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传记诱人之处，不在记事，在于论人。可能写传记的人都力求以最最公允的眼光去评价所要论述之人，总想处于平衡，却又因为自己的价值情感而稍有倾向。我认为，这就是传记之美。梁启超在这本传记第一句就写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大概就是不愿毁誉失衡。文中在众人贬李之时对其维护，在人赞李之处加以指责，不是梁先生故意创新，大概是伟人之见，大抵见人之所未见。
有些人英年早逝，我们无不叹息，总会想象他多活几年会干出更大的成就，比如周瑜，比如莫扎特，比如王勃；有些人晚节不保，总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又干出点不靠谱的事，我们也在叹息他怎么不早死几年，比如李鸿章。想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卑躬屈膝的去跟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去跑到俄国跟沙皇祝寿，洋鬼子占领了北京，没人能担议和大局，还是那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其实我真希望他还是死早点好，像左宗棠，曾国藩那样，至少在历史的评论中誉大于毁。只可惜他亲眼见证着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只可惜当大清苟延残喘之时还要这个耄耋老人独力支撑，担负一生骂名。他有错，但错不足以遗臭万年，他有功，但功不足以流芳百世。
梁启超先生看人之准让人佩服，论人之透也让人赞叹。与我看来，对于李鸿章同情多于其他，我真的不忍看到堂堂中国的外交，只能让七十多岁的老人苦苦撑起。尽管他没有办好洋务，尽管他的外交都是去参加丧权辱国的议和条约。是其真无马耶？还是其真不知马也？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小人得志的说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清末人口超过四亿，可惜胜过李鸿章的有几人，大概没有一人吧，也许有，但是有谁能够去担那千古骂名，有谁还能在风烛残年之际，远赴重洋撑起已过外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势所造之人也一定没法有逆转时势之力。
本书最后，梁先生刊登了一整篇日本人对于李鸿章的评论，中肯，公道更是一针见血。“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读到这里，不知怎么的会有一丝羞愧。日本人看到的李鸿章是整个中国人的嘴脸，精准无比，今天依然。我总相信，历史的选择在万千种偶然性中有其真切的必然性。说起李鸿章，爱国之士可以骂他个无地自容，可是换做自己处在那样个典型环境中，又真能做的比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