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其章
求索 1996年08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最早开眼看世界和重视海防的先进中国人。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则以魏源为巨擘，故林、魏并为近代海防论的先驱。
一 以守为战与走精兵之路
魏源曾接受林则徐关于编撰《海国图志》的嘱讬，也确实不负厚望，终于完成了这部在当时中国堪称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知识的巨著。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不仅系统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论，而且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还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思想。
魏源的海防论分守、战、款三策。他认为三策之中守为根本，是战、款的前提条件。并对守、战、款三者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
关于守的方法，魏源认为，就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而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针对当时盛行一时的“御诸内河不若御之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之论，他反驳说：“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并指出“御诸外洋”有四难：我之御敌，或炮击，或火攻。西洋兵船既大且坚，我炮颇难奏效，而且绝无泅底凿沉之说。此其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而敌船底质坚厚，焚不能燃。何况敌船桅斗设有哨兵持望远镜了望，我火舟尚未靠近，早已弃椗驶避。此其二。敌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不连樯排列。我火舟攻其一船，则各敌船之炮皆可环击；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此其三。海战在乘上风，若久与海上交战，则海洋极其寥阔，敌船又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此其四。有此四难，“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絙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椿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沉舟塞港之处，必留洪路以出火舟），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牛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迷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2〕这些论述，极大丰富了林则徐“以守为战”思想的内容。
在正面论述“以守为战”的基础上，魏源还对鸦片战争期间历次战役的失败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一，强调“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前此英军之所以能够先后侵入粤东珠江、宁波甬江和黄埔松江，皆由于“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之故。因此，“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其二，重要的问题在于“调度有人”。“粤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近日江浙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机与才会，事功乃出。”才者，将才也。否则，“调度不得其人，虽谋之菁年，亦溃之一旦。”其三，特别重视“器利”与“人和”的关系。“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词，不过只藉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其四，讲究兵法，奇正并施。“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奇也。”“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临出无谋，是不知有奇也。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3〕魏源在他的总结中认识到人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兵员的来源问题上，林则徐始终坚持“用民”的思想，而且认为“今之所恃，惟此一端”。指出：“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已。”〔4〕其中，除“器良”外，“技熟”、“胆壮”、 “心齐”皆关乎到人的因素。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用民”思想，强调“各省之精兵”来自“各省之勇民”，实践证明临战而调客兵是无济于事的。指出：“各省之勇兵，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原足捍一省之疆圉。所要者，止在募练得法；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因此，他提出走精兵之路，就要突出一个“练”字。“练益精，则调益寡；调益寡，则费益省。以所省者练兵，兵何患不精？费何患不给？”兵精的核心是勤练，而勤练又必须同精选、优养、严节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练成一支御敌之师。他说：所用之兵，“必须平日精选，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必使人人心灵胆壮，技精械利，且将士一心，臂指呼应，临时方足出奇制胜。此则余在训练得人，有非空言所能取效者。”〔5〕
以上所论，乃系魏源鉴于前此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积极建议。鸦片战争期间，为防堵英军在东南各省沿海一带窜犯，清政府频繁调动兵员，不但劳师縻饷，而且于防卫毫无所补。因此，魏源尖锐地指出：“夷事，无所谓用兵也，但闻调兵而已，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夷攻粤，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抚，则供客兵者又逆归兵；兵甫旋而夷或攻盟，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往返穿梭般的调动，在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被动，以敌人之行止为行止，欲其不败，岂可得乎？
