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治黎”政策及其启示
摘要：黎族在海南岛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总结了我国古代两宋王朝“治黎”政策的基本措施，并对其作出相关评价和分析，这些总结和评价对我国当今处理民族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宋朝 “治黎”政策 评价 民族关系 启示
引 言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冷战以来，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持续扩散，引发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屡见不鲜，尖锐的民族矛盾是造成一些国家分裂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近年来“藏独”和“东突运动”等事件，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关系问题的思考。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维持民族关系的稳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对维护祖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试对海南岛宋朝时期统治者治理黎族的历史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寻找一些新的启示。
一、宋朝统治者治理黎族政策主要的表现：
1、政治、经济方面：宋代时，在沿海一带的黎族社会已经接受封建王朝统治，有的已渐渐汉化，而在山区一带的黎族社会则尚处在原始社会中后期阶段，这里人口较少，但诸峒林立。峒是黎族社会历史上独具特色的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是黎族远古祖先由采集、游猎生活向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过渡后形成的。当时，峒与峒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属，经常因为利益关系发生争斗。统治者刚开始只是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加强对黎族人民的镇压。苏过在《论海南黎事书》中写道：“今朱室屯师千人，岁不下万，若以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 [1]这反映了统治者镇压黎族的武装力量众多，这类武装称为乡军土丁，其招募的对象有当地“附籍”的汉族，叫做“寨丁”；有“羁縻州之民”的黎族，叫做“峒丁”。 [2]并且采取正规军和地方地主武装相结合的方法，用以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这种方法一直成为宋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加强对黎族人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其对人民压迫严重，致使黎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非常激烈，各个地区经常发生农民起义。
经过多次征剿和抚绥黎峒归附之后，宋王朝开始转变了其在黎族地区的统治政策。由以征剿为主转为羁縻笼络为主、武装镇压为辅，征剿与抚绥并施的治黎政策。其做法有：给黎族上层以“封爵袭职”。宋人苏过在《论海南黎事书》一文中所言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对黎族地区统治特点的认识，其中有一句；“仆以为
力胜者，兵罢而复塞；以利资者，贼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数官以数人，则贤于用书矣。”这种“以黎治黎”的政策可以以实论据：北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 ，符有辰抚黎有功，封万户，他的四个儿子“俱袭职万户”。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 ，黎族上层人物符元亨率领三十余峒族人民归附，被封为“承信郎”，“其子孙各以官职承袭”。乾道九年(1173年) ，乐会县黎族人物王日存、王承福、陈颜等归降，被封为“承节郎”，同样许其子孙袭职。[3]
宋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对黎族地区的抚绥，仅崇宁大观年间，就有十多万人归附。据不完全统计，宋朝各统官吏招降黎族人民达二十三次，说明抚绥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对于归附的黎人，统治者采取宽容优待的政策。没有田地者，给予田地、耕地并免其税。“其先逃居黎峒之人能归来者，尽赦免之，能来归者，复其租五年。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亦复其租五年。”这为黎族峒组织与封建统治政权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生产方面，当时黎族地区生产的“峒米”已为时人所熟知，生产工具得到改善，铁器农具的使用得到推广，耕地面积增加。
宋朝封建统治者通过招抚、授官封爵，使黎族峒首听命于朝廷，以此达到了统治黎峒的目的。大多数黎族土官一旦被册封，便可以世袭。黎族峒首由原来仅处理本峒内部与峒外关系事务的职责，兼有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任务，逐步演变为封建统治集团在黎族地区的代言人和实施统治的贯彻者。但是黎族峒首受封的官衔多为虚职，且品级低下，如：宜人，为县君之封；承信郎、承节郎、进义校尉、进义副校尉均为品级低下的散官衔；牙校，则为下级的军官衔。他们虽然有俸禄，但多未领取。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四九载：“王氏祖父母及黄氏，自受官爵封号以来，逐月不曾请教。”由此可看出当时黎族峒组织与封建统治政权相结合还处于较为松弛的状态，但是由于利用黎族峒首在黎族峒组织中的威望和权力，封建统治集团达到了治理黎峒的目的。并且由于宋王朝大批任用黎族土官（峒首），再加上其自身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宋代海南岛社会相对稳定，黎族诸峒的反抗斗争也相对减少，黎族社会大大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2、文化方面：建学重教，发展文化。自唐宋以来，封建王朝被流放到海南岛的贬官谪士在这里兴教传播汉文化，黎族人民不断地接触汉文化，使用汉文字。这些贬官文人，对中原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4]清道光《广东通志》载：“北宋哲宗绍圣间，古革教授琼州，训士不倦，峒蛮多遣子弟受学。”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胡铨谪居吉阳军（今三亚市境）八年，在当地教黎族子弟读书。此外，清道光《广东通志》卷298还记载了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蒋科为琼州教授，“秩满，擢儋之宜伦令，抚辑黎峒，教以诗书”。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贬居昌化军（今儋州市中和镇）3年间，曾于“载酒堂”开馆设
学，免费为黎族子弟施教，受到黎族群众的拥戴。宋代海南人创建了郡学、社学及新学。[5]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循吏》卷11载：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琼管帅韩壁，“出入阡陌，劳来不倦，期年化成，黎人感慕，愿供田税，尝重修郡学及建知乐亭，朱文公皆为作记”。清道光《琼州府志·艺文志》卷41记载：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琼州通判刘汉修崇郡学，创建社学，“诸郡皆闻风来游，虽黎僚犷悍，亦知遣子就学，衣裳其介鳞，踵至者十余人”。统治者广设学校，招黎民子弟入学，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
