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第48期 2011年12月，頁165-184
BIBLID1012-8514(2011)48p.165-184 2011.4.7 收稿，2011.12.27 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傳統領域如何發展？
──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
方 震 華*
提 要
就臺灣近二十年的中國史研究而言，政治史並非熱門領域，學界往往將這種現象歸因於社會史、文化史等新領域的發展。本文藉由回顧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指出政治史的趨於沉寂，不僅是受到其他新興領域崛起的影響，更是由於自身在發展上遭遇了一些困境。經由分析議題選擇與論證方式兩個層面，可以看出多數的論著在選題上以資料的多寡為導向，因而產生了議題集中的現象。在論證的處理上，對於推論所依據的證據缺乏深度的辨析，使所得之論點有所差誤，也就阻礙了繼續開展研究的空間。
本文希望經由分析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缺陷之所在，能有助於思索繼續發展此一傳統領域的可能方向。
關鍵詞：政治史 議題選擇 研究方法 宋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Email: chf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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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政治史的研究傳統
三、議題開展上的障礙
四、論證方式的反省
五、結論
一、前言
就近二十年臺灣史學界在中國古代史學的投入而言，政治史並非研究者熱衷的領域，此一趨勢同時表現在教學與研究之上。黃寬重觀察各大學歷史系的課程，指出以政治史作為專題的課程頗為缺乏。從研究趨勢來觀察，亦可見類似的現象。根據在2006年進行的「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經由分析國科會在2001至2005年間通過的專題研究計畫，可以清楚看出，在近代以前的中國斷代史研究計畫中，以探討政治為主題者寥寥可數。近年來，部分學者開始重視政治史衰落的事實，提倡政治史或「新政治史」的研究。例如：2009年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歷史研習營，以「史家的傳統技藝」為題，可以看出重新省視傳統史學的意旨。同年8月，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的「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國際會議，集合亞、歐、美地區研究宋211 黃寬重，〈從「活的制度史」到「新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趨向〉，《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北京），頁71-72。
2 吳展良等，《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調查報告》（臺北：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2006），頁105-106。調查報告全文可於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網站下載閱讀，網址：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4&Itemid=603&lang=zw（2011年9月20日讀取）。調查報告之節錄版〈熱門及前瞻議題──歷史學門調查計畫成果報告〉刊登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8卷第2期（2007年3月，臺北），頁35-47。
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
3167 代史為主的學者，討論政治史新發展的可能性。這些活動都反映出研究
者開始重新關注這個傳統領域。
歷史學是一種綜合之學，各個分支領域之間並無絕對的界線，而不同領域間的相互對話與均衡成長，應是促進史學發展的一個要素。若一個領域長期不受到重視，研究成果稀少，往往表示存在較大的探索空間，具備重新受到研究者重視的機會。因此，研究趨勢的變化往往有如鐘擺，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政治史研究的重新開展，只是時間的問題。不過，臺灣歷史學界很少以政治史為主題進行研究回顧，導致我們對於政治史已經研究、應該研究或可能研究的議題並不清楚，對於一般常見的論證和分析方式也缺少反思。因此，政治史的沒落固然是受到社會史、文化史等「新史學」領域發展的影響，但不宜視之為唯一因素，而需認真省思這個領域在發展上面臨的問題。以宋代政治史而言，過去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值得省思的現象，可能限縮了發展的空間；透過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也許能釐清政治史研究的發展前景。因此，本文將分別從議題選擇與論述方式兩個層面來進行說明。
二、政治史的研究傳統
以宋代政治史而言，制度的討論構成了重要的部分。由於官僚體系自秦漢以降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本已十分複雜，在兩宋三百多年間又經過幾次改革，現代學者想要對宋代政治制度有清楚的理解並不容易，構成研究與教學上的一大難題。許多著作以釐清辭語意涵、制度內容與變遷過程為目標，對於我們精確地解讀史料，理解政府體制與運作方式有很大的幫助。但是，這類的作品往往只重敘事而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也忽略了制度條文與現實狀況間的差異；只針對單一制度進行探討，也3 此次會議討論的內容可以參見童永昌，〈「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紀要〉，《古今論衡》第21期（2010，臺北），頁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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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流於割裂、瑣碎而缺乏整體理解。於是，刻板和枯燥便成為制度史研究經常被質疑之處。有鑑於此，2001年以鄧小南為代表的大陸學者開始提倡「活的制度史」，即針對這些問題而發，希望將缺乏歷史動態感的制度研究，導向結合制度與權力運作，但似乎尚未產生受人矚目的成果。
