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对"一带一路"的错误理解

　　“一带一路”既不是升级版的“中国威胁”，也不是新版的“中国雷锋”。 　　从2013年9月开始，我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一带一路”让我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机会。与此同时，从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到中东的以色列以及亚洲的韩国等国家，“一带一路”也让我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 　　2015年3月，博鳌论坛的最大收获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由此烟花三月下“洋洲”。“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思想、思路、文化、制度，甚至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的受欢迎，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与“国际范”的体现。“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评价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那么，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认真思考，我们靠什么“融入”世界。我曾两次赴以色列访问，一位近80岁的以色列著名学者向我提到，他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以色列，因为中国影响了整个东方，而犹太人影响了整个西方（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源头是犹太教）。但他同时也强调，这种影响更多是“过去时”，中国要反思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中国的影响范围由东方扩大到整个世界，影响的时间坐标由传统帝国延展到现实中国，影响内容由文化吸引扩大到价值感召。 　　目前，全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我们不需要预设“一带一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凝神汇智，群策群力，不断成长，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 　　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我常常在想，崛起的中国需要什么？中国如何超越“崛起困境”？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中国不仅要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不仅要经济成长，更要赢得民心和人心，其中，民心是指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忠诚，人心是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欣赏与支持。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内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二，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 　　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如“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以及“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 　　辜鸿铭曾经指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不如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的确，一方面，我们可以随时听到古人、名人对中国的好评如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频繁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 　　例如，据说在非洲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位非洲母亲问孩子：“上帝在哪里？”孩子答道：“上帝在中国。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有朋友曾讲过一个亲身经历，他在非洲超市问中国制造的口碑如何，服务员告诉他：“对有钱人来说，中国制造是最后的选择，一般他们先问有没有其他国家产的。”其结果是，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售货员会把中国制造的标签撕掉。 　　只有乐观的人，才会用悲观的视角看问题、审视自己。只有正视自己的无知，才能增长自己的知识。目前，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依然有很多障碍，“一带一路”的真正落地依然有很多瓶颈：第一，原则性倡议多，可操作的细则少；第二，对丝路沿线国家的总体了解不够，对相关国家寄于“一带一路”的具体期望了解不足；第三，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各国等大国合作的利益共识严重缺乏。 　　2015年3月，我在国防大学国际学员班讲授“‘一带一路’与国际安全”，授课对象是非洲国家的军官。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来中国之前，你们听说过‘一带一路’吗？”绝大多数人回答：“没有，但我们知道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可见，“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我们不仅要重视内容，也要重视对外宣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工作重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目标明确是关键。自己首先要从内心想明白，怎样的中国城市和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有吸引力，同时要认真思考，中国城市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得到什么。目的不明确，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先锋就会一个个倒下，成为先烈。第二，统一定位是起点。不要一方面提防别人政治化“一带一路”（如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又自我陶醉在“一带一路”的“政治化”语境中（如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三，国际表述是要点。“一带一路”既不是升级版的“中国威胁”，也不是新版的“中国雷锋”。有一位领导在开会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今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聚光灯打在中国身上，中国的形象好比一个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但身上背着麻袋，麻袋里面都是钱，对着麦克风却不会讲话。因此，我们要切实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能力。 　　2015年年初我就认识到，在今天的中国，要提防三种泡沫：第一，股市泡沫，人们将房地产的钱转到股市，但基本属于随大溜，不是理性购入；第二，互联网泡沫，人们认为在网络世界，到处都是财富；第三，“一带一路”泡沫，人们认为“一带一路”上都是金子。要防止泡沫的发生，尤其是要防止三种泡沫的叠加，关键是不能将“全民投资、大众创新”变异为“全民投机”。现在中国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项目，要靠项目生钱，而不是完全靠钱生钱。“一带一路”的真正落地，必须要靠标志性项目的启动和建设，但是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兢兢业业，而不是浮夸虚华。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常常被轰轰烈烈的成就所打动，很少被兢兢业业的极致所感动。“一带一路”正是在考验我们的战略定力，考验我们的文明底蕴，考验我们的精细与韧性。 　　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我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认同与分享的文化与价值呢？”“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的国家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本文作者为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著有《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