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是宋代学者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这样写道：“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学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
由此可见，“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有着特殊的背景，那就是：面对赵普的重返朝廷，其政敌对他的诋毁以及由此引发的皇帝的质疑。赵普的回答巧妙睿智，他并没有直接否认自己“所学止《论语》”，而是顺水推舟地把这个前提假定为真，然后再举重若轻地将此书一分为二，答曰自己曾经以“半部《论语》”辅宋太祖，日后将以另“半部《论语》”佐宋太宗。一席话将政敌居心叵测的诽谤换成了对《论语》博大精深的赞美，其政治家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读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是谁竟敢如此胆大包天，公然挑衅备受两任皇帝敬重的首席宰相赵普呢？翻开《宋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副宰相卢多逊。
卢多逊出身于名门望族，进士及第。他走的是科举成才之路，主抓的也是文化、科举方面的工作。如果单从学问上来讲，他当然比赵普高出许多。他不但博学多才、文思敏捷，而且也和赵普一样长于智谋，精通政治韬略。比如他曾敏锐地觉察到宋太祖征战之余喜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并常常到史馆借书，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每逢皇帝来取书时，不但亲自陪同，而且暗自记下书名，然后通宵浏览。所以，每逢皇帝引经据典地问及时事，卢多逊总是对答如流，而赵普则每每不及。因此，卢多逊心里十分得意，总想找机会把赵普彻底比下去。
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了。乾德三年（965年）春天的某日，宋太祖因伐蜀一度受阻而心情不爽，便在宦侍的陪同下来到观文殿散心。在摆满宝物的雕螭案架上，他发现一面雕龙镌凤的精美铜镜，背面刻着“乾德四年铸造”的字样，心中不免疑惑。因为自他改年号“乾德”至今才历时三年，怎么会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器物？答案只有一个：历史上有别的朝代使用过同样的年号。可他清楚地记得选定此年号时，自己曾慎重地征求过宰相赵普的意见。他说：“乾”即天之意,“德”即美德，用此年号是希望大宋继“建隆”之后，能够顺天之德，携天下之大势，迅速完成统一。当时赵普听了，连连称赞此年号起得好，叫起来响亮、大气，并引用陈子昂的诗说此年号好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之一定会大吉大利。怎么这才过了三年，就出现了这样的纰漏？宋太祖拿了铜镜匆匆返回迩英殿，遣太监立即去找赵普前来盘问。
恰逢此时，卢多逊刚刚写好了一篇诰制，送来让宋太祖过目。宋太祖便按捺不住，把铜镜拿出，让卢多逊识别。卢多逊只看了片刻，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此镜系前蜀所造，因为前蜀后主王衍使用过此年号。但自他使用此年号起，前后不过六年，前蜀就灭亡了。”宋太祖听了，脸色骤变。他知道，前蜀灭亡，迄今不过40年的时间。这样看起来，袭用这个短命王国的年号简直是晦气之极。联想到如今恰恰是攻后蜀受阻，他便料定这与此年号有脱不开的干系。宋太祖越想越气，等到宦侍报告赵普已到时，他正气急败坏地手执狼毫狂写“宰相误国”几字，看见赵普一脸肃穆地疾步走来，便掷出那面铜镜让他解释。赵普手拿铜镜翻来覆去地察看，却不知所以。忍无可忍的宋太祖见状便站起身来，用饱蘸墨汁的毛笔，涂向赵普苍白如纸的面庞，而且一边随意涂抹，一边义愤填膺地训斥：“堂堂宰相，疏于文事，坏我国事，罪当何论？看来做宰相还需要读书人！”把赵普惊得灵魂出壳，面如土色。
赵普从此失宠，并与卢多逊结为死敌。加上他有收受贿赂的嫌疑，不久就被太祖贬到了河阳。卢多逊取而代之。
对赵普而言，从何处跌倒，就意味着一定会从哪里站起。之后的公务之余，他发愤读书，结交当地的文士名流，聘请国学大师定时为自己讲习经义，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驾崩，弟承兄位的宋太宗备感自己皇位得来之微妙，考虑到可能由此引发的政治暗流，便把斗争经验丰富的赵普重又召回朝廷，任为宰相。“卢多逊不自安”，于是朝廷之上就出现了“普所学止《论语》”的流言蜚语。赵普当然懂得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便揪住卢多逊曾经派遣堂吏结交秦王廷美之事大做文章，致使此时对宋太祖势力极为敏感的宋太宗龙颜大怒，下诏数卢多逊不忠之罪，将其逐出朝廷，永不录用。
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语的确曾从赵普的口中说出，但此时的他早已文韬武略、今非昔比，这里有他离世之后宋太宗亲笔所书的《神道碑》为证：“（赵普）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从此掷地有声的语言中不难看出他对两任皇帝的得力辅佐何止于“半部《论语》”，简直是倾尽所有智慧对其平生所学与实践经验的融汇贯通！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