道教自唐代传入海南岛，宋代时又在琼山县府城一带设立道堂，自此以后传遍全岛。到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在儋州的东南、琼州的城北、万州的城东均建有天庆观。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建水兴观。宋徽宗时，将琼州的天庆观（后称为三清观）改为玉皇庙，并刻碑为记。统治者大力兴建道堂，加快了道教在海南的传播。道教传入黎族地区后，黎族地区出现了“大元佛鬼”、“华光公”、“三圣娘娘”、“上界夫人”、“中界夫人”、“下界夫人”等正宗道教神祗、佛教神祗，专门从事道教活动的“道公”也进入黎族地区，他们将其赶鬼祭鬼的方法教给黎族人民，把赶鬼祭鬼用的香、烛、炉、纸钱、纸衣等运到黎族地区推销，黎族人民有疾病就请汉族“道公”查鬼治疗，渐渐地使道教在黎族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黎族原有的宗教崇拜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黎族查鬼祭鬼的方法和内容也丰富起来了。后来，出现了黎族的“道公”，他们和汉族“道公”一样能说会道，有宗教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在黎族地区也算是有教化之人，颇受村民的尊敬。
总之，由于黎族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历代封建王朝称黎族为“化外之民”，对他们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宋朝也不例外。同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宋朝统治者对黎族人民也采取了一些抚绥政策，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对黎族的发展，对海南岛当时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宋朝统治者治理黎族政策的评价：
1、促进了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稻作农业在相当一部分“熟黎”地区占据主要地位，大批农田特别是水田得到垦辟。（2）渔猎、畜牧业：宋代，大部分“生黎”地区的农业还相当落后，为补充生活资料来源，渔猎、饲养及采集业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3）手工业：宋代黎族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手工业较为发达，以棉纺织业和工具制造业最负盛名。棉纺织业中纺织工艺和染织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当时可以运用五色纱线织成色彩斑斓的花纹图案，其产品种类繁多，可织成黎单、黎幕、黎帽、黎锦等，深受大陆人民和海外人民的喜爱。工具制造方面，宋代黎刀、黎弓、黎
兜、黎鍪等先进工具已见诸史籍。这些工具与黎族的生产、生活及战争活动息息相关。（4）贸易：宋代海南海外贸易已相当频繁，黎族地区大量的土特产经外来的商贾输往大陆。其中沉香、槟榔、椰子、吉贝等最为出名，输出量也特别大，土特产贸易是当时州、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贸易，黎人换回了盐、铁、牛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也加强了同大陆的联系。汉族人民的大量迁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黎汉人民杂居的过程中，两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不断向边远的黎族地区传播。
2、建学重教，发展文化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黎族人民思想开化，有利于他们知识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统治者广设学校，招黎民子弟入学，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等等措施，确实功不可没。黎民对儒学学习越深入，就越懂得文明礼仪，就越容易摆脱相对野蛮落后的风气。
3、统治者实行所谓“羁縻政策”， [6]制造民族压迫，造成了黎族社会的动乱。在宋朝，军事上对黎族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征讨，致使黎族人民的反抗更顽强，使得社会危机始终存在；经济上实行强制的超经济剥削，致使黎族劳动人民痛苦不堪，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宋朝时，由于黎族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统治者分划出了经济发展较快的“熟黎”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生黎”地区，并对其实行不同政策。被称为“熟黎”的黎族离州县较远，但都居住在州县统治的范围之内“耕作省地”。“熟黎”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渔猎和采集土特产品还占相当比重。他们和汉族商人之间进行贸易，从汉区输入铁制工具，但生产水平比汉族地区落后。这类地区原来“土地峒内公有”的制度已经被破坏，土地私有买卖已经出现。但土地大多为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和黎族上层首领及富户所侵占，阶级对立相当明显。“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 [7]被称为“生黎”的黎族居于较远的深山中，不受州县统治，不供赋役。王法不到之处，不论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比“熟黎”落后。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但捕鱼、狩猎和采集等生活仍占重要的地位，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基本上自食其力，生产上和生活上保留原始的东西较多。划分“生黎”和“熟黎”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的一种侮辱性称呼，也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各方面的矛盾。[8]从而引起了黎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斗争。
三、宋朝统治者治理黎族政策对今天的启示：
从宋朝黎汉关系联系到今天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些行之有效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方法。
1、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积极方面来看，宋朝对黎族采取的“以黎治黎”的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剥削广大黎族人民，但从成效来看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各民族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铲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阶级根源，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历史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在这样的现状下，更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古人“以黎治黎”所取得的成效更是说明了“自治”的正确性。
2、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各民族人民都对祖国的文明做出贡献，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依法平等地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依法平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因此坚持民族平等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首要原则。其次，民族团结、民族的凝聚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因此，坚持民族团结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再者，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机体下，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确保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满足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有利于不断深化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实行符合地方实际的发展政策，也有利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
