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提起晚清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想起李鸿章。然而，人们往往将他与一大堆不平等条约紧密联系起来，使他成为“委曲求全”的代名词。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作者讲述了心目中的李鸿章――国之大器。
关键词： 李鸿章 晚清 大器之才
一
世人多杂评李鸿章，出自“剪辫热讨论”与“曾文正公风”之后。一部《冰鉴》引得“体统”和“封建为官之道”这几乎入土的课题被捧得天花乱坠，很多学者要替曾国藩“翻案”，自然牵扯到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得意门生李鸿章。
时至今日，我怀着无限悲恸的情绪轸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书法家、学问家、革新家，这位出自曾国藩麾下却终成朝廷一极的开放先驱，这位在充斥着兵燹劫火与强权分割的中国近代史上驰骋近半世纪的权谋之士。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陈年历史于其的重重诟厉，绕过大清清流对其的戏谑表情，绕过远在伊犁却向其竦峙的“左公之柳”，去重新审视这位纵横捭阖的大器之才，才终于发现他的不可一世与不可多得。
二
我们所谈论到的李鸿章，仅仅是那些号称“平等和约”及“最惠国待遇书”上潦草难辨的签名。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究竟过手了多少份契约早已无处可数，这些或长或短或跋扈或阴奸的条目燃起了晚清“海境大开，强国环绕”的内忧外患。
笔力遒劲地挥写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壮怀诗篇的李鸿章原起家于湘军，时值大清奄奄祚薄之际，太平军已据金陵，改号天京，挥师北伐。清廷负隅顽抗，众参国弼政之官员盘算集结兵力，于“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剿灭长毛，不舍在沪大破资产，折兵损将。李鸿章用他苍鹰般敏锐的感官感受到属于自己时机的到来，毅然请往。上海虽是弹丸之地，但滩外还是屯聚了众多敌方舰艇，危险重重。李鸿章竟然与买办招买英国军舰，铤而走险，安排湘军卧舱底而行，折返数次，最终得以聚兵于上海打了胜仗，惹得众幕僚刮目啧叹，自此，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英气成为幕僚中“统帅三军，独当一面”的人物。
西方的坚船利炮有悖于中国千百年来的“天朝观”和“天下观”，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句哲语有了滋生发展的机会。一方面，不同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精明干练事故圆滑的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借师助剿”的第一个实践者，采用“既利用，又妨嫌”的策略的他殊为眼明手辣。另一方面，总理衙门设立后，李鸿章与“外夷”的交道更甚频繁，赫德，戈登，马格里，傅兰雅，这些洋人的名字也深入了他经论事务的生活。李鸿章深悉西方强大的军事科技力量，极力上书支持“幼童留美计划”，广聘才士，翻译曾被辱骂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技著作，置办机器，完成了实现自强之本的第一步――江南制造局。自此，“洋务―自强”之口号响彻东方，李鸿章在中央洋务派恭亲王奕言斤的支持下大办近代企军事工业，后又响应民生，置办大批民用工业，并悄无声息地于改革的洪流中催生了民族资本家与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资本主义”。只可惜柔糜绁沓的社会环境使这个占据当时世界一席之位的阶层“先天畸形，后天营养不良”，最终也未能顺应历史趋势揭竿而起，雄霸东方。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那位极重契约精神的英国人戈登离别前赠与李鸿章二十条建议中的一句：“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清末世风好空谈，尚清流，“知识分子”溺于“八股”不能自救，无暇关心时政科技，中国也与第一第二次全球性的工业科技革命擦肩而过，失掉了强国的一大法宝。加之以“海防”与“塞防”的种种纠葛，“中体西用”的片面激进作风，以及众多教案冲突，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最终在爆发甲午中日战争的那片黄海上彻底宣告了破产。李鸿章虽未至于“苦不堪言，体无完肤”的悲惨境地，但他还是选择在众派思想争辩前藏起了高大的身躯。他在日记中留下“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八个大字，似乎像被战事搞得萎靡不振的中国一样有些“力不从心”了。
夷夏之变？不敢想。中国的“天下观”面对西方的“世界观”，是墨守成规还是拾人牙慧？不敢想。清政府麻木愚昧、亡羊补牢的“补丁政策”距离泱泱炎黄亡国灭种还有多远？还是不敢想。王朝政治的非逻辑、非理性、非法度，埋葬了无数忠贞爱国志士悲壮的航行。兵弱饷乏，又贻后患，兵戎相见，欺凌不堪，种种令人作呕的所谓和平条款使李鸿章落了个“善后专家”的名号。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壮年时代的作为，都被老年时代的屈辱所代替。于是，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了这样的李鸿章：奴颜婢膝，委曲求全，卖官鬻爵，强颜陪欢，于是，我们最终没有把曾国藩与李鸿章归为一类“大器”，只是因为曾国藩太多的“矫饰”，以及李鸿章太多的“签约”。
三
国人是恨李鸿章的。也许是恨乌及屋，也一并赤裸裸地批判了洋务运动，批判了近代中国早期人士探索救国的旗舰式创造。当代历史学家用丰富的佐证及建设国家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量缘由，诸如“生产力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日趋没落”，“未抓住工业革命的时机发展工业”，等等。然而，我们可曾把目光真正聚焦于我们的传统与文化，真正地去思索“德治”与“法治”的民族信仰呢？以中庸纲常为约束的中国，比之于以严明的宪法、民法、契约法、产权法、专利法、继承法等武装的西方，少了太多的进步精神。中华五千年文化长河，就在“山重水复”循环更替之间流转，却不想最终会有一天在世界的舞台上迷了路。我们纯粹的东方式的“德治”在日臻务实的时代显得过于荒谬了。与此同时，五千年来它一直沿袭这种同样的默认，已经深深地侵入骨髓，成为了近代中国人的一种本性与本能。我不敢妄言仅仅因为法治社会的诸如“专利法”直接刺激了多少科学技术的发明，直接于多大程度地催促了生产力的上进――这笔天文数字，这笔中国人近代一直欠下的大帐，终归也是无法统知了罢。
所以，不能责怪李鸿章，当然也不能依赖李鸿章。这位淮军创始人和统帅，这位做过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曾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毕竟只是一批“百年大器”的代表。他们的确有超人的胆识与勇气，的确有极目寰宇的眼界与魄力，的确有灵活柔软的外交手段和紧跟前沿的求知热情，然而，放之于当时世界的大洪流中，他们就显得那么势单力薄了。
今也看李鸿章一生，正如中国官场和文化史的缩影。那个大个子“宰相”，走来，又走远，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只留下一道被斜阳拉长的影子。也许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毕竟，他至多也只是被历史玩弄的一枚棋子罢了。
百年近代，百年耻辱，百年李鸿章，这个生不逢时的学者及权谋家，捋捋胡须，吐出一口极具东方特色的烟雾，沉迷了昏黄的汗青。
参考文献：
［1］苑书义.李鸿章传［M］.人民出版社，1991.
［2］孙志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