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及现代意义

年第 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强大和团结的源泉 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传统文化 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 已深入全体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 渗透到社会政治 经济 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 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因此 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的高校 要想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教育 首先应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概念 不仅是指 文化 更是强调 文化 与 传统 的结合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 文化 指人区别于动物 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本质特征 是人类生活的总和 包括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 狭义的 文化 则是排除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部分 即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 是意识 观念 心态和习俗的总和 我们通常使用和研究的文化 主要指狭义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和创造的文化 所以 这里我们要突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传统 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 是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 制度规范 风俗习惯 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的总和 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 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拓展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将 传统 与 文化 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纵向分析主要指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 到清朝晚期之前的文化 横向来看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除儒家 道家 法家和佛教学说外 还包括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的各个门类 如艺术 法律哲学 道德等以及历史 地理 医学 天文 农学等古籍文书 总之 中国传统文化可概括为 以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 于清晚期以前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鲜明特点和稳定结构的 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样 居中心地位的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 以扬善抑恶 以真善美相统一 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伦理政治型文化 它是一种德智统一 以德摄政的文化 是带有一种民族的 独特的重伦理价值取向的特色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 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人格 而且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 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的特征之外 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特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创新性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 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 它不像埃及 巴比伦 印度等文化那样无以后继 更不像古希腊 罗马文化那样中经蹂躏以至荒芜 中华民族自夏代进入文明社会 历经各朝代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经久不衰 这都展现了它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顽强的传承下来 而且经历了无数个后人继承前人又发展前人 虚心学习前人又丰富前人依据时代需求又超越前人 这样一个周而复始 连续不断的接力运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得到充实 丰富 发展和创新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和凝聚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元化的 传统中国社会 儒 道 佛等多种派系并存 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汇集百川优势 兼容八方智慧的显著特点 中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各民族在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中国文化历经艰辛 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多民族 各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 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逐渐融合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周围地域文化 形成了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有着宽厚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同化力比如 西方的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各国的天文 地理 建筑 艺术舞蹈 还有西方自然科学等 都被中国所接纳 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并使之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过融合 包容其它文化后形成的新文化 并不是分散的 凌乱的 而是凝聚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 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尤其表现在 爱国主义 自强不息 天下为公 等精神上 正是中国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魄 接受世界各地的先进文明 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 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才会生生不息 延续至今既具有民族性 又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这种文化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 民族内质和思想精髓 具有区别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着古老东方民族的睿智与特色 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性 一位学者说的 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 全球性 确实如此 各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随着各个国家民族在相互交往活动中 相互学习 相互吸收而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随着漫长的历史交往 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逐步成为多元统一体的全球文化 但各国家民族要 和而不同 如果失去了民族性 就谈不到世界性和全球性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个多元化的统一体 离开多元化 统一体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博大的胸怀 开阔的视野 融合了我国各民族文化 外来文化的优点和长处 逐步丰富完善了自我随着世界文化的交融 必然很自然地走向全球化 如今中国很多非物质遗产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并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传统文化具有两面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十全十美的 有两面性 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了伟大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而不衰 我们应充分肯定其中精华部分但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 明确其中的糟粕 封建性和等级性正是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学 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 成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 主要表现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以君权 父权 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 官本位思想和重男轻女观念 这都严重影响和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 所以 对于传统文化 我们应该客观认真分析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结合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夸大 