正因如此，制度史的作品固然為數甚多，但能夠吸引眾多讀者，發揮普遍影響力的著作卻不是這一類。近年來最受矚目的宋代政治史作品，當推余英時在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固然學界的正反評價不一，此書確實產生吸引史學家及學生再度重視宋代政治史的效果。我無意針對這本書的具體內容與論點進行討論，只是關注其研究主題與方法。
余先生對於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討論，令我想到另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劉子健在1963年出版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這兩本書的出版相去四十年，一談南宋，一論北宋，但皆以士大夫學術思想與政治作為之間的關連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劉先生稱為探討「學風」與「政風」的關係，余先生則企圖討論宋代儒學與政治、文化及社會諸層面間的關係。在我看來，此種現象並非巧合，反映的是宋史研究中一個長期存在的趨勢：身兼政治人物的著名學者一直是研究的重心，也是政治史研究與其他領域產生對話的重要方式。因為這些學者的生平、事蹟與思想不僅是政治史研究的對象，對思想史、文學史和經學史的研究者也很重要。76544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宣讀於「2001年杭州宋史專題研討會」，後刊登於《浙江學刊》2003年第3期（杭州），頁99-103；並收入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10-19。
5 一般常見的版本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在1984年的重印版。
6 劉子健，〈重印自誌〉，《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頁5-6。
7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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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兼具思想史與政治史雙重價值的研究取徑，往往能吸引跨領域的讀者，創造出廣泛的影響力。
但是，就宋代政治史本身而論，探討「大學者」的研究趨勢，造成了研究主題分布的失衡。不具備豐富學術論著的政治人物，即便曾在政壇上造成深遠的影響，卻較少受到重視。選題集中於少數文官，成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特色。若與唐代史相比，我們更能看出此種偏重的程度。唐代的政治史固然以探討士族的政治活動為主，但對於士族之外的其他政治菁英，如：君主、宦官和武人的研究仍然常見。宋代政治史則不然，除了文官之外，統治階層中的其他成員較少成為研究主體。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討論宋代變法運動的作品中，王安石（1021-1086）受到重視的程度遠在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之上。二十世紀以來，王安石的研究真可謂汗牛充棟，而以神宗為討論對象的作品則相對有限。雖然，在王安石的研究作品中，學者也會提及神宗的角色與影響，但輕重之間仍有區別。這一點從學界仍習慣以「王安石變法」一詞來稱呼神宗朝政治改革，即可看出神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角色尚未被充分闡釋。事實上，王安石的政策論述雖多，但始終主導政治走向的是神宗，而非中途失勢的王安石。如此一來，研究成果的分布與課題的1098
8 就研究方法而言，此種結合思想史與政治史的作法固然有其優點，亦有可商榷之處。以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方式來分析政治人物，基本上是著重學術背景與政治立場的相互影響關係。不過，歷史人物的學術見解比較有系統性，傳世的個人著作也提供研究者分析其思想內在演變脈絡的依據。相較於學術見解，政治主張就顯得比較難以捉摸。因為，政治人物的主張往往在理想與現實中擺盪，複雜的政治現實、政壇上的權力關係都可能影響一位政治人物的言行與選擇。因此，一位宋代士人在政治立場上前後矛盾並非罕見的現象，也未必與其學術見解有密切的關連。
9 關於王安石的研究，因為數量眾多，已有專書進行回顧和討論，參見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對於神宗的研究在數量上則相對不足，崔英超和張其凡有簡單的討論，見〈熙豐變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廣州），頁116-123。
10 方震華對於北宋兵制的研究顯示，神宗的意志才是主導當時軍事改革的力量，而他合理化募兵制的理念也在宋代成為不斷被引用的典範。王安石對於兵制雖有眾多的論述，但產生的實質影響力卻相對有限。參見方震華，〈養兵衛民──募兵制合理化論述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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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之間似乎有了不小落差。有趣的是，在一般印象中，宋代政治的特色是皇權高度擴張，如果君主在政治運作中扮演較重要的角色，為何政治史研究的重心反而落在文官而非帝王？