兵贵精而不在多，视其实而不视其名。魏源认为，诚能汰各省虚冒冗滥之缺，并两兵以养一兵，精训练而严节制之，则国家可增无数之精兵。“养兵数万而无数千之用，视一千有一千之用者，则不侔矣；视一千可当数千之用者，更不侔矣。调外省之兵，而置本省之兵于不练，则本省之饷皆滥饷，外调之费皆冗费。”〔6〕所以，以一省之精守一省之海防，以一省之粮饷养一省之精兵，实为魏源之最佳构想。〔7〕
以守为战与走精兵之路相结合，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这本是林则徐海防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魏源将其加以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了。
二 内守与外攻相统一的海防观
魏源虽主张以守为战，而且强调内守，但绝不认为守是唯一的御敌方法。相反，他指出：“内守既固，乃御外攻。”〔8〕就是说，在内守坚固的基础上还要采取攻战的方针。这是一种内守与外攻相统一的海防观。
魏源认为，敌情多变，非专守内河或近岸，即可收创敌之功。“夷兵之横行大洋者，其正也；其登岸及入内河者，其偶也。夷性诡而多疑，使我岸兵有备而彼不登岸，则若之何？内河有备而彼不入内河，则若之何？”形势发生了变化，面对海上强大的敌人，专讲守内河，守近岸，而不能海战，是不足言御敌的。
但是，谋外攻必须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则需要了解敌情和形势。“筹夷事必先知夷情，知夷情必先知夷形。”因为外攻亦非徒然浪战，要看是否有可乘之机。他蔑视那些冥顽不化、以闭眼不看世界为荣之徒，而非常赞赏林则徐在广州翻译英文书刊、报纸的做法，认为这是成功的经验，并强调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9〕
在掌握敌情和了解形势的基础上，魏源认为在不同时期要采取不同的攻战办法。他将对敌攻战分为两个时期，而在两个时期各有其不同的对策：一是未款之前，“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一是既款之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
所谓“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其法有二：一为陆攻，一为海攻。根据魏源分析，陆攻之法的关键在印度，而与印度接壤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廓尔喀。英国调印度兵艘入犯，深恐俄罗斯乘其虚，“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往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虚，此机之可乘者二。”海战之法则莫如联佛兰西和弥利坚。因为法兰西、弥利坚两国与英国之间早有芥蒂，而“自罢市之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11〕此亦可乘之机也。这些分析和计划未免流于空泛，且在实践中也难以行得通，但提出利用列国之间的矛盾，以全力对付最主要的敌人，使之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应该说还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乃魏源海防论的核心。他指出：“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12〕
西洋长技，首推船炮，故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这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共同认识。但是，魏源对西洋长技的理解却比林则徐更为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对船炮的来源提出了具有远见的措施；第二，他认为西洋的长技不止是船炮，还有养兵、练兵之法。
关于船炮的来源，魏源起初倾向于购自外洋。曾提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工业技术落后，而且购买洋船便捷的一面。其后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船炮虽可购自外洋，但仍以自制为根本之计。盖“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国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奇怪的是，“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这是极不正常的。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4〕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设厂制造船炮的具体方案。
魏源还认为，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但人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强调除制船炮之外，养兵、练兵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他以葡、英两国兵为例：“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从而指出：“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其具体办法是，“汰其冗滥，补其精锐”。即以广东水师而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若能如此，即以粤洋之绵长，“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15〕
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首先表现于，魏源“师夷长技”说的意义当时并不为世人所理解。直到10余年后，还有些开明人士在著述中仍对魏源的“师夷长技”说表示怀疑，如称：“中国水师与之争锋海上，即便招募夷士，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无从把握，亦望洋而叹耳！然则欲以御夷将何道之从？”〔16〕“今效之铸铜炮，即精善亦是其徒，徒岂能胜师乎？”〔17〕甚至指责“师夷长技”有失天朝体制，如称：“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熟甚！”〔18〕连开明人士尚且如此，一般士人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实，魏源对此早已料及，为之设问曰：“西洋与西洋战，亦互有胜负，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亦何能保其必胜？”回答是：“夫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以主待客则主胜。”并进而对海战中我以主待客御敌于海上的战术作了详尽的分析。根据魏源的分析，中国若师夷之长技而与之力均技等，兼具以主待客的优势，则海防之巩固不是不可能的。