3、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决不允许民族分裂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对黎招抚为主，镇压为辅的政策，在治黎方面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现在看来，对待藏独分子等破坏民族团结的不良分子，招抚与镇压的结合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尝试。国家一方面展现出极大的宽容采取和平互利的手段对敌对分子进行招抚，不仅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冲突，还有利于招揽人才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防止西方势力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对国家主权的强硬态度，坚决捍卫我国主权，同敌对分子作斗争，有利于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提高国家的政治威望。
4、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扶持。
细数各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教育摆在地区发展的关键位置。明治维新中，日本统治者将教育视为对推进日本近代化影响最深远的措施，宋朝统治者，同样将建学堂发展教育作为治黎的一项重要政策，结果也是喜人的。教育使黎族人民摆脱迷信，认识科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与汉族地区的融合。
而当代中国，教育自是举国大事，然而，如今的教育不再是单向，而应是通融的。例如生息繁衍在高原的藏民族，就创造了灿烂的藏族传统文化。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独具一格热情奔放的藏族歌舞，被誉为整个雪域高原象征的美丽而神圣的布达拉宫，至今还等待人们探索的藏文化生态学与藏医学，以及那些天人和一的藏族信仰构成了藏文化最灿烂的一笔财富。纵观民主改革5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倾力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见国家对保护、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仅是维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更是繁荣中华民族文化的需要, 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正如前些年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代表所说，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保护是发展的基础, 发展是最好的保护。因此，国家不仅要在少数民族族地区加强对科学文化的教育，还要适当在汉族地区推广少数民族文化。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两方面，通过加强对彼此文化的理解，更要重视对所有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学习、保护和发展，以此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和繁荣。
5、重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宋朝治理黎族取得的成就自有古人的智慧所在，我们从其成功的一面得到经验，也应从其不恰当不合理的方面吸取教训。从宋朝对黎政策来看，压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相当不合理之处，宋朝统治者对黎族人民实行经济掠夺，加重种种苛捐杂税的政策，是引发黎族人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看出大力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脱贫致富，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必要之举。
今天，以西藏民族问题为例，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藏族社会的稳定，促进藏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具体说来，藏族地区经济搞好了有以下好处：第一，发展经济，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藏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有了保障和提高，藏族人民会更忠心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经济的发展能使西藏地区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提高教育水平，对藏族青年来说，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破除迷信，能更好地促使藏族青年到内地工作，促进其与汉族人民的融合，能使其更好理解科学、利用科学，建设自己的家乡。第三，社会福利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使藏族老人、失业人群等能有较好的生活保障，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第四，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没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少数民族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四分之三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在西部，因而要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与东部发达地区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推动共同繁荣。
四、综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人治国的智慧，无不在启示着作为后人的我们，如何不重蹈覆辙，如何再创新辉煌。宋朝治理黎族的历史虽已远去，但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不能忽略，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寻找方法、寻找发展的良策，抓住契机，更好地促进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永章：黎族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林日举：海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宋）周去非著，屠友祥校著，岭外代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2。
[4]陈立浩：论黎族教育，《琼州大学学报》，1997，（1）。
[5]（宋）庄方：穷周通守刘公修小学，载于道光琼州府志（卷四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程昭星，邢诒孔：黎族人民斗争史，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民族出版社，1999。
[7]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
[8]黎雄峰：海南社会简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