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資料數量的多寡。在學術上影響深遠的宋代士大夫，多半有大量的論著傳世，使得相關史料數量多且容易蒐集，有利於研究工作的進行。而「史學便是史料學」的概念更合理化這樣的選擇：研究的主題是由資料的多寡來決定，而非議題的意義或重要性。多數宋代皇帝不像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朱熹（1130-1200）等人留有大量的個人作品，故難以吸引不同領域學者的共同關注，大概只有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是例外。
對於北宋政治史而言，集中研究知名士大夫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尚屬有限。因為自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朝以降，文壇或學界領袖多半活躍於政壇，透過分析其生平與思想，我們尚能有效掌握政局演變的重心，僅徽宗時代是個例外。但是，對南宋史而言，意義就十分不同。南宋時期的著名學者，在仕宦之途上往往缺乏發展，不論在中央或地方任官，時間都不長。而在政壇上長期掌權者，如秦檜（1090- 1155）、史彌遠（1164-1233）、賈似道（1213-1275）等人，皆未留下大量文獻，以致相關的研究不是數量有限，就是議題的同質性很高。這131211
的建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1分（2011，臺北），頁43-78。 11 參見Patricia Ebrey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書是結合歷史家與藝術史家努力的成果。
12 朱熹、陳亮、陸九淵等人皆是如此。
13 以秦檜為例，雖然有關他的研究數量並不少，但多半圍繞著和、戰爭議與收大將兵權來
進行討論。最近由李卓穎與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合作的研究，利用明人吳訥的文集中收錄署名秦檜所撰的〈宣聖七十二賢贊像記〉碑文，來討論秦檜在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此文顯示在明代的文本中保有的宋代原始資料，可以為新議題的開創提供線索。參見Li Cho-ying and Charles Hartman, “A New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by Qin Gui: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Song Daox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2 (Dec. 2010, Cambridge, MA), pp. 38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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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在選題上集中化的傾向，造成宋代政治史論著涵蓋的時段很不均衡：北宋的研究成果遠多於南宋，但哲宗（1077- 1100，1085-1100在位）朝以後受關注的程度無法與神宗朝以前相比。南宋時期則集中於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朝，探討光宗（1147-1200，1189-1194在位）朝以後的作品甚為稀少。
另一方面，政治史與學術史的結合，造成政治史討論的對象以士大夫為主，坐實了政治史只關注於「上層人物」的批評。不可否認的，中國政治史討論的對象一向以統治階層為主；但這並不表示，透過理解統治階層的思想、政策與政府的各種制度，史家即足以有效掌握某一時代的政治活動。我們可以思考以下的問題：在宋代，政治只是一種由統治階層成員參與的活動嗎？被統治者永遠都在默默承受來自政府的作為而無所回應嗎？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下層的意見與負擔從不被考慮嗎？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應該都是否定的。平民對於賦稅、繇役的逃避，提起法律訴訟，參與科考時的各種舞弊行為等等，都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政策與制度的變革，也應被視為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此外，民間的歌謠往往譏諷朝政，常被官員藉以批判時事，攻擊政敵；顯示官員在論政時仍會考慮百姓的看法，以「民情」來合理化自己的主張。當然，在朝廷的論爭中被引用之「民意」或「民情」，未必完全符合下層民眾的真實意見，但這些現象仍然反映出被統治者的意見或感受在政治運作中，並非全無影響或意義。
近年來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已部分呈現平民行動對於政策的影響，透過分析司法案例與判詞，我們可以觀察到人民與統治階層間的互動。被統治者利用政府所訂定的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與行政架構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君主、官員在裁判訴訟時往往不會墨守法條，而是參酌人情、社會規範，甚至地區性的習慣。如此一來，民眾的訴訟行為就可能成為改1414 童永昌的碩士論文已注意到這一點。童永昌，〈「志於便民」：北宋熙寧至元祐時期的民情與朝議攻防（1069-109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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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變政府法律規定的觸媒。由此可見，在政府與統治階層之外，政治史
仍有可以嘗試開展的空間。也許我們可以說，政治史不僅是在討論權力、制度或政策，而是試圖探討因各種政治活動而形成的權力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包含了各個階層的人，他們以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共同構成了政治的發展史。
