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末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骤然跌落到唯洋人命是从的屈辱，仇洋之心日益汹涌。而洋人又不断深入内地经商传教，其观念与行为大异于天朝体统，更激起民众的反感与恐惧。在这种情势下，种种怪异的认识与传言，就茂盛地滋长起来，因为暗暗贴了人们内心的期待，人们就巴不得它是真的了。
1870年的夏天，天津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心态下，传播起了一个消息。
这一年夏，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传教士建立的望海楼教堂及其附属机构育婴堂里，30多名儿童染病而亡。尸体被埋在教堂墓地，因为埋得浅，部分尸体被觅食的野狗刨了出来。
瘟疫死几十个孩子，在那个人命轻贱的时代不是什么大事。但死孩子的地方是洋人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事件有了不寻常的色彩。一则传闻开始在天津城以及周边地区扩散，而且越传越凶，越传越恐怖：天津地区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会挖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传播者引用教堂墓地的情形作证据，称那些就是被剖肝挖心然后弃尸的幼童。
没人追究这个消息的真实度和其中的逻辑是否合理，积聚数十年的误解和仇恨，在人们心中发酵出一种叫做“盼望”的东西，盼望它出事，盼望这事是真的。今天没有这个导火索，早晚也会找到别的，来印证心里那句“我早就知道……”。
6月18日，人们如愿以偿地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他“果然”承认与教堂有瓜葛，是教堂里的人委托他诱拐儿童的。一时间民情激愤，文化人们纷纷罢-课集会，要求官府处理，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来教堂指认嫌犯，武没能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投掷石块瓦片，并与教堂内的人口角，冲突一触即发。
如何处置这种混乱的群体事件场面，政府官员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在刘杰与县衙人员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大清有关部门交涉未果，怒气冲冲带人赶来。他显然对于人民战争的能量缺乏估计，在现场，暴怒的他试图单挑群体。他拔出枪来射杀县令刘杰，没能打中刘杰，但打死了刘杰的仆人。
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屠杀。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这并没有平复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
天津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被普遍认为是“民众自发的抵抗外侮的正义行动”，因为出事的虽然仅是天津，但仇外的心情却是全国性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因此，举国上下都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但外国炮舰立即开到了天津，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朝廷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这个诉求也不能不严肃回应。因此，如何处置这个群体事件，成了考验领导人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试题。
朝廷派了熟悉夷务，声誉良好的曾国藩来处理此事。他决定查清事实，“依法治国”。他调查了一百多名上告“洋人杀小孩”的百姓，发现均无实据，又访问了育婴堂150多名儿童，也得知无诱拐和伤害一事。据此，他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谣言，恢复修女们的名誉。同时，他定性此事件为“暴乱”，决定对涉及者施以重罚——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流放，主要15名煽动者处死，流放21人。
决定一出，国内大哗。“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曾国藩60年积聚的声名毁于一旦。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调开了曾国藩，派李鸿章接替处理。李略去事件中谁对谁错不提，只就后果讨论处理方法。经过一番谈判，降低了处死的人数，增加了赔款，其余与曾的决定并无大差别。此时该事件舆论已趋平静，法国也忙于他事无暇专注，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
但此事对曾国藩的影响却没有结束，受到这样的打击，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后，他就因病辞世了。
曾最大的错误是想查明真相，以为真相清楚了道理就明了。殊不知在群情汹汹的情况下，所谓“真相”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人们只愿意接受他们想要的真相，来佐证他们想说明的道理。而当“真相”非他所愿时，他们就会认为调查真相的人有问题，在造假。人们常常喊着“我们要真相”，事实上，他们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们要立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