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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中的反设置
张健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系)
【摘要〕“议程设置”假说是舆论引导行为的主要传播学理论墓础之一，本文认为，“议 程设置”中可能存在着某种“反设置”机制.这由三个命题组成:1.议程设置始终在一种自 我平衡和纠正机制下运行，这体现在受众的信息获取渠道选择行为中;2.受众对“传媒议程” 自我纠正的过程，呈现阶梯状特征，受众会优先选择传播能力强、传播周期短的渠道，然后 逐步降低;3.影响议程设显效果的受众因素，其实质上主要是议程与受众直接经验的关联因 素，包括宏观程度、复杂度、精确度、利益联系等.全文对此进行了讨论并认为:从最终角 度而言，传媒左右不了受众的议程.
〔关键词〕议程设i反设i自我平衡和纠正阶梯
Abstract:
Agenda setting is always running in a way of self-balance and self-correction, which appears when
the audience choose from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 2) The process of self-correction is
like a step. The audience choose the source which could communicate best first, then the source a bit worse, and so on. 3) The audience' s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genda-setting are those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agenda and the audience' s direct experience essenti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se postulates and lead to a conclusion: ultimately, medias are not decisive role of the audience' s agenda.
Keywords: agenda-setting anti-setting self balance and self-correction step
1.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议程设置”(又称议题设置)是传播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假设之一，其中心思想是:公 众通过传媒知晓事件或问题，依传媒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传媒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 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传媒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 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它可以归纳为“媒体决定人们想什么”’。
通过传播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它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从而为舆论引导行为 提供了一种重要理论基础。同时，它也一直是传播学领域的热点。仅国内各大学术期刊数据 库中，从1995年到2005年，论文标题或者关键词中有“议程设置”的就有两百篇左右。z其
，陈力丹:《舆论学一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2005年10月25日在中国知网各数据库检索结果为近两百篇，检索词为“议程设置”和“议题设置”，考
虑到偏差和遗漏，使用两百篇左右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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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绝大部分论文使用这一理论假设分析和阐释了新闻传播现象，三十多篇论文则对这一理论 假设本身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这一理论的引进介绍;第二类 是对其进行本土化，如有学者用实证方法检验了我国受众议程与大众传媒议程相关性，证明 了议程设置假设在我国依然适用’;第三类是对影响议程设置的各种因素(变量)进行探讨， 如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的影响4，违背受众意向的“传媒议程”不可能真正作用于“受 众议程”’等。
国内外在第三类研究上都取得了不少成果。有研究者指出，地方一级的传媒与全国性传 媒相比，其议程设置对舆论的影响力要逊色得多“。而且“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适当会取得 受众认同，从而更加有利于媒体的下一轮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相反，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 和框架建构偏离正常的客观实际，则难以取得受众信赖，导致在受众中丧失公信，在今后的 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中难以取得满意效果”7。议程设置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摆脱传媒 本身带给受众的怀疑，不被受众欢迎的议程可能在同一类型受众的小范围传播(即小众化传 播)中被颠覆。8