綜合以上所述，在論題與方法選擇上的不夠多元，可能才是造成政治史研究予人「僵化」、「枯燥」等負面印象的主因。若將宋代政治史與近二十年蓬勃發展的「新史學」領域相對照，我們更能看出此種差異的意義。文化史、性別史等新領域的發展，往往根基於研究方法的討論之上，以議題主導研究對象的趨勢比較明顯，研究者之間的對話頻繁，有利於建立系統性的討論，形成風潮。宋代政治史的情況則相反，相關的專書與論文雖持續出版，但缺少對於這個領域的回顧與反思，學者也不熱衷於分析政治史的方法或議題重要性等問題，難以形成系統性的討論。也因為我們對於政治史研究的反省不足，較難呈現政治議題的重要性及歷史意義，自然無法說服學者去重視此一傳統領域。
三、議題開展上的障礙
為何宋代政治史研究在新議題與新方法的開拓上顯得乏力？缺乏外來刺激可能是一個原因。不容諱言，近二十年來，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在新議題開展上，受到美國學界的啟發較為明顯，宋史研究也不例外。但是，美國學者對宋代政治史的興趣一直不高，這一點由2009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宋史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的作者群15 柳立言對於宋代子女告母案例的討論顯示，民眾的訴訟行為可能引發政府內部對於法律
見解的論辯，進而造成司法制度的改變。柳立言，〈子女可否告母？──傳統「不因人而異其法」的觀念在宋代的局部實現〉，《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0卷第6期（2001，臺北），頁2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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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3 可以看出。此書實為第一本以英文撰寫的宋代政治通史，但十位作者中有兩位臺灣學者及一位在馬來西亞任教的學者，與《劍橋中國史．
隋唐史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相比，可以看出歐美學者參與的比例明顯較低。由於歐美學者較少投入宋代政治史研究，對於這個領域所能提供的新刺激，相對之下較為有限。
正因如此，中文論著其實構成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但在開發富有討論意義的課題上卻進展有限。思考相關因素，可能與中國政治史研究的斷代傾向有關。長期以來，不論臺灣或大陸學界，都有斷代治史的傾向。學者習慣以朝代為單位，區分領域及形成研究社群，而且各個斷代間的研究者較少交流，這在政治史領域中尤其明顯。以「朝代」來區分研究範疇的方式，形成中國史研究的一項特色。相較於歐洲史的學者使用「中古」、「近代」等「時代」觀念來區別研究範圍，中國史上的斷代之分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史的時代區分因為缺少絕對或一致的標準而富有彈性，中國史以王朝起訖所塑造出來的界線卻是固定不變，容易形成研究上的限制。缺少跨越朝代的視野，局限了開發新議題的想像力，也不利於提出概括長時期的解釋架構。學者努力的成果往往只是「點」的貢獻，而未能開展成系統的論述。以宋史研究而言，這個因素導致我們對於此一時代政治的特殊性缺乏概念性的討論。
在目前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最常見的長時期解釋架構仍是日本學者所提出的「唐宋變革論」。此種發展於二十世紀初期，受時代區分論的影響，著重觀察中國從「中古」到「近世」演變的學說，固然深具意義，卻也有其局限，不應成為我們理解從唐至宋長期演變的唯一觀點。以宋代政治史而言，持唐宋變革論者所主張的「確立君主獨裁體制」的1816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 這些學者分別是黃寬重、柳立言和江偉愛。若加上目前已返臺任教的陶晉生教授，則非歐美地區學者所占的比例更高。
18 內藤湖南（1866-1934）於1920年代提出。〔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號（1922，京都），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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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長期主導我們對兩宋統治特色的理解，也造成多數學者注意唐與北宋的歷史比較。但是，如果我們將兩宋與其後的朝代相比較，也許可以看出不同的歷史意義。劉子健先生在1980年代提出關於南宋政治重要性的看法便是一例。他以「包容政治」來說明南宋政治的特殊性，並由此出發，主張南宋為其後八百多年的中國文化發展奠下基礎。他進而呼籲學界應共同努力，思考南宋所建立的文化型態對於歷史發展產生的主導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劉子健的《兩宋史研究彙編》在1987年出版，並未引發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風潮。在相近的時期，美國學者韓明士（Robert Hymes）出版了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書，提出南宋在中國士人家族與地方社會發展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說法。就研究成果而言，近二十年來，韓明士論點受到重視的程度遠在劉先生之上。我們應如何看待這個結果？我認為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史研究成為一種普遍潮流後，吸引了多數研究者與學生的目光，政治史的議題難以與之匹敵。但更重要的，不論學者是否贊同韓氏所提的論點，卻都很容易採取他的研究取徑；因為這種對宋代家族的討論方法，是以兩宋的文獻為基礎，正好符合我們斷代治史的傳統。相對地，劉先生揭示的大方向若要有具體的進展，研究者須從南宋向元、明時期來進行探索，學界中能貫通宋、元兩代已屬少有，更遑論明清。即使劉先生的說法極具啟發性，多數的研究者既缺乏跨出斷代的企圖心與執行力，仍是無以為繼。
不過，缺乏多元的概括性觀念並非是限制議題開展的唯一因素，在處理史料、建立論述的方法上也有需要反省之處。歷史學要求「言必有21201919 劉子健，〈引言〉、〈略論南宋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7、79-85。
