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术月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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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中国大学的精神坐标
■黄成亮
摘要：在文明对话成为共识的今天，中国大学应该成为代表儒家文化的“发言人”。在梳理与反思中外大学与
文明关系的过程中，在审视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路径选择上，儒家文化应该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坐标”，即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思想库”，中国大学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发言稿”，中国大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博弈的“仲裁人”，中国大学走在世界一流的“指南针”。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大学；精神坐标
作者简介：黄成亮，男，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高等教育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发传统资源，复兴优秀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大学，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担当文化的旗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尊重异质文化，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共识。今天我们探讨儒家文明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是为“封建遗毒”正名，而是为“文化认同”呐喊。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身份认同”。因为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参与者，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畅所欲言”。儒家文明，由于其固有的张力，已经在长期的与各家学说争鸣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一家之言”到代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转化。因此，作为保存、传递、发展文化和文明的重要阵地，大学理应有所担当，并从中受惠。
一、中外大学与文明关系的梳理与反思
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只不过当时的大学的国际化是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欧洲中心化的大学。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分析，占主导地位的“七艺”，虽然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阿拉伯的经典，但都是被翻译过来的拉丁文。然而，20世纪海德格尔最为振聋发聩的哲学宣言“语言是存在的栖居”，拉丁文能够成为国际化的大学的共同语言，是因为拉丁文在当时起到了表达、传播和解释基督教文明的作用。学者阎光才指出：“在基督教、拉丁语和中世纪大学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赋权逻辑，即作为无可置疑的普适性和绝对性的真理，《圣经》赋予了拉丁文强势语言的地位，而拉丁文作为强势语言又借助宗教性的话语霸权，进而促成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并使之成为国际性的机构”。
[1]
下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科学与民主的萌芽，伴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进程，欧洲的文化空前繁荣，原本限于欧洲的基督文明逐渐地走向世界。“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世界化的过程，而这种世界化的文化动力或者文化的内在逻辑却依旧与传统的基督教精神之间存在藕断丝连的关系”。
[2]
追根溯源，起源于欧洲的大学扮演着基督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者，阐释者的角色。更进一步说，大学，可以成为文明的“扬声器”。而中国的大学是近代化过程中的舶来品。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in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universityofChina)。”[3]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
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关系。“第三世界的大学从学校模式到课程、教学技术和有关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基本观念都是西方的。”[4]中国大学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移植、嫁接了西方的大学模式，在文明和文化的传承方面，远不及西方大学。
今天，当我们讨论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的利弊纷争时，其实我们早已身在其中。“全球化增加了人们对于文化认同的渴望。我们的世界越变得全球化，我们也就越是热切地要去寻根。”[5]很显然，寻根不是追赶潮流，而是回归理性，回归本真，回归“原生态”。中国大学的“根”在哪里？在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视野下，这个“根”应该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十几年前，著名的加拿大汉学家、比较教育学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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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教授在著作中讲到：“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大学在未来不仅是为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而且要将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和由百年社会巨变得来的历史教训介绍给全世界。”[6]
中国历史悠久，高等教育源远流长。早在虞夏商时期，大学就已经从中国古代文明的沃土中萌发出来。在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与上痒，养庶老于下痒。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至西周时期，体制才逐渐趋于完善。据《礼记·王制》所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7]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看来，许美德教授指出：“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后期，中国高等学府的传统课程是以知识的四种分类为主体的，即儒家经典与注释（经）、历史与相关学科（史）、哲学（子）和文艺（集）”。[8]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代化刚刚开始的时候，过于看重起源于西方的科学之工具理性，也许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造成的。时至今日，我们也许不应忘却英国17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卡尔·马克思语)弗兰西斯·培根有一段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9]不难看出，经史子集涵盖伦理学、文学、历史、哲学等知识，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从“儒家文化圈”形成、发展的轨迹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早已走出国门并引起相对广泛的国际认同。
二、儒家文化：中国大学的精神坐标
（一）儒家文化：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思想库”杜维明教授指出：“五四”以来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一个信念：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西方科学的不多，所以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有“民本”思想，有许多可以促进民主的思想，但是没有西方现在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结构，那种理念和人生观。中国有各种科学技术的先进发展，但是从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科技发展遥遥领先于中国。所以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薄弱环节。然而，我们看待儒家文明，不能仅看到其薄弱环节，更不能因为其薄弱环节，而忽视甚至否定其精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如精神价值、修身哲学、文化能力、伦理智商、人文素养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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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含义而被奉为经典。著名的社会学家希尔斯说，“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才能得以传衍”。那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国人之中薪火相传而历久弥新呢？在我看来，大学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涂又光先生认为：“在基督教世界，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这就是《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每个人也要读一本书，这就是《古兰经》；我们中国呢?我们的大学生至少要读两本书，这就是《老子》与《论语》。”
[12]
可
以看到，儒家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无疑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它至少包含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在。
（二）儒家文化：中国大学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发言稿”
联合国倡导讲2001年定位“世界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明对话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发展的必然步骤。它使全球化更具人性，它是持久和平的基础，孕育着不同历史传承和传统的人类共存的良知意识。”[14]中国的大学，应当扮演起世界文明对话中代表中国的“发言人”的角色。正如许美德教授所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国际社会交流中国丰富的文明遗产的一个重要阵地”。
[15]
[13]
这四个“和谐”，也应该是今天通识教育的要义所
在我看来，参与文明对话的中国大学，既应该
