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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超稳定"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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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超稳定”的国家结构 【去年,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主题演讲《在全球比较中看“中 国模式” 》引发巨大关注。3月初,张教授接受英国媒 体记者土木采访,以自信姿态重申了中国不害怕国际 竞争,尤其不害怕制度竞争的观点。观察者网整理录 音资料以飨读者。 】 记者: 我看过李希光写的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 他认为 西方对中国有一个阴谋,有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您 对这种观察怎么看? 张维为: 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所以西方对你 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个偏见由来已久,从冷 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我在和半岛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就 说,你们看中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有点像我们文 革时候看西方。文革之后中国或多或少地去意识形态 化了,因此中国人看西方比西方人看中国总体上更为 客观一点。 因为西方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造成了不 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造成了对中国

预测的频频失误。我觉得西方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时 候了。二十年前预测错了,十五年前也是错的,十年 前预测又错了,五年前,三年前都错了,也不懂得道 个歉,也不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错了。 记者: 在西方, 像BBC这样的媒体, 编辑会要求报道一个 观点时要找一个对立的观点平衡一下。 现在CNN、 美国 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肯定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什么即 便这样,它们还是没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呢?为什 么还是有一些偏见呢? 张维为: 我认为这种平衡中包含着他们编辑的价值偏向, 由他们来把握一个度的。我也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 长期跟踪这家报纸后发现,像我这样观点文章占总量 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宏观把握和价值 偏向,我想它们自己都不会否定这一点。 记者: 我感觉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左派 在政治经济这方面使用的可能中国所谓“右”的那种 话语,媒体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尽管它 们没有来自宣传部的控制,但仍然存在一种比较软的 控制,您怎么看这个?

张维为: 西方通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知识 界、媒体界的主流已不再质疑他们的政治制度了,尽 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因此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批评 奥巴马,但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个民主制度是个好东 西。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没 有制度认同的人还相当多,尽管中国取得了别人难以 想象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些人要推翻我们这个制度, 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 还应该转变

,最终变成西方一样的制度。 在这种没有制度认同的情况下,中国一出现什么 问题,就算是一个交通事故,也有人批评制度。这在 西方国家不会发生。 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了整个国 家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得不出来说话,你这样讲是不 行的。当然中国这些方面的管理方法让人觉得有点粗 糙,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十年之后, 等到中国真正超越美国了,更多的知识界、媒体界的 人会建立真正的制度认同,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 因为许多方面中国确实比西方做的好,甚至好很多。 记者:

是不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统治时间长,分散到社会 各个领域,比如传媒界、文化界。而我们的统治精英 还是集中在官员、 政府这一方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张维为: 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界、媒体界的精英和政界 的精英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贪官、那个 贪官,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界精英总体素质恐怕比中 国知识精英还要强一些,政治定力也要更多一点,否 则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奇迹。 知识界不自信人比较多。大学里的一些关键的学 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几乎是西方话 语一统天下。这么多年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洗脑20 年,教化了一代人。我不是说西方话语都不好,但我 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话语的问题太多了,其对 中国的主流叙述荒谬之处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要解构 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近年来我发现能跳出西方 话语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记者: 但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社会上缺乏这种共识,主流 里面、精英里面非议政府声音很多,是不是和有影响 力的人都在政府里有关。而在西方比较分散,精英之 间有种默契,认识到我要是违反一定规则的话对我们

集体利益不好。中国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精英,没有 觉得我跟你有共同的利益? 张维为: 我理解你说的,你这个观点适用于西方的,西方 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政府 也好,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翻船。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这十来年,特别是十八大之 前,用习讲的话就是很多人缺少担当、不自信。甚至 一些重要人物都在讲 “普世价值” , 连谈人权都没有自 信,一说人权老说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 不行那个也不行,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言下之意 是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尊重这个权 利那个权利。 他不知道很多理念从一开始就有分歧,比方说, 中国文化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是光讲权利。 没有自信就没有足够的担当,结果造成了前些年 西

方话语几乎主导了中国媒体的状况,形成了国内媒 体往往比BBC还要BBC,比CNN还要CNN。如果你要报道 中国的不好,根本不用去CNN,看中国媒体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是极其不正常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 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更何况这是一个迅速崛起, 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大的国家。我写《中国震撼》等