不掩盖 真正做到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这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东方内质与形态 是经过千百年的浸润 融合 撞击 超越了时代局限性而沉淀下来的珍 下转第 页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杨 欢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摘 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瑰宝 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 因此 应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栋梁 其传统文化素质如何 影响着未来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 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的高校 只有先廓清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其特点 才能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 特点作者简介 杨欢 女 硕士学位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高教论述2011 年第 17 期上接第 页 品 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东西 它所包含的各种思想文化 政治文化 语言文化 艺术文化等不仅得到了传承 且在此过程中不断注入新鲜的活水 得到充实和发展 所以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应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特质 正确地引导 教育 规范 塑造大学生的思想意识 行为方式 理想人格等方面 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科参考文献赵洪恩.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6.北京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3.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44.徐晓丹等.试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功能[J].科技教育创新.2007.6:262-26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传统文化宣扬的道德文明正是给予科技、商业、法制，以至生活各个方面的原则性指导。失去了道德文明，故虚妄邪僻，无所不至，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学习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就是要恢复道德文明以对治虚妄无根的现代心灵。 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现为五伦八德的伦理与道德精神，而其表明，对人是仁民爱物，对己是修省立诚。这可透过教育而重植人心。宗教教育更应纳入学制课程，让国民对自己文化中的道佛二教有基本的认知，并为他日追求心灵生活时有所持循，让人们拥有辨别宗教邪正的能力。 儒释道三教的义理是我门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但对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的，而且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念与气节，都是由这里产生的。因此。恢复儒释道三教在我们文化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传统文化的现代虾才算真正的落实。由儒释道三教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是奋发进取、重礼知义、敬天法祖、崇德报功。这样的民族，在社会内部必然重真才实学，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而对外则能仁民爱物，和平理性，与人同乐。假如我们能使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重心，则中国自然能够成为保至名归的利益之邦。 礼仪道德，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其他一切文化基础。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道德，又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要因子，几千年来，人们一切生命活动，皆以其为基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征，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第一，以德行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注重的就是个人的自我修养。第二，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作为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第三，以耕读传家为本的治家之道。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人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之上，而科举取仕又成为他光宗耀祖的唯一通道，于是耕田、读书成为古代文化基本治家之道。第四，以经学为治学之根本。因为是科举举仕，而封建统治者又崇尚儒家之道，儒家一概以经学为根本，因为学习儒家经典，成为文人治学的根本。第五，以义利和一为基本价值追求。义利合一是价值追求的理想状态，二者冲突，舍利取义。第六，以主观意象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明显缺乏思辨性，而更注重形象性，强调一种外在形式之优美。以上六点，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因素。传统留给我们物质的东西，是少之又少的，而从物质中所透出文化精神则源远流长，因此，我觉得要谈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意义，从这个方面入手，更有现实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有人类学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就，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社会的一种既定存在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绝不会比类人猿更高明。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最多只能使我们在生理构造方面比类人猿更精细一些，只有传统文化的世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不可能没有意义，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一）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特质，没有这种文化的继承，则无法保持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延续性，则将失去民族的独立性。一个国家失去了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便会失去其根本，也就失去在世界上存在的独立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建立，为中国赢得世界，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以及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这不仅对于树立中国的自信心，也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其提供了准则。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和”的精神内涵。对缓和国际矛盾，解决国际争端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四 结束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是大意义的。我们只有吸收一切古代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摈弃一切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而不至于受外来文化的侵扰，创造一种属于中国本国民族文化，才能让中国立足世界文化之林而不败。首先，传统文化可以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因为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第二，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当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全面崩溃，中国处在“一切向钱看”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发财，全民造假就是这一社会的写照。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现在的中国道德崩溃、人心败坏的状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第三，重拾传统文化可以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传统的断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西方的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精神上处于“游魂”状态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第四，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乃至世界的信仰与希望。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在本质上是希望之学，儒学追求的正是社会和谐、世界大同与宇宙太和的信仰与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信仰与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它也必将在二十一世纪为人类寻求后工业时代的出路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方向。