20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 參見郭恩秀，〈八○年代以來宋代宗族史中文論著研究回顧〉，《新史學》第16卷第1
期（2005，臺北），頁12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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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並非只靠發掘或提出「證據」，就可以得到有價值的論述。研究者能否藉由引證史料形成可靠的論點，其關鍵在於對立論根據的解讀、分析和思辨。已有學者指出，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者，往往不重視史料內容的時空背景，視不同時期書寫的文獻具有相似的證據效力而混合運用；又或堅信某些原則性概念，無視於與其相反的證據或史實。22事實上，類似的史料運用缺陷普遍存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在論證過程中，作者對於其所依據證據的辨析往往不夠深入，只要符合自己論點的「史料」就加以引用，而忽略相反的例證；對於不同類型文獻，在承載訊息上產生的差異也不夠重視。另一方面，研究者往往未將文獻的記載放入其時空脈絡中思考，也不注意其形成的背景和流傳的過程。導致作者對於引用史料的可信度與證據力未能有足夠辨析，所形成的論點無法建立在堅實的證據基礎之上，進而限制了議題繼續開展的空間。此類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固然可能存在各個史學領域，但在政治史研究中似乎較為明顯，以下將舉兩個常見的論點來說明這種現象。
四、論證方式的反省
在宋代政治史的論著中，「重文輕武」是經常出現的概念。學者以此解釋宋代政治發展的特色，主張從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太宗（939-997，976-997在位）開始，統治者持續推行此一政策，成為治國的基本原則。為了論證「重文輕武」的統治原則在宋初已然成形，研究者經常引用李燾（1115-1184）編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在太平興國二年（977）的一條記事：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22 參見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收入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頁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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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
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
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鞾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
賜之。……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欲興文教，
抑武事，弗聽。
據此，太宗在即位的第二年透過科舉大規模拔擢文士，甚至不顧大臣的批判而執意為之，目的是為了提倡文教活動而貶抑軍事的價值。可見，主張宋初統治者採行「重文輕武」或「崇文抑武」的政策，的確是言而有據了。問題是，李燾在此段紀事之後加上了一條按語──「興文教，抑武事，此據《稽古錄》」，也就是說此處對於太宗大量取士動機的解釋並非根據當時的紀錄，而是源自生於此事件發生之後四十二年的司馬光（1019-1086）。在《稽古錄》中，司馬光是這樣寫的：「二年正月，擢進士呂蒙正等百三十三人及第，皆除京官、通判，以興文教，抑武事。」由此看來，司馬光提出「以興文教，抑武事」的看法，並非基於明確的證據，而是對於太宗決定錄取一百多位進士的原因作出個人的詮釋。
事實上，李燾對於司馬光的說法並未完全接受。他在陳述司馬光的說法之後，又根據魏泰的《東軒筆錄》所記載的另一個說法，指稱太宗之所以大量取士，是為了讓排名在數十人之後的張齊賢（943-1014）能夠上榜，並且自注說：「且兩存之，更俟詳考。」顯然，李燾對於太26252423
2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卷18，〈太平
興國二年正月〉條，頁393-394。
24 陳峰的作品是一個例子，參見陳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
一文，收入氏著，《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70。 25 〔宋〕司馬光著，吉書時點校，《稽古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8），卷17，頁
185。
2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正月〉，頁394。宋代文獻中提及
太宗大舉取士是為了拔擢張齊賢的說法，包括：〔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卷1，頁4-5；〔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卷7，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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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大量取士的動機究竟為何並無把握，只能將不同的說法並存。相對的，現代學者卻很有信心，可能是因為他們心中早已存有「重文輕武」的概念，只是去文獻中找證據而已，至於與此理念不相吻合的資料，就視而不見。於是，主張太宗大量取士是為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學者，從不提及《東軒筆錄》的說法。同樣的，這些學者也不曾解釋，如果太宗早在即位後的第四個月就已經選擇以「抑武事」為「國策」，那他為何會在兩年之後御駕親征，先滅北漢，再攻幽州？事實上，太宗在位期間，兩度北伐契丹，一次南征交阯，又與党項連年交戰，至其去世之時，宋軍仍在西、北兩個戰場陷入苦戰。這位皇帝究竟是「抑武事」或「勤遠略」，看來大有商榷的空間。