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议程设置论的局限。如果这些局限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和规律 性，那就构成了大众传媒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反作用力量。而本文就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 探讨议程设置中的“反设置”，以能进一步揭示舆论引导行为的规律。由于本文建立在演绎 基础上，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研究假设和结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此外，本文对外文 文献的占有也严重不足，文章的主要意义仅在于提出观点和思路，供同行商榷。 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1.议程设置始终在一种自我平衡和纠正机制下运行，这种自我平衡和纠正体现在受众 的信息获取渠道选择行为中。即任何一个特定的受众群都有自己的客观议程，即使传媒违背 了客观议程，受众也会自己寻找并接近于客观议程。
2.受众对“传媒议程”自我纠正的过程，表现为信息获取渠道选择行为，在对媒体等 信息获取渠道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呈现阶梯状特征，优先选择传播能力强、传播周期短的渠 道，然后逐步降低。
3.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受众因素，其实质上主要是议程与受众直接经验的关联因素， 包括宏观程度、复杂度、精确度、利益联系等。
2.议程设置中的自平衡和纠正机制
诸多研究者提出了传媒议程设置违背客观议程9时，传媒公信力随之降低的正比关系， 典型如2003年SARS初期广州地区传媒保持沉默，结果导致丧失受众信任、谣言横行的后 果。而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则为研究这种现象提供了另一个比较深入的 角度。
在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深刻影响了中国心理学，被推崇为建立辩证唯物 ，李本乾、张国良:《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
3期。
‘张国良、李本乾:《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张允若:《对(中国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现状分析>的几点看法》，《新闻记者》，2001年11期。
‘Palmgreen, Clarke:
，陆高峰:(议程设置与框架建构偏颇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青年记者》，2005年第3期。 ‘兰芹:《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当代传播》，2002年第5期。
，在这里没有使用通常的“公众议程”概念，而代之以“客观议程”。本文认为，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
客观议程，即对于他们来说，周围乃至世界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有一个客观的重要性排序。它和“传媒议程”
共同发生作用，最后表现出来的结果才是“公众议程”。这样表述可能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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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心理学的主要文献，它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简单化、极端化的，如它认为只有可见 的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否定了对人的内在世界进行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这并 没有否定它的合理因素。
B. F.斯金纳(1904-1990)是行为主义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他进行了著名的‘斯 金纳箱’试验，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他先在一个封闭的箱子内装了一个特殊装置，上面有个杠杆，杠杆如果被压到，就会向 箱底掉下食物。
然后，他将一只饥饿的白鼠放入箱内，白鼠饥饿难耐，就在里面乱跑乱跳，自由探索. 偶然地一次，白鼠压到了杠杆，从而获得了食物。此后，老鼠压到杠杆的次数越来越多， 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最后，学会了通过压杠杆来得到食物的方法，
斯金纳将这个过程命名为“操作性条件反射”或“工具性条件作用”，把食物称为“强 化物”，把运用强化物来增加某种反应(即行为)频率的过程叫做“强化”。他认为，强化训 练是解释机体学习过程的主要机制。
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人和动物并没有两样，在人的各种行为中， 哪些行为会得以保持，哪些行为最终会消失，都取决于这些行为的后果，取决于人们做出这 些行为之后是受到了奖励还是惩罚。因此，培养人们的行为习惯只需要不断的应用奖励和惩 罚来进行控制就足够了。如果人们在无意中做出某种行为之后得到了奖赏，人们以后就会多 做出这类行为;如果人们无意中做出的某种行为导致了惩罚，则以后会回避这种行为，尽可 能少做这种行为。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前的刺激导致决定了行为的保持或消退。而人类 的大部分学习行为都属于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