百科名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其一，人文传统。有别于重自然或超自然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颇受尊崇，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要义不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其二，伦理中心。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是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借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构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其三，尊君重民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其四，中庸协和。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其五，延绵坚韧。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汲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盛极一时，又戛然中绝，出现过大幅度“断层”，乃至完全覆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然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正在内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传统文化宣扬的道德文明正是给予科技、商业、法制，以至生活各个方面的原则性指导。失去了道德文明，故虚妄邪僻，无所不至，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学习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就是要恢复道德文明以对治虚妄无根的现代心灵。 　　　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现为五伦八德的伦理与道德精神，而其表明，对人是仁民爱物，对己是修省立诚。这可透过教育而重植人心。宗教教育更应纳入学制课程，让国民对自己文化中的道佛二教有基本的认知，并为他日追求心灵生活时有所持循，让人们拥有辨别宗教邪正的能力。 　　儒释道三教的义理是我门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但对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作用的，而且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念与气节，都是由这里产生的。因此。恢复儒释道三教在我们文化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传统文化的现代虾才算真正的落实。由儒释道三教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色是奋发进取、重礼知义、敬天法祖、崇德报功。这样的民族，在社会内部必然重真才实学，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而对外则能仁民爱物，和平理性，与人同乐。假如我们能使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重心，则中国自然能够成为保至名归的利益之邦。 礼仪道德，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其他一切文化基础。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道德，又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要因子，几千年来，人们一切生命活动，皆以其为基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征，概括起来，我们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第一，以德行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注重的就是个人的自我修养。第二，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作为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第三，以耕读传家为本的治家之道。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人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之上，而科举取仕又成为他光宗耀祖的唯一通道，于是耕田、读书成为古代文化基本治家之道。第四，以经学为治学之根本。因为是科举举仕，而封建统治者又崇尚儒家之道，儒家一概以经学为根本，因为学习儒家经典，成为文人治学的根本。第五，以义利和一为基本价值追求。义利合一是价值追求的理想状态，二者冲突，舍利取义。第六，以主观意象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明显缺乏思辨性，而更注重形象性，强调一种外在形式之优美。以上六点，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因素。传统留给我们物质的东西，是少之又少的，而从物质中所透出文化精神则源远流长，因此，我觉得要谈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意义，从这个方面入手，更有现实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有人类学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就，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社会的一种既定存在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现代人绝不会比类人猿更高明。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最多只能使我们在生理构造方面比类人猿更精细一些，只有传统文化的世代承袭才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不可能没有意义，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一）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特质，没有这种文化的继承，则无法保持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延续性，则将失去民族的独立性。一个国家失去了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便会失去其根本，也就失去在世界上存在的独立性，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建立，为中国赢得世界，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以及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这不仅对于树立中国的自信心，也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其提供了准则。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和”的精神内涵。对缓和国际矛盾，解决国际争端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四 结束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是大意义的。我们只有吸收一切古代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摈弃一切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时，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而不至于受外来文化的侵扰，创造一种属于中国本国民族文化，才能让中国立足世界文化之林而不败。　　　首先，传统文化可以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因为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第二，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当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全面崩溃，中国处在“一切向钱看”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发财，全民造假就是这一社会的写照。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现在的中国道德崩溃、人心败坏的状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第三，重拾传统文化可以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传统的断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西方的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精神上处于“游魂”状态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第四，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乃至世界的信仰与希望。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在本质上是希望之学，儒学追求的正是社会和谐、世界大同与宇宙太和的信仰与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信仰与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它也必将在二十一世纪为人类寻求后工业时代的出路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方向。百科名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第二，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一致，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和主张更是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巩固专制王权为最终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制为中心，以个人的充分发展为终极目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力和自由，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家族以及对国家、天下的义务，可以说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重人伦、重道德的人本主义。