书,就是有感于此,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要出大问 题。中国30来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管你有多少的 问题,但成绩是震撼世界的。上面所说的舆论氛围, 缺少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 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国内有一个叫秦火火 的, 造谣传谣三千个。 习近平上来之后把他抓起来了。 我和你都在西方长期生活过,你在英国造一个谣试试 看? 记者: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平常做节目,和国内知名 人士谈起文革的事,对方说文革没有法制,我纠正他 说,我记得文革的时候小偷也不可以随便偷东西,不 可以随便打架,也是有公安的。他就认为那十年是没 有的、是混乱的,但英语媒体愿意信他说的东西。 去年中国的劳改制度取消了,整个的英语媒体报 道都在欢呼,说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英国媒体请了 国内一个独立作家来谈。他就是控诉式的、把劳改制 度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制度。我问他,被劳改对象不是 大部分是刑事犯吗?劳改应该是中国特殊时期司法的 一部分吧。可是这种信息传达不出去,西方有一套固 定的东西。就像孩子在英国上学,他们学历史,就以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被挡住是因为英国皇家空

军, 他不认为是苏联、 斯大林格勒战役起了关键作用。 对于国内有些媒体宣扬西化、宣扬跟西方接轨,您怎 么看呢? 张维为: 中国内部的负面媒体,一度影响力非常大,现在 开始式微。确切地说,他们代表了西方的利益,我不 是说他们从西方拿钱,我没有证据。但是从我看到的 信息来讲,国内有些媒体早就被西方洗脑,结果就是 比西方更西方,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需要纠正,现在 正在纠正中。 记者: 您说的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几十 年来用的教科书充斥西方的话语有关?我们潜移默化 接受它了? 张维为: 是啊,以国内新闻系为例,文革前,整个中国的 大学体系里大概仅复旦大学有新闻系,现在大概有五 六百家新闻学院、 新闻系。 教材基本以西方话语为主, 确实在新闻的基本理论和导向上, 西方话语影响过大。 记者: 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报道两会,那一年 正好在打利比亚。 中央电视台和CNN的解说是一样, 说

这些人是一些民主抗议者、一帮武装分子。当时我就 想,央视其实不

加分析就把西方媒体的那些概念拿过 来了。 张维为: 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是太弱,比方说,曼 德拉去世了,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其实 你研究一下曼德拉和中共的关系,这是很精彩的一段 历史,完全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 美国当年是如何与南非白人当局一起迫害曼德拉的。 记者: 而且西方媒体报道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的很多 言论他们不报道。最近香港的事、乌克兰的事,在BB C这样的英语媒体上, 他提前把立场灌输给你。 上来就 说占中者是香港要求民主的人,给人留下了专制管制 人民的印象。但我们媒体转载的时,好像也没有注意 这个东西。就像在您的那个视频里,有人一上来就问 “中国难道不要民主了吗?”把“民主”这个概念打 包抛出来,这时如果你说不要,就很被动。 张维为: 这实际上不一定是故意,而是意识形态的框架出 来之后,他本能的觉得香港的一定是反专制。所以我 们要从根本上质疑西方话语,不能让他蒙混过去。就

像他们报乌克兰也是一样,他们报乌克兰危机时总说 成是乌克兰东部的反叛,不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族裔。 媒体把这些人全部说成是亲俄的叛逆分子,或者是普 京支持的叛逆分子, 先入为主地给观众灌输一种偏见。 在乌克兰危机中,亚努科维奇被搞掉,在普京的眼里 里是政变,因为他是合法的民选总统,通过街头政治 暴力把他搞掉是非法的。但在西方报道中,普京却是 腐败的、 专制的压制人民的一个政权, 非要搞掉不可。 记者: 这种潜移默化的洗脑很厉害,就算是相对比较冷 静的英国人,你问他国际局势,他给出的也基本上是 大媒体的看法, 没有自己的甄别能力。 “多党制就是民 主”的这个观念,靠他自己没法跳出。 张老师,您上次提出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这是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吗? 张维为: 是这样的,文明型国家首先涉及到“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state) , “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学界 早就用了,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学者Lucian Pye,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一个文明,中国 就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个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他讲 出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弱点是他的潜

台词: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 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理念、现代的法 治等等,换句话说,Lucian Pye用的这个词,带有更 多一点的负面意义。 马丁·雅克跟我讲过,他受了Lucian Pye的影响 而发现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背后是一个文明。他 讲到中国的崛起,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个

概念,但 他的用法比较中性了,他认为由于“文明国家”的特 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但他也认为中 国崛起过程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能还会是某种中 原和地方的朝贡关系。为此,他书中专门有一章写中 国未来的朝贡体制。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分歧,我不用civilization -state这个词。我用的是civilizational state,也 就是 “文明型国家” , 即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 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 “文明型国 家”这个概念比“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的多。 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 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 记者: 您说的这个概念怎么和新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 的这个国家调和呢?