由此可見，以《稽古錄》的記載來證明宋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採行「崇文抑武」的政策，表面上是言而有據，實際上卻是時空的錯置，誤將北宋中期文士的歷史詮釋，當成了宋初統治者的政治決策。以科舉大量錄取文士為官，也許可以證明宋初的統治者有意「崇文」，卻很難進一步衍申說他們在「重文」之餘還想要「抑武」。因為「興文教」並不一定要「抑武事」，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連，如宋太宗這樣熱衷於拓邊的統治者，想追求的應是文武並重。為何到了北宋中期，司馬光會將太宗大量取士一事詮釋成「以興文教，抑武事」，視「抑武」與「重文」為一體之兩面？這恐怕才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但是，傳統的研究方法勢將掩蓋這樣的問題，而限制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們不能只簡單依據文獻的記載來形成論述，而必須將這些紀錄放入其形成的時空背景與脈絡中來思考，並且注意史料間的矛盾之處。若不如此，則可能為字面的意義所誤導，導致時空的錯置。由於政治史討論的議題往往牽涉到不同的政權，在使用文獻資料時，對於其來源與性質更應加以注意。若同時使用源自於不同政權2727 伍伯常研究宋初具備軍事才能的文臣，指出「重文」並不必然導致「輕武」。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清華學報》新36卷2期（2006，新竹），頁295-344，特別是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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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而未加以甄別，很容易產生問題。下文將以學者關於宋太宗有意與遼國謀和的說法作為例子，來說明此一現象。
宋太宗兩度對遼發動攻勢，時間相隔有七年之久。多位學者主張太宗在太平興國七年（982）曾趁遼國新君即位的機會，遣使求和，但為遼方所拒。太宗惱怒之餘，一改主和態度為積極備戰，因而有雍熙三年（986）二次北伐的行動。此一說法似已為學界普遍接受，但其立論的依據是《遼史》的記載：「（乾亨四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十二月）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卻之。」28據此，遼聖宗（971-1031，982-1031在位）在乾亨四年（982）九月即位，至十二月時宋方請和的使者抵達南京。對於遣使之事，傳世的宋代文獻皆無記載，但研究者認為《續資治通鑑長編》於太平興國七年十月的一條紀事可以作為旁證：
上初以契丹渝盟來援太原，遂親征范陽，欲收中國舊地。既而兵連
不解，議者多請息民。癸亥，詔緣邊諸州軍縣鎮等，各務守境力田，無得闌出邊關，侵擾帳族及奪略畜產，所在嚴加偵邏，違者重論其
罪，獲羊馬、生口並送於塞外。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
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
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在比對《遼史》與《續資治通鑑長編》後，學者推論在遼聖宗於九月即位後，宋太宗有意謀和，先於十月間下令邊將停止出境攻擊，同時提出弭兵息戰的理論，以緣飾向遼求和的行動；接著派出使者，於十二月抵達遼境，試探對方的反應。不過，遼方以使者未帶國書而加以拒絕，謀2928 〔元〕脫脫等編，《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點校本），卷10，〈聖宗本紀〉，
頁107-108。
2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太平興國七年十月〉條，頁528。
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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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努力乃告失敗。
乍看之下，這是合理的推論，但是仔細考量關鍵的時間點，則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按照《遼史》的記載，景宗（948-982，969-982在位）死於九月壬子，也就是廿四日，至廿五日聖宗即位，消息才向外發布。宋太宗下詔禁止邊將遣兵出塞則在十月癸亥，也就是五日，中間相隔只有九天。由於當時並無快速傳遞信息的設備，就算遼方立即派專人南下報訊，太宗也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知情；何況雙方既處於戰爭狀態，遼方豈會將幼主即位的訊息主動告知強敵？正因如此，宋人對於遼景宗死亡的時間，一直未能確實掌握。由此看來，宋太宗下詔禁止邊將出兵與遼國新君即位，應為兩個孤立事件，其間並無因果關係，不應以十月癸亥的詔書作為太宗曾遣使求和的佐證。
這個例子顯示，由於元朝政府編修《遼史》，後代學者可據以掌握一些宋人在當時無法取得的資訊。我們可以想像，宋、遼對峙之下，宋太宗要取得敵方的情報，不是來自俘虜的口供，即是間諜的打探。這些輾轉取得的訊息不僅精確度有限，在邊將彙整查證後，逐級上報，勢必曠日費時。後世的研究者若不注意此一史實，則其兼參宋、遼雙方文獻所得出之推論，反而產生差誤。
以《遼史》記乾亨四年十二月宋遣使求和一事而言，由於缺乏可以參證的史料，研究者只能推論可能的狀況。既然如此，理應對於各種的可能性加以考慮。由於宋方的資料完全未提此事，研究者其實可以有兩種思考方向：一是宋太宗得知遼聖宗即位後，秘密派使者試探和談的可能性，由於事出機密故未被記載。另一個可能是遼方捏造此一求和報告，313030 持此一立場的研究文獻包括：蔣復璁，〈宋真宗與澶淵之盟（續）〉，《大陸雜誌》第22卷第9期（1961，臺北），頁28；張其凡，《宋太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頁138-139；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17-218。