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则注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本主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的积极因素，重视人的作用，重视道德伦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修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避免了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尤其反对封建的专制主义。对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我们则予以批判与扬弃。既重视个人的作用，又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既尊重人权，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又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强调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人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堑新的阶段。　　第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奋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人的志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弟子曾参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希望人们应该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死而后已。三国的诸葛亮正是实践这种传统思想的典型。　　第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政治清明，符合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就应该退隐，而不应贪图宝贵荣华。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这种思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然，对于“忠君爱国”思想也不能一概肯定，而要进行批判和扬弃。对于那些只知忠君并不爱民，以及一味忠君、不分是非的所谓“忠臣”和行为，并不值得宣扬和歌颂；而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去忠于哪位上级或领导。但在封建社会，国君往往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少人将国君当作国家的象征，实质上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对于这样的“忠君爱国”就不能否定，而应提倡与学习。比如郑国的弦高犒师退秦兵，蔺相如完璧归赵，屈原“书楚语、用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一生的血泪写下了《离骚》《国殇》《九歌》等爱国主义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应该肯定。西汉的苏武誓不投降匈奴，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持汉节不失，忠心不变；杨业宁死不降，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拒绝当元朝的宰相，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走向刑场；明朝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抗倭名将戚继光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一腔正气，无私无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精神教育与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传统之一。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　　第五， 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诗经》的作者歌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春秋五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则是要维护中原地区诸侯国的共同利益，企图由霸主代替天下共主；孔子提出“张公室，杜私门”，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天下有道”的时代，而“陪臣执国命”则是天下无道，礼坏乐崩（《论语。季氏》）；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这些儒家大师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并根据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治国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法令由一统，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在思想文化上“别黑白而定一尊”，企图用法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说明，法家思想尽管与儒家不同，但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又是十分一致的。　　汉承秦制。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天下一统的局面，而且实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秦始皇开创的统一大业，到汉武帝时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秦皇、汉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它说明，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等，都认为自己代表正统，都希望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南北朝时，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统治者，都希望由自己统一中国；南宋时期，人们常以恢复中原为念；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使台湾、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在蒙古、云南、东北正式建立行省；清朝的康、雍、乾竭力维护祖国统一，先后平定了新疆、西藏等地的叛乱；直到近代，云南人民掀起保界运动，与英国入侵者抗争，保卫了西南边疆；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地高山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奋起反抗，血洒宝岛；１９０４年，英国企图入侵西藏，受到藏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所有这些都说明，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它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盼望统一的心声。 第六、 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先秦各家多以“和”为最高理想。老子主张“守中”（《老子》第五章），认为婴儿（喻“道”）状态乃“和之至也。”（《老子》第五十五章）。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和之以天倪”的论断，都是认为“和”才是天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名家学者惠施则认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尽管万物有差别和矛盾，但最终的结局和最佳状态却是和谐。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谐统一，是持中贵和思想的侧重点。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认为在先王之道，在礼制当中，“和”是最重要、最优秀的品质。但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故而提出了“合而不同”（《礼记。中庸》）的主张。儒家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讲“悌”，朋友讲“信”等等，目的也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局面。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作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在其他工作和活动中，能否做到“人和”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持中贵和的精神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如政治上，人们重视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荀子。富国》），“不患贫只患不均”；思想方法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个人修养上主张“从容中道”，“文质彬彬”；艺术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美学上主张“以和为美”；戏剧文学上“大团圆”的结局等等。都是强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持中贵和思想植根于农业经济，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每个人内心的和谐等。它与西方文化中重视分裂对抗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文化反映了商业文明，只有唯利是图、竞争、对抗，才能发家致富，才能取得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第七、 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先秦诸子学说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认为，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饮冰室全集。专集》）胡适则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运而生。”