魏源的海防论是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从世界范围内看虽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来说却是超前的思想，怪不得不为当时人乃至当政者所重视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始将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施，然已蹉跎了20余年，中国也以此错过了历史所赋予的近代第一次发掘国力以自强御侮的大好机遇。
三 魏源的朴素海权思想及其价值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防论包含有朴素的海权思想的成份〔19〕，这是应该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
魏源既同林则徐一样，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他也确实不辜负老友的托付，广泛搜集有关资料，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魏源更充分地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海国”竞争的时代，那些掌握海权的西方国家大肆向外扩张，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国人应该警觉及早筹划对策，否则其前景将是不堪想象的。
根据魏源的考察，地气之变，欧洲国家海权之兴，可追溯到明代。他在《海国图志》中引《万国地理全图集》说：“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操自主之权，始知印书，知制火药，初造罗经。洎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列国万民之慧智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开，遍于四海焉。”〔20〕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够东渐，主要是因为掌握了海上霸权。”“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21〕盖“恃其船大帆巧，横行海外，轻视诸国，所至侵夺”〔22〕。
魏源认为，在欧洲列国中，最需要注意和警惕的是英国。“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23〕“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甚多。”〔24〕“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25〕“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据海口。”〔26〕以此，“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27〕。英国既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直接威胁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他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28〕特别是英国侵占新加坡后，其侵华野心更是暴露无遗。“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文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29〕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疯狂扩张，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30〕这就是魏源所得出的答案。
魏源朦胧地意识到，惟有师海权国家之长，即以我之海权对付彼之海权，才足以制驭海权国家。其海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31〕：
第一，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魏源认为，欲“制夷”必先“洞夷情”然后始可言“师夷”。他说：“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哉！”〔32〕西洋各国以海舶横行海上，与中国之师船相较，其优劣相差何止天壤！“西夷之海艘，坚驶巧习，以其恃贸易为生计，即恃海舶为性命也。中国之师船，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嶴内岛无人之地，别遣小舟携公文，往邻界交易而还。其实，两省哨船相去数百里，从未谋面也。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33〕正由于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战船和火轮舟，并造配炮械。
但是，仅有若干艘洋式战船，还不足以称新式水师。魏源认为“舟舰缮矣，必练水师。”〔34〕他主张“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而新建水师“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35〕。并强调能否建成一支新式水师的关键所在，即“水师二要”：“一专号令，二重募练。”通过募练，新建水师之兵选其有胆者，且要掌握各种海上作战的技能。“募练之法，因其渔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盐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效用也，或泅钻敌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队而乱之，或蓄燧潜发而燎之，或铁绠系舟而拽之，或出奇载炮而扰之，或冒险伺间而侦之……”〔36〕若如此，“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37〕。
海军建成之后，还要重视海军人才的培养。魏源建议学习西洋“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经验，在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同时规定：“有能造西洋战船、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不以工匠、柁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才绝技出其中。”〔38〕