借此观照人们对媒体的选择、对媒体发布的信息的选择，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发现. 人们使用媒体时，各有其动机，传播学者对此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无论如何，获取信息 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受众的媒体选择行为是一种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如果把“获取信息” 作为“强化物”，而把人们选择媒体的行为称为“强化”，那么，最简单的推导就是:如果人 们通过一个媒体提供的信息而受益，也就是受到“奖励”，那么，就会愿意选择这个媒体: 反之，受害，也就是受到“惩罚”，就会离开这个媒体;如果甲媒体比乙媒体做得更出色， 那么人们就会更多地选择甲媒体。
而媒体某一部分职能的缺失，也可能会导致受众在该方面的媒体选择行为。如由于传统 媒体比较忠实地履行了报道正面信息的职能，如果受众想了解最近国家取得的进步，很可能 愿意依赖传统媒体的报道。而在受众想了解反面信息时，由于传统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传 统，则可能转向网络等其他途径。
那么，很自然的就能推导出:当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违背了受众的客观议程，使受众受 到“惩罚”，那么，受众就会选择疏远大众传媒;而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符合客观议程，使 受众得到“奖励”，那么受众就会进一步使用大众传媒。而如果大众媒体集体失语，那么受 众就会转向其他信息获取渠道。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这个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中，“奖励”和“惩罚”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这是回到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范围，对此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本 文将使用最简单的一个假设:对于受众来说，如果媒体称职地提供满足“真实性、新鲜性、 及时性、重要性”等新闻关键要素的信息，使受众能够得到世界的真实的图像，就能从媒体 中受益，即获得“奖励”;媒体不称职，受众得不到符合这些要素的信息，他们则是受到“惩 罚”。这样，对问题的讨论就限制在媒体职责的本源和人们使用媒体的最基本目的上。
之所以回避对受众使用媒体过程中“何为奖励或惩罚”的进一步讨论，是因为这个问题 太过复杂，牵涉到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方面，最终可能还要回到哲学领域讨论“人们
，。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周光庚等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2-278页。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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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真正认识客观世界”。不如直接从媒体最基本的职能出发，从历史和人们生活的经验出 发。
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受众是否最终能否判断出媒体提供的是否“歪曲的图像”，媒 体是否称职?如果不能判断，那么媒体只要做得看起来“称职”，“传媒议程”只要能骗过受 众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议程是否是媒体的“橡皮泥”，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最后还 是回到了一点:受众最终是否可以认清世界的真相。
这可能更主要是一个哲学命题，传播学领域能做的回答有限。而本文的第一假设“议程 设置始终在一种自我平衡和纠正机制下运行”，也确实隐藏了哲学认识论上的前提:人们最 终可以了解世界的真相。这个前提比较接近一句俗话的形容:你(本文主要指传媒)可以在 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或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在此前提下，由于人类操作性条件反射本能的存在，当“传媒议程”违背了客观议程， 受众或迟或早发现以后，就会对传媒怀疑和疏远;“传媒议程”背离客观议程的程度越强， 那传媒所受到的怀疑也就越强。这样，在长期意义上，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自我纠正和平衡 的机制:对媒体来说，不敢使“传媒议程”过度偏离“客观议程”，不然就会失去受众;对 受众来说，则可以不被蒙蔽，始终拥有至少接近于世界真实图像的认识。
在西方新闻史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自由竞争的传媒环境刚刚出现时，诸如议程设置混 乱在内的各种乱象纷至沓来，但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大浪淘沙，大众传媒最终趋于规范，而 “传媒议程”、“客观议程”和二者博弈形成的“公众议程”也最终趋向保持基本一致。这种 大众传媒由“乱”到“治”的现象成因很多，但不能否定自我平衡和纠正机制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
也有反面的情况。前苏联时期，由于党报党刊进行的“议程设置”过度偏离了客观议程， 在民间形成了“《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的口头禅，人民对党报党刊缺乏 兴趣，这也是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
3.反设置的过程