（〈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２）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曾是春秋时期的“显学”，经过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在战国时期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们以“仁”和“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以贵和持中为核心的思想方法，以重人伦、重个人修养为核心的修身养性之道，以“信而好古”“宪章文武”“法先王”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并不符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称雄、夺取天下的政治需要，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尽管他们也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但始终未能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始终处于“子”学的地位，而未能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只是到了汉武帝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稳定，逐步由进取的力量向保守的力量过渡，他们的主张才适应了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一下子从“子学”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官学。从此之后，儒学虽然也曾几经变化，但其礼治德教的精神却始终一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从许多方面看来，它是与儒家对立的学派：儒家重视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则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但从另一方面看，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就有一定相通之处。在战国时期，道家出现了黄老刑名学派，在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曾经发挥了一定作用。汉朝建立后，黄老刑名之学曾成为汉初七十余年的统治思想，其中吸收了不少儒家仁政德治的主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黄老之学虽然也在被罢黜之列，但其影响并未立即消失。东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很快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魏晋玄学从本质上说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　　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秦始皇君臣也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思想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一整套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由于法家过分强调暴力，滥用民力，导致了农民阶级和各国旧贵族的反抗，秦朝二世而亡。继起的汉朝虽然全面继承了秦朝制度，但却不敢公然宣称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反而大讲法家亡国论。实际上却是口头上大讲仁义道德，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又不能不采用法家的主张与政策。直到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现地发挥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法，即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法并用。个别纯用儒家学说的帝王除了导致大权旁落、国力衰微之外，没有更好的结果。于是在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统治思想。　　 第八、 务实事，轻玄想，重实用，戒空谈，看实效，重实绩，主张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传统。学术界将这种实用倾向称为“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中国古代文化以“补偏救弊”，即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多数学者热衷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只有极少数人对抽象的思辩感兴趋。　　中国古代学者也研究宇宙和自然，他们称之为“天”。只有少数人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和神秘的鬼神世界，多数学者主要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如何适应“天”，如何利用“天”为人类服务。这就是著名的“天人合一”论。而对于鬼神则是“敬而远之”，即使谈到鬼神也是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主张，历史上称为“神道设教”。而对于宇宙的本原、天体运行的规律等问题，除少数天文学家进行过深入研究外，古代的儒、法大师一般都是“存而不论”。　　孔、孟、荀等三位儒学大师在讲到自己的治学重点时，对这一问题作出过自己的解释：有的学生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的学生问孔子人们死后的状况，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的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说明，孔子着重研究的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对于那些玄妙难知的鬼神世界不感兴趋。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像尧舜那样大智大慧的人还不普遍研究所有问题呢，何况其他凡夫俗子了。因此，人们的研究应该采取“急先务”的方法，也就是后人说的“急用先学”，“当务为急”“立竿见影”。荀子在《天论》一文中也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争之察，弃而不治。”孔、孟、荀子的这种治学重点和治学态度，对他们的弟子和后人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老子、庄子主张“法自然”，曾经研究过不少抽象的理论，他们的辩证法思想、逻辑学说、相对主义理论等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有关修身养性、有关真人、神人的论述等，则成为道教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理论先鉴。这与孔孟的实用学说应该说是大相径庭，大异其趋。但老子关心的重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着重研究的还是“君人南面之术”，包括以退为进、柔能克刚等为人处世之道。他们的后学弟子研究的黄老刑名之学，其实用性比起儒家学说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名家主要研究思辩哲学，它促进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但他们后来也与道家、法家、儒家结合，这才形成了黄老刑名之学。而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则是“名”与“实”的关系，它与国计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情况说明，中国古代各派学者都倾向于应用和实用，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实事求是”，其原意是讲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同志将它引申为一种思想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去调查研究。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并通过研究思考，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主张身体力行，就是反对说空话，主张办实事，主张“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不论是加强个人品德的修养还是为人民办好事、谋利益，总之要有实际行动，并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这样才活得有意义，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就是主张做任何学问都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比如修史是为了察古知今、鉴戒垂训，因此才有了《资治通鉴》等这样的史学巨著；写文章强调“文以载道”，因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写诗作词也是为了“诗言志”，兴、观、群、怨，不仅仅是要抒发自己的离情别绪，而是为了事父事君（《论语。阳货》）；绘画是为了“助名教而翼群伦”（宋濂：《宋学士文集。画原》）；音乐则是为了移风易俗，因为它可以善人心，感人至深，自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正是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科学也成为实用科学：无论天文、数学，医药、地理，农学水利，乃至四大发明，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这些实用科学的成就之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强，曾在世界历史上遥遥领先，不仅英国的科学家，甚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叹为观至。但对于其中的原理和方法，我们的祖先却研究不够，致使有些原理至今仍然不知其详。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实用理性自然也具有两重性，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所说：它“既阻止了思辩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使得无神论思想源远流长，但它对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思辩学问的研究无疑又起到了阻碍作用。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方面的优点和缺点，都与这种实用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