晚清之论海军者，虽著文连篇累牍，然其弘宏大旨，大抵不出魏源所论之范围。而且，按照魏源的构想，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39〕直到中法战争以后，他的理想才得以初步实现，然而迟延已达40余年之久了。
第三，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魏源认为，造船厂也好，火器局也好，都是铸造局。创设铸造局后，一则可切实了解工料之值、工食之值及每艘每炮之定价：一则是中国工匠“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样，经过实践和积累经验之后，推而广之，既能制造各种类型的火器，又能由制造军用产品扩大到制造民用产品。〔40〕
不仅如此，造船厂所造之舰不只是用于战事，而且也不是只造战舰。如战舰可用于护运、航运和其他用途。〔41〕
更重要的是，船厂之设，制造战舰，必可促使民间商船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42〕并且特别规定，出洋贸易的商船，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航，以保安全。“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43〕
第三，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经营之以为藩镇。魏源认为，东西海权的争夺实在南洋，西方国家之本土距离中国甚为遥远，其侵略中国必以南洋为基地。因此，对于南洋历史和现况的研究，他倾注了较多的心力。他多次赞颂郑和弘扬海权势力和开拓南洋的功绩。如称：“华人自明永乐时，三宝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通商，来往不绝。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巴城（今雅加达），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也。富商大贾，获利无穷。”〔44〕华人在南洋除贸易外，从事开矿和耕种者亦甚众。然近年荷兰殖民者限制华人，“禁革新唐，令随船回”，对运贩到此的华人，“今则严禁不许携银出口，必令将银转置货物，方许扬帆。而其货物又皆产于他处，未到巴城，以致唐船久候，风汛过时，年年不能抵厦，甚遭夏秋风飓，人船俱没。数十年如是，商贾莫不嗟叹，国课亦因减额，惟付之莫可如何。”〔45〕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扩张和凌迫，中国却毫无作为，魏源不禁感慨系之曰：“西班牙搜奇天外，荷、佛蛮触海隅，英人极意经营，可谓好勤远略矣！”〔46〕
尽管如此，在南洋西方海权势力达不到之处，如婆罗洲的内地，尚有华人居住而自立者。此处“古今唐人萃焉，广东嘉庆州人最多，或开肆，或采金沙，或贩锡藤胡椒乌木。”“每年有广东一二船只，往其洲贸易发财。唐人若肯开此大洲之荒地而总统之，其利益甚大。……如许大地方可养几百万饥民，运出货物，利及国家。”由此，魏源想到：“息力山大（今婆罗洲）夙称金穴，近年粤东流寓，几于成邑成都，倘有虬髯其人者，创定而垦招之，亦海外之一奇欤！”于是提出：“倘因诸华人流寓岛上者，举其雄桀，任以干城，沈思密谋，取丑夷聚而歼旃，因以漳泉惠潮嘉人为流官，雄长其上，破除陈例，归于简要，自辟僚属，略等藩镇，庶足为南服锁钥与！”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言前人之所未言也。
以上三项构成了魏源海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海权”一词是因美人马汉的名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而闻名于世的。此书的基本观点是：“在整个历史上，控制海洋是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48〕何谓海权？在马汉看来，海权是海军舰队、商船队、海外基地（殖民地）三者的总和。这与魏源的观点颇为相似。而从提出的时间看，魏源要比马汉约早40年。同时必须看到，他们的海权思想虽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而在性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魏源的海权思想是着眼于抵抗西方海权国家的侵略，马汉的海权思想则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为西方海权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当然，限于自身的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魏源的海权思想只是一种朴素的海权观，还不可能像马汉那样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用历史的观点看，在当时的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具有超前的先进性，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注释：
〔1〕〔2〕〔3〕〔5〕〔6〕〔8〕〔9〕〔10〕〔11〕〔12〕〔14〕〔15〕〔35〕〔37〕〔38〕〔39〕〔40〕〔41〕〔42〕〔43〕《魏源集》第839，839—841，841—857，858、859、865，862—863，865，865—866、868，839，866—867，868—869，869—870、874—875，870，870、871，186，870，873，873，871页。
〔4〕《林则徐书简》第293、193页。
〔7〕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第249—250页。
〔13〕〔32〕〔33〕〔34〕〔36〕魏源：《圣武记》第544、499、545、538、538页。
〔16〕夏燮：《中西纪事》卷23第5页。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5页。
〔18〕梁廷枬：《夷氛闻纪》卷5第116页。
〔19〕〔31〕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清史研究论薮》第235—255、243—249页。
〔20〕〔21〕〔22〕〔23〕〔24〕〔26〕〔27〕〔28〕〔29〕〔30〕〔44〕〔45〕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24、3、3、24、34、2、11、6、24、10、10。
〔25〕〔46〕〔47〕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卷52、16、12。
〔48〕〔美〕罗伯特·西格：《马汉》第2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