当“传媒议程”偏离了客观议程，受众发现问题并对传媒形成反作用力，也即自我纠正 和平衡机制运行的过程，可以称为对“议程设置”的“反设置”。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受众在较短时间内发现传媒议程的一部分问题，从而对传媒议程有所扬弃，进行修正， 最终形成“公众议程”，并做出以后是否疏远相应传媒的判断，也就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中对将来行为的“强化”。国内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众议程往往和传媒议程存在一 定差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典型如SARS初期广州媒体由于集体沉默遭遇到的信
任危机。这是第一种反设置。
也许在大部分情况下，公众议程和客观议程是一致的，但两者很多时候仍存在距离。这 是因为，“传媒议程”中偏差的部分未必能当即完全被受众识破。议程由众多的议题组成， 每个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度存在差异，甚至某些议题的重要性还需要历史来判断和检验。对 一定范围的受众整体来说，不同议题间的认知难度可能有天壤之别。因此，传媒议程的一些 偏差，他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属于事后追溯，而非当时的、立竿见影的。这些发 现不会体现在“公众议程”中，当时的“公众议程”中这些部分表现为与传媒议程一致，受 后者操控。但是公众通过他们后来的发现，可以对传媒本身作出判断，从而决定他们下一步 多大程度上相信传媒、选择传媒。这是第二种反设置，它的当即影响是微弱的，但却是积累
的、长期的。
相比之下，第一种反设置即时、立竿见影，而第二种则是事后追溯，影响潜移默化。 ，’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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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设置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有研究者在讨论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时提出:
“受众在接触传媒的情况下，是要做出选择的。包括选择不同种类的传媒，如报纸、广 播、电视、网络等;选择不同性质的传媒，如党报或都市报;以及选择传媒提供的不同信息。 选择的标准单从受众方面看，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情况下，作为个体的受众会选择自己感兴 趣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是由受众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但是个体受众又或多或少受其所在群体的观念或规范的影响。这种群体被称为具有相同或相 似属性的受众群。个体受众获取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信息，从认知层面上了解了新闻事实，并 在头脑中形成图像，即“镜像”。这个过程中，传媒设置的议程引起了受众注意，并被受众 “内化”，从感知事实到转化为自己的认识。
但是，个体受众的“内化”并不表示议程设置已经达到目的，议程设置的最终目标是形 成公众议程。这就需要个体受众之间的相互交流。无疑，这种交流首先应该在受众群中进行， 是小众化传播。因为他们通常有比较一致或相似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等，这 种小众化传播，使个体议程逐渐形成群体议程。
最后小众化传播不断扩大，以不同的受众群为单位，开始了群体之间的交流。这时可能 出现两种情况:I、某个群体原来形成的群体议程会受到压制，因为可能会有比它更重要、更 能吸引绝大部分受众的议题存在，那么，原有的议题所依托的议程设置就会以失败告终，而 新出现的议题则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通过进一步交流最终上升为公众议程。2、原有的议 题在群体间的交流中得到加强，不断扩大，最终也形成公众议程。到此，传媒的议程设置才 算真正达到目的.”‘，
它的突出价值可以归纳为两点:
1)受众有多种传媒可以选择，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个体议程和小众化议程;
2)受众间可以交流议程，最后形成共识，也就是个体议程经过优胜劣汰上升为小众化议 程，而小众化议程再经过优胜劣汰后上升为公众议程。
它基本勾勒出了第一种反设置的过程，但仍不够完善。
受众不是有多种传媒可以选择，而是有多种信息获取渠道可以选择，包括人际传播、组 织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方式。受众从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获取议程，也从自己直接的生活经 验获取议程，如物价上涨、治安恶化等就可以成为他们议程的重要部分。
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建立在公众与自身经验以外事物无法直接体验的基础上，但人们在 做出判断时，直接经验是处于第一位的。每个受众首先从生活的直接体验中获取一部分个体 议程，一些普遍的、对大部分受众具有关键意义，那就无可置疑的成为公众议程的组成部分. 典型的例子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传媒议程如果无视这些内容，理所当然也会受到受 众的“无视”。
受众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议程，形式多样，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人际传播、 地下出版物等:级别各异，从国内、国外、中央级媒体到村头广播。这些渠道的传播能力有 显著差异，表现在权威度、覆盖率、深度、速度等多个方面的差距。综合传播能力最强的渠 道无疑占有优势，可以影响最多的个人议程和小众化议程，从而最大程度影响“公众议程”;
