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资料图)
古人所谓“三十而立”,作为建立家庭、确定职业的社会学号召,今天也并未失效。但是,如果说它期望人们而立之年便找到理性与信仰的最后宿营地,就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王国维(1877—1927)。
1907年,王国维写了两篇序。第一篇回顾了十多年来“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的求学经历,以及最近五六年来苦读汗德(1724—1804,通译康德)《纯理批评》和叔本华(1788—1860)《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的心路历程①。第二篇是精神反思。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还说:“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②
生平回顾不轻松,精神反思更痛苦。被郭沫若(1892—1978)誉为“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国学大师王国维③,30岁以后的治学经历同样复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1913—2002)教授是罗振玉(1866—1940)的孙子,幼年见过世家前辈王国维。1982年,他曾总结王国维一生的治学五变:大抵先生之学屡变,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壬寅(一九〇二)之间,始研究西洋哲学,醉心于尼采、叔本华之学说,一变也;先生初好为诗,至乙巳(一九〇五)至丁未(一九〇七)之间,弃哲学而转入文学,喜填词,二变也;是年入都,鉴于中国文学最不振者莫如戏曲,于是专攻戏曲,三变也;辛亥(一九一一)革命,避地日本京都,于是悉摒弃以前所学改而治古史、古文字及训诂音韵,四变也;乙丑(一九二五)就职清华,课余兼治西北地理及辽金元史,五变也。④
依罗继祖的说法,王国维30岁后辞别可信的哲学研究,也无意于可爱的文学创作,而是在考证中找到了统摄可信与可爱的不二法门。三变、四变而五变的治学范围越来越偏僻,要求的专业技术越来越精密,但也正是它们,让王国维的学术人生越来越丰厚,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⑤。
然而,言必有据、传信不传疑的考证,又怎能最终了结王国维既要可信、更要可爱的唯美情结呢?正当德国东方学术研究会拟聘50岁的王国维为名誉会员之际,1927年6月2日,他却选择了颐和园的昆明湖。70年来,人们不绝如缕、兴趣越来越浓地破译这个永远难有真正谜底的自杀之谜。其实,如果我们是读书人,就不难发现王国维一生都在可爱与可信之间痛苦地徘徊。从哲学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表面上是从可信转到可爱又回到可信,实际上唯美理想与残缺现实之间的冲突性张力越来越强大。谁都必须承认:唯美理想只是可爱的,残缺现实则不得不可信。如果承认这一点,你还必须承认:王国维因爱而痛苦、为爱而自沉,这种爱成就了王国维令人景仰的学识,却毁灭了他的肉身。
王国维敢爱,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变得越来越不敢爱了。思想是可爱的,学术是可信的,但知识界好些新锐人士宁愿“思想淡出”,进而“学术凸显”。此处的是非曲直可能不易判断,但文化是可爱的,经济是可信的,拜金主义者居然使“读书无用论”变成时尚、变成光荣,至少我是很感叹的。
还是回到“而立之年”的关键词。我们这代人生于“文革”时期,有的已经而立,有的即将三十。30岁以前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从今以后我们该怎么明白、又该明白些什么呢?不管是不是读书人,有机会且多读读90年前王国维的这两篇文字。要说目的,也许就是为了证明——尽管文化压根儿没有经济那么可信,但它是可爱的;缺了它,我们这个时代等于丧失了灵魂。如果是读书人,就该像王国维一样——既通过考证而传信,更敢为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唯美理想而爱!
知识分子必须有思想的追求,正如社会必须拥有理想与信仰一样。我们不一定要到30岁才知这一理念绝非虚文,但30岁后,我们会像王国维那样体认得更加深切。
(2016年2月28日修订完毕)
*原载《海南日报》1997年10月19日,第4版。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意轩书屋 作者:杨海文
① 参见王国维:《自序》,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3页。
② 王国维:《自序二》,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244页。
③ 参见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④ 罗继祖:《序》,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1—2页。 ⑤ 陈寅恪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有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