张维为: 新中国,就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你不是 “现代民族国家” ,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生存, 连起 码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都没有,就不会有起码的战争动 员能力。但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有没有历史久远的 文明和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 现在国内有些 “民国热” , 似乎有一种政治上挑战 的含义。隐含的说新中国合法性不够,老的更好,这 是不是会破坏国家的根本? 张维为: 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质疑,此外还有一个观点 说我爱这个国家但不爱这个党。这实际上是一样的观 点。但我认为这只是知识界一些人的观点,在民间不 可能成为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仗打出来的,是22年 的武装斗争后成立的,后来又跟美国打了两场战争。 邓小平说过,没有人民的广泛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 切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为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为中 国民族独立所付出的牺牲恐怕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 立多付出的代价。这种红色历史传承的一个表现就是 “红歌”在中国的经久不衰,它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化

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们落后、贫困,我们 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使很多人失去了自信,1949 年后共产党还得罪了一批人。 如土地改革得罪了地主、 反右得罪了知识界很多人,文革得罪的就更多了。这 些人的后代中有相当一批人至今还耿耿于怀,这恐怕 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中国总有一定比例的人骨子里是 仇视人民共和国的。但是从可以看到的所有民调来判 断, 否定新中国的人是绝对少数, 也不可能成为多数, 除非共产党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自毁长城,否则 是不可能的。 记者: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党国就是一回 事,我们1949年以后新国家跟党就是一回事呢? 张维为: 不完全一样, 中

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 中共迄今为止还是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国民 党当年确实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 所以当年国共之争, 国民党会输的这么惨。 “党国” 这个词在国民党时期被 用坏了,现在用起来就有贬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型政党” ,是“整体利 益党” , 英文也可以叫state party, 党代表整个国家,

和西方的“党”不一样。西方的“党”是公开代表部 分利益的,然后不同的党派竞选,而我们中国有着不 一样的历史传承,我们的党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 从“文明型国家角度来讲,过去2000多年大都是 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你 一定要套用一党制多党制的话语,那么过去2000年我 们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是一党制,这百分之九十 五的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间都比欧洲发达得多。 记者: 西方谈论一党制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 保证监督制衡? 张维为: 共产党名义上是一党制,但其内部的弹性空间比 西方政党要大,从大跃进到文革整个的政策调整都是 在一党制框架内完成的。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理念差 距,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理念上的差距,超 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理念上的差距。多党民主制意味 着监督的说辞,现在看来很难有说服力。 我常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台湾基本是现代 化初步完成之后转向美国政治模式的,香港、新加坡 没有这样转型。结果在腐败问题上,谁处理的更好? 还是香港、新加坡处理的更好,好很多。

中国体制下的监督制衡,这两年效果特别显著, 说明中国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外,一个好 的制度不能只讲制衡,这是保底的,是“下策” ,一个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找到好人, 让好人做好事, 这是 “上 策” ,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上下策结合” ,正是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从理念到制度,我看 已超越西方体制。 记者: 现在从中国情况出发,民主是否应该有个新的定 义? 张维为: 我和西方记者说, 如果民主非要界定为 “多党制” 、 “一人一票” ,那我就不用“民主”这个概念,而是用 良政还是劣政:good governance or bad governanc e。如果民主的定义是开放的,这也是应该的,那我可 以说的东西就有很多,比如协商民主、实质民主。前 段时间中国召开的两会,就是协商民主和实质民主的 一种表现,认认真真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记者: 您认为实质民主是什么? 张维为: 实质民主的标志就是good governance, 就是最后

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能体现多数人的利益。比如说皮 尤中心在过去十年

里,每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老百姓 对国家发展方向乐观程度超过英国和美国,就是一个 例子。 记者: 西方国家对民众不满十分理直气壮,因为他对掌 控社会各个阶层是非常有自信。只要你违反法律,就 逐步升级处罚把你压下去,甚至消灭掉。他坚信自己 的民主制度非常有效,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国内出现大的群体事件时, 又或是诸如 “邓 玉娇事件”的事。最后不是完全按照中国的已有法律 处理的。对此,国外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引起民愤而进 行的政治干预,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对自身没有信心、 不能更多反映民意的表现,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张维为: 西方法律权威性很强,一旦成为法条,哪怕是坏 的,也要遵守。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 人讲情理法,不单要考虑法律,还要考虑情和理。这 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中国法治超越 西方法治的机会。 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 避免西方已经出现的律师治国导致事实上的社会不公 问题,因为律师治国意味着有钱人可以聘用更好的律

师。 但邓玉娇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与当时的 政府没有担当有关系。这和2011年温州的动车事故类 似,我们在动车和高铁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但当 时没有自己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有人造谣说给意 大利乘客赔偿了一千万欧元,也有人信,对造谣者也 不绳之以法。但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十八大之后 这种局面已开始扭转, 以后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 记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家合法性与西方国家 相比,归根到底差别在哪? 张维为: 中国合法性概念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是通过 选举有了合法权,中国的老百姓哪里能想象党中央不 合法?做一个民调,只要说到“中央”两个字,威信 就是非常高的。上千年以来,老百姓的观念都是只反 贪官不反皇帝。老百姓都懂,县长不一定是好的,但 皇帝一定是好的,皇帝只是不知道这个县长在贪污, 知道了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 作为一个 “文明型国家” , 中国有自己的合法性话 语,一个是“民心向背” ,一个是“选贤任能” ,按照 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走,政权的合法性就