而综合传播能力越弱的渠道则影响越小。“议程设置”论一直被称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而非人际传播的“议程设置”，本身就显现了大众传媒在综合传播能力上的绝对优势。但是， 由于过去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经验，受众会对不同渠道的可信度作出判断。例如在现实中常 见的例子，A市居民更相信B市传媒对A市的反面报道，B市传媒对A市居民的传播能力 显然不如A市传媒，但A市传媒却在这方面因为长期的瞒报少报而失去了受众。正因为多 种信息获取渠道的存在，受众对每个渠道不同方面信息的可信度又有自己的判断，单一渠道、 ，，兰芹:《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当代传播》，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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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综合传播能力最强的大众传媒，也无法完全控制“公众议程”。
在传媒环境开放的条件下，具有差异性的传媒越多，差异越明显，则单一传媒的议程设 置影响力越小，越难对公众议程产生影响，反之则影响越大。我国媒体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传媒在本质上是同一性的，因此受众的信息渠道相当程度上是受控的，在必要时甚至会 达到除了人际传播外只有一个声音的程度。这就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提供了空前的优势， 统一安排下的大众传媒全方位的议程设置，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全面覆盖受众的生活领域，并 决定性地影响公众议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大众传媒就能滥用这一优势，进行背离客观议程的议程设置。 受众依然可以用自己的直接生活体验来获取议程，个体议程依然可以通过剩余的渠道—哪 怕仅仅是人际传播渠道进行优胜劣汰，上升为小众化议程，并再上升为公众议程。反设置机 制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仅仅是速度变得缓慢，使整个周期相应变长。所以，滥用这一优势 的后果，只能是大众传媒整体上失去受众。近年以来，在一些事件上，受众宁可信任流言， 却不愿意信任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权威媒体，可能正是这方面的失误累计的恶果。
2003年SARS危机初期，广州地区媒体对所谓“怪病”的流行保持了沉默，但是各种各
样的谣言却通过手机短信、网络流传开来，“怪病”自动成为公众的头号议程。传媒议程被 抛弃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反设置案例，广州市民通过自己对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实现了对 传媒议程的自我纠正。
从覆盖率等各方面来看，报纸、电视、电台仍然是当前综合传播能力最强的媒体，是人 们获取议程时的首选对象。在抛弃了他们后，广州市民们首先选择了网络和手机短信这两种 信息获取渠道。但是，如果这两种新媒体当时也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无法出现SARS 的任何信息，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结果会是:广州市民将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怪病”的各种流言，并表现出对流言 的信任。
传统媒体、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媒体(手机短信和网络)、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三者，呈 现了一种阶梯状的布局:综合传播能力依次递减，传播的隐蔽性和自由度则依次增加。
传播能力依次降低，时间周期逐步延长，呈现阶梯状，是受众在对信息获取渠道进行选 择时的特征。在获取议程的过程中，受众自然会优先选择传播能力最强的媒体，如有地缘优 势、行政级别高、覆盖面广等的媒体;但如果这一媒体的议程业己被认为不可靠，那么人们 将选择传播能力次强的渠道;如果还不行，那人们会选择更次的渠道;直到自由度和隐蔽性 最强，传播能力也最弱、耗时也最长的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
第二种反设置的过程与第一种并没有质的差别，区别在于受众整体意识到受到传媒愚弄 的时间滞后了，受众通过自身经验或各种信息获取渠道了解到，“历史”上有段时间传媒没 有报道该报道的内容、相反过度渲染了对受众来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对传媒产生否定
判断和置疑，如果传媒过往的一系列议程设置行为是在权力机关领导下组织的，则同时影响 到对权力机关的信任。
4.受众因素的再分析
从最终角度来说，受众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是不可控的，如《史记》中记载周厉王时 期密探横行、人们只能“道路以目”，不敢当众交流任何问题，可以说是最极端的状态。但 即便如此，也仅仅是在“道路”这个公共领域，一旦进入私下场合，人际传播仍然是不受阻 碍的。也因此，任何受众个体获取的直接经验，都最终有可能通过人际交流、优胜劣汰上升 为公众议程。
只要不是跟社会物理隔离，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信息传播网络中，成为一个传输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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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点，当然，每个结点信息接收和传播的速度有快有慢、信息量有大有小;又因为每个社 会成员生活的直接体验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生活;在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不可控的情况 下，那几乎就可以自然地认为:人们最终可以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真相，包括各项事务的轻重 缓急程度等等，区别在于速度.