31 李燾因為無法掌握關於遼景宗死亡時間的資料，只能將其死亡之事繫於太平興國七年歲末，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太平興國七年十月〉、〈閏十二月〉條，頁52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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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主即位之初營造強敵請和的印象，以求安定人心，而宋方既從未遣使，當然不會留有紀錄。由於傳世史料不足，事實為何已經很難判定，但研究者不應在缺乏有力的證據之下，輕率地認定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年間已有意求和。事實上，對遼和與戰的分歧，是太宗與文官間長期存在的爭議，若能對此進行更深入且精確的探討，不僅有助於理解宋初對外關係的發展，也可能深化對於宋代君臣關係、皇權擴張等相關問題的掌握。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史料處理上不夠審慎，是頗為常見的問題。由此而形成的論述缺乏堅實的證據基礎，不僅有礙我們對於宋代政治史的理解，也實際限縮了可以進一步發展研究的空間。如何在使用資料與形成論述上做到分析細膩與論證翔實，實為謀求政治史研究發展上不能迴避的課題。
五、結論
本文以宋代政治史為例，說明近二十年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趨於沉寂有其內在的因素，並非只因其他新興領域的競爭所致。藉由分析議題選擇與論述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政治史研究存在幾個值得省思的現象。首先，選擇研究議題往往取決於史料的多寡，而非在主題的重要與否，造成研究成果的集中化，不易呈現多元面貌。其次，斷代治史的傳統根深柢固，不利於對長時間的發展作出概括性的詮釋。對於宋代政治特性的理解，至今仍深受「唐宋變革論」的影響，而難以有新的突破。第三，部分研究對於所依據之史料缺乏深入的分析與批判，導致歸納出來的論述建立在不精確的證據基礎上，本文提及的兩個有關北宋初年政治史的論斷皆是如此。由此可見，宋代政治史的發展已久，但研究方法實有更加精緻化的必要。史學研究並非只是敘述「有根據」的故事，對於史料或證據的可信度應進行深入的辨析，而非只是輕率或膚淺的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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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如果希望宋代政治史這一傳統領域有新的進展，研究者應該要對政治史研究的目標與對象有更多的討論與釐清，也要對傳統的研究方式進行反省。在這個方面，歐美學界能給予我們的啟發和幫助恐怕是有限的。我們也許要回到中文學界的學術傳統中尋找答案，並且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特性開展新的思考方向。
*本文初稿曾於2009年「《新史學》與臺灣史學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文稿修改期間得到臺大文學院「人文多樣
性與跨文化：理論探討和實例研究──早期中國社群與地域的多
元性」計畫資助；出版過程中，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
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蘇婉婷 校對：劉昱妤 蘇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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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宋〕司馬光著，吉書時點校，《稽古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8。
〔宋〕李 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
〔宋〕魏 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點校本。
〔元〕脫脫等編，《遼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點校本。
二、近人研究
方震華，〈養兵衛民──募兵制合理化論述在宋代的建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82本第1分，2011，臺北，頁43-78。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為中心〉，《清華學
報》新36卷2期，2006，新竹，頁295-344。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 吳展良等，《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調查
報告》。臺北：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2006。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網站下載閱讀，網址：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4& Itemid=603&lang=zw，2011年9月20日讀取。
李 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收入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柳立言，〈子女可否告母？──傳統「不因人而異其法」的觀念在宋代的局部實現〉，《國
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0卷第6期，2001，臺北，頁29-93。