不会有问题。 那次我和半岛电视台辩论,他谈中国的群体事件 危及政权合法性, 我说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所影响的人, 占中国总人口的5%都不到。中国是超稳定的结构,很 有定力,只要上面不乱,经济在发展,这个社会就是 稳定的。社会稳定,人民勤劳,经济繁荣,至少 70% 的人就高兴。 记者: 那您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想要用西方人了解的 话语

系统来表述中国的特殊性。 张维为: 不只是这样,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确实 在尝试以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中国,但同时我 们也提出中国自己的话语, 用中国的话语来分析世界、 分析西方。 我最近的这本书《中国超越》里面就讲三种力量 的关系。美国讲三权分立好,但我认为三权分立解决 不了更本质的问题。三权分立问题在于三权都是政治 领域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这个 领域,需要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三种力量 的平衡。否则不管你三权如何分立,但外部的资本力 量可以左右这三权,国家就要出大问题。

美国20多年来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就 是资本力量太强大,强大到想给总统竞选捐多少款都 可以。强大到这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赚了大 量的钱,但却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等地方去避税,美国 自己拿不到。 香港现在也是一样, BBC认为香港占中是 一个民主运动,我认为不是。根本上是多数百姓的生 活20年来没有改善,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这背后的原 因, 就是资本力量太大了。 少数家族可以控制香港50% 的GDP。 记者: 我从飞机场到市区,一路看到的几乎和欧洲、西 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张维为: 我很少用人均GDP这个概念, 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 的国家, 人均GDP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我把中国分为 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用我这个分析框架,一 个投资者会发现中国光是一个发达板块,人口就和美 国一样多。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发达板块的商业机 会比整个日本都大。一个瑞士手表商,三年都生产不 完中国发达板块需要的数量。 外界说老看不懂中国,一会儿中国是No.1,一会

儿中国又是very poor。 中国是两个大的板块,互相 之间实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 密。 我说要挑战西方的指标系统,不要拿瑞士和中国 来比,应该拿瑞士和苏州比,因为人口相当,这样比 较就才有感觉。分析中国要更加细化。中国巨大的新 兴经济型板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最 近我国内走了很多地方,我们的县城比非洲国家首都 都繁华了。 记者: 真的是这样的。 现在BBC的影响也下降了, BBC和C NN的人私下也这样说。现在媒体上最厉害的就是俄罗 斯Russia Today和伊朗Press TV。伊朗的这个已经被 英国人关掉了,因为它太厉害了,太能冲击西方那一 套了。英国借口说他们的这报道违反了一系列法制机 构条例,而美国从来就不让Press TV播出。 最近英国又要关Russia Today,找借口还警告了 好几次了

。它是目前唯一的窗口,让西方官员知道乌 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它很有力,英国为什么 不关CCTV?不关新华电视?因为他们没有牙齿。而今 日俄罗斯用的全是专业的西方媒体人,而且是有思想 的人。那些记者要比BBC强很多,是花大价钱雇来的。

有些个小姑娘比BBC和CNN那些主持人强多了,今日俄 罗斯的主持人Annisa两下就把CNN的大牌Amanpur反驳 的不知所措,恼羞成怒,我们CCTV得放开,得给媒体 人相当的自由度让他们去发挥。就像乌克兰事件,RT 的两个记者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普京去搞克里米亚公 投。实际上这个小姑娘记者不了解克里米亚是怎么回 事,但是RT容忍她,没有因为这个事把她开除了,看 重的是她的贡献。我们的CCTV做了很多花钱的事情, 太浪费资源。 最近巴黎枪杀以后,BBC一个电视记者Tim Willc ox在巴黎街头正好采访了犹太人问他这么看这个事, 然后这个犹太老太太就说: “这些穆斯林就是十恶不 赦, 我们一直受他们迫害。 ” 记者就知道老太太是一个 有以色列背景的犹太人,就说: “你说的虽然是事实, 他们很暴力,但是很多人说,是以色列一直在迫害巴 列斯坦、迫害穆斯林。 ”就这一句话,犹太团体就给B BC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最后拿这个组织没办法,只好 在卫报上写文章道歉。那个记者最后没被开除,但那 段时间电视上就没见他出来。 以色列打加沙的时候,几天打死几个男女老幼, 有一回英国外交部课长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看着电视 骂了一句脏话。旁边另一个健身的让他再说一遍,他

就又骂了一句。 旁边的人说: “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叫什 么?”这哥们也挺激动,他就说自己是来自外交部的 某某, 然后就被开除了。 西方社会并非没有言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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