“洗耳恭听”，以虚怀若谷的开放胸襟学习不同文明的精华所在；又应该“畅所欲言”，以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从容自信的气魄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儒家文化的风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畅所欲言”，不是基于文化和文明的自负，更不是“己所欲，施于人”的文化扩张，而是通过自我检视，促进相互了解，构建沟通平台，实现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同杜维明教授所言：“不同文明对话之时，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厢情愿地兜售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来接受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观点的赞同，评价自己的行为来征得他人的认可，或证明自己深信的意念的公正合法性。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研习自己所不知的，倾听于己不同的见解，敞开心扉接受多种的观点，反思自己的想法，分享不同的洞见，寻求彼此之间的默契，求得最有益于人类繁荣昌盛的最佳行为方式。只有那时，对话双方才能构建一种互惠互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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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大学所进行的通识教育改革，其人才观与孔子提倡的“鸿儒”，似乎具有某种同构性，可以向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明寻找智慧之光。“通识教育(general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文明对话来自中国的声音。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古铭斯·尼韦勒（RobertCummingsNeville）在
education，又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
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
(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
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11]
1998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指出：“今天，世界各地的哲学
界，能够把儒家思想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相提并论，让东西思想互相学习，互相补足，这是史无前例的。”[17]
许美德教授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和工业化国家之间
儒家思想的“同心圆”结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延伸过程中，因其包含着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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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与本土化，是大学在现代社会不断前进过程中天平的两端。国际化，是大学前进的加速器，本土化，是大学前进的方向盘。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曾经指出：现代人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一方面是世界化，他们看到并且有时承受这种世界化的各种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寻根，寻找本土化的参照点和归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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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之后，十分直率而尖锐地向OECD(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希望看到一个和当前的国际现状相吻合因此被促进这种吻合的教育价值和模式所渗透的中国?还是准备冒一下险，宁愿看到一个会给世界大家庭带来某种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在世界政治上起改造作用的中国?”[18]面对着这样一个“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中国的大学应该走出“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自我束缚，悉心总结归纳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上，为“在世界大家庭”的和谐共处做出独特的贡献。
（三）儒家文化：中国大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博弈的“仲裁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发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强调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自由探索和非功利性。在我看来，对待科学研究如此，对待儒家文明也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大学，按照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的两分法，似乎政治论治学更胜一筹。因此，很多看似“无用知识”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被忽视了。近代化以来，我们反思中国的贫穷落后的原因，儒家思想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但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江泽民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与美国《科学》杂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一是内部的政治腐败，一是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是的，这笔落后的账不能由民族文化来“埋单”。
[19]
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一定也面临
着这样的困惑。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在走向“世界一流”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除了国际公认的标准外，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有怎样的文化特征？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指出：世界一流大学理念反映了当前占G
据世界主导地位的研究型院校———尤其那些美国和西欧重要国家的大学的规范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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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世界一流的
过程中，一定不能为了追求“共性”而失去“个性”，从而迷失自我。好比两个行人在回家的路上相遇，一个人为了追赶和超越另一个人，只顾加速前进，忽略了自己的路标和目的地，最后到了陌生人的家。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上，中国的大学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2]阎光才.话语霸权、强势语言与大学的国际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
[3]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J]中国哲学史，1999,2.[4]（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
以
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人文教育中，一定不能缺位。儒家文明，主张人注重自身修养，但更强调“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化，教化，教化群众，提高素质；成，造成，形成，成为风俗。形成和谐社会。“学”，就是教育。显然，教育首先的任务是教以人文文化，教以做人的文化，教以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文化，本质上，就是首先进行文化素质教育。
[20]
[6](加)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主译.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8][14][15][17][22]许美德,潘乃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龚放.通识教育之我见[J]上海教育研究，1997,2.
[10](美)杜维明著.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彭国翔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大学中的博弈，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不同处境可见一斑。杨叔子院士指出：科学教育应该与人文教育相通相融，相通相融则利，相割相离则弊。两者相通相融，就可能使受教育者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上相通相融，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浑成一体，培养出“全人”，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的人，而非梁思成先生
[11]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
[12][19]杨叔子：精辟的见解，深刻的教诲――庆祝涂又光先生八十寿辰[J]高等教育研究，2006,9.
1948年所指出的“半个人”。相通相融则“育人”，相割相
离则“制器”。
[21]
[13]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J]哲学研究，1994,3.[16]杜维明.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史学集刊，2002,1.
[18]许美德，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纪念我国高等学校文化[20]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成天下—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J]高等教育研究，2005，3.
—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21]杨叔子，是“育人”非“制器”——位[J]高等教育研究，2001,1.
中国的大学，如何处理好指导思想中的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关系，将直接决定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育人”还是“制器”。面对抉择，我们决不能短视。
1952年的院系调整，割裂了大学中科学和人文的统一，
过分强调了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按照苏联模式，对综合性大学进行肢解和条块分割，只注重大学如何服务于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而完全忽视了这个过程中的人的全面发展。
（四）儒家文化：中国大学走在世界一流的“指南针”
[23]菲利普·G·阿特巴赫著，覃文珍译，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
责任编辑：陈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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