乘风而出，张牙舞爪，冲将过来”蜀兵大败。赵魏二人向诸葛亮请罪，诸葛亮却笑着说“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庐之时，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然后吩咐打理好一切，第二天孔明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车上。木鹿大王故技重施，却不料孔明将羽扇一摇，把木鹿大王的风吹向彼阵中去了，蜀阵中的假兽纷纷都出来了。而蛮洞里的真兽看见蜀阵中的巨兽们“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摇铜铃，张牙舞爪而来”，蛮洞中的恶兽们反而不敢前进，害怕莫极，都争相奔回洞中，反将蛮兵冲倒无数。如此可见，诸葛亮的道家法术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结束语
《三国演义》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与《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并称明代四大奇书，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可见他的历史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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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鲁晓俊. 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38.38.
[16]夏志清 胡益民.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3
谢 辞
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要非常感谢陈瑾老师的指导。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陈老师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从论文选题到搜集数据，从开题报告到文件综述，从初稿到一遍遍地修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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