崔英超、張其凡，〈熙豐變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
版）》2004年第3期，廣州，頁116-123。
張其凡，《宋太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郭恩秀，〈八○年代以來宋代宗族史中文論著研究回顧〉，《新史學》第16卷第1期，2005，
臺北，頁125-157。
陳 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收入氏著，《北宋武將群體
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童永昌，〈「志於便民」：北宋熙寧至元祐時期的民情與朝議攻防（1069-1094）〉。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
頁166-171。 183 童永昌，〈「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紀要〉，《古今論衡》第21期，2010，臺北，
黃寬重，〈從「活的制度史」到「新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趨向〉，《中國史研
究》2009年第4期，北京。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劉子健，〈引言〉、〈略論南宋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
經出版公司，1987。
蔣復璁，〈宋真宗與澶淵之盟（續）〉，《大陸雜誌》第22卷第9期，1961，臺北。 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
江學刊》2003年第3期，杭州，頁99-103。另收入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號，1922，京都，
頁1-12。
Ebrey, Patricia,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ymes, Robert.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i, Cho-ying, and Charles Hartman. “A Newly Discovered Inscription by Qin Gui: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Song Daox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2, December 2010, Cambridge, MA, pp. 387-448.
Twitchett, Denis,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istorical Inquiry 48 (Dec. 2011), pp. 165-184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w to Develop a Traditional Field?
—Som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Fang, Cheng-hua*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political history has attracted less attention from historians of ancient China in Taiwan. This fact is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which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in the historian community. Through reflecting on research of Song political history, however, this article tries to identify the reasons causing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history by an alternative method. Using Song political histor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ailure to create new research subjects was the main obstacle for further developing political history. The fact that historians inclined to choose famous Song scholars as their research topic has produced many publications with similar subjects, and limited the possibility of managing research with originality. Moreover, without carefully analyzing the primary materials they used, some arguments lacked solid evidence.
Thus, reviewing and reconsidering the subject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history has become crucial for historians who intend to develop Song political history.
Keywords: Political history, Research subject, Methodology, Song histo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chfang@nt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