当然，这谈不上是科学的论证，而这个问题本身也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始终只 能是一个假定。
在这个假定基础上，传媒能在多大程度上牵着受众的鼻子走，包括传媒议程能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公众议程，也就跟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真相的速度，成逆相关。从最终角度而言，也 就是某一个议程跟人们直接经验的关联程度越高，那人们就越容易认识到该议程的真相和本 质，也就更不容易受到传媒操控;反之亦然。
影响到议程与人们直接经验关联程度的因素，可以一一列举出来:
1)宏观程度，问题越宏观，变量越多，人们越难以把握，了解和获取真相需要的时间就 越长;
2)复杂程度，问题越复杂，对受众的知识水平、分析能力要求越高，则认知难度就越 大;
3)精确程度，问题越具体、精确，就越容易被直接经验验证、识破，反之亦成立;
4)利益关系，利益联系越紧密，人们就越容易根据自身经验来做出判断;
5)人际交流的频繁程度，人们人际交流越频繁，就越容易了解和获取真相:反之则越 难;
而对议程设置假设进行实证研究的不少成果，与此都有某种吻合。如在我国议程设置 研究的大成之作《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受众议程与大众传媒议程显著相关，但在微观层面
上，其相关性却较低。„„在受众四个层次议程(个人议程、社区议程、地方议程和国家议 程)中，从个人议程起，受众议程每提高一个层次，则其与传媒议程相关的显著性水平就会 相应得到提高，反之，其显著性水平就会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受众不易被传媒操控，在表象上，仍然可能局部和暂时上表现为大众传 媒议程设置显著性(或敏感度)的增强。这是因为，受众了解了议程的真相和本质后，如果 确定媒介忠实地履行了职责，那么就会主动和媒介议程表现一致。这与前文所述并不矛盾。 如研究表明，人际传播有时强化了议程设置的效果，有时降低了议程设置的效果。”， 而从本文出发，这就是一个必然结果。人际传播越频萦，社会生活直接经验交流的速度就加 快了，人们的个人经验就越容易进入小众议程并进一步被更多的受众了解，人们就越容易了 解某一个议程是否真正重要。此时，传媒的议程设置效果就会随之得到强化或降低。
张国良、李本乾两位学者同时认为“在对受众议程、传媒议程与真正现实世界关系的检 验中，发现它们之间既有相互吻合的地方，又有相互扭曲的时候，显然，它们三者之间的关 系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在检验中或许存在一些特定的前置变 量，其存在对传播效果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譬如前面提到的问题宏观与否，研究环境如何， 以及问题与真正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不妨称其为有效前置变量。我们认为:有效 前置变量的差异越大，则传播效果的变化幅度也越大，反之则较小。”本文认为，他们所提 出的“有效前置变量”，很有可能就是议程与受众直接经验的关联因素。
5.讨论
19张国良、李本乾:《行为变童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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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议程设置研究已经从问题的议程设置发展到了属性的议程设置。近年 来传播学领域框架理论研究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该理论“认为每一个议程本身还包含若 干属性，媒体通过强调一些属性和弱化、回避另一些属性，影响受众对这些属性的重要性的 认识”。l;
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这早已经被反复运用。如对于重大灾难事故的报道，侧重于 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关心重视、抗灾工作的各项进展，而对于灾难带给人民群众的痛苦和 人们在灾难中的遭遇等往往有意无意的忽视。
问题的议程设置可以形容为“告诉人们想什么”，而属性的议程设置则可以形容为“告 诉人们怎么想”。那么，属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设置，以影响人们“怎么想”? 本文在论述三个命题的过程中，对经典的议程设置(或者说问题的议程设置)中的自 我平衡和纠正机制进行了阐述，将这一论证过程运用于对属性的议程设置，可以看到，对属 性的议程设置更容易被自我平衡和纠正。因为，问题的议程设置仅仅是传媒告诉人们“想什 么”，相对比较中性，传媒的自身倾向性和操纵行为隐藏得比较深，而属性的议程设置隐瞒 了问题的一些方面、过分强调了一些方面，这样就使传媒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在与受众 的直接经验碰撞时，更敏感，也更容易被识破。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对于 属性的议程设置，很可能己经走得过远。在此基础上如果向前再走一步，那可能就是捏造事 实、在观点上颠倒黑白。
本文认为以下结论很可能成立:传媒具有议程设置的能力，仅仅是传媒在受众赋予其信 任下的新闻报道重点选择行为，任何形式的违背客观事实的设置，最终都会转变为将受众从 传媒驱离的动力;从最终角度而言，传媒左右不了受众的议程;
大众传媒的所谓“神奇力量”，来自于受众，如果不能服务于受众，也会被受众剥夺。
陆高峰:《议程设置与框架建构偏颇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青年记者》，2005年第3期。 弗·伊·列宁:《列宁选集》第31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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