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
室内座无虚席，六百多名北大师生屏神静气，聆听正在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中国福建巡抚徐继（音同“余”）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
克林顿还表示，这块汉字碑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克林顿提到的华盛顿纪念碑，高169米，犹如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擎天利剑，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是美国人心目中神圣庄严的风景。美国政府作出规定，在华盛顿城区建造的任何建筑，都不能高于华盛顿纪念碑。美国人民正是通过这座崇高的纪念碑来纪念华盛顿这位“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美国同胞心中的第一人。”（引自美国独立战争将领亨利・李）
那么，这块来自清咸丰三年的中国文字石碑，如何会出现在高高耸立的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上呢？美国人历来对腐朽封闭的清王朝嗤之以鼻，但对一位普通的清廷官员为何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一时间，这块汉字碑就像一个超越时空的平台，把历史与现实拉近，把东方与西方拉近，其镜头的焦点聚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徐继身上。
做大官还是做大人？
“为官不过六百石，著书岂止五千言”，用这句诗来概括徐继一生的追求，再准确不过。
徐继(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熏陶，自幼聪明好学，六岁读书识字，七岁时受教于当时有名的才子、《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19岁中举，31岁朝考第一，中进士，入翰林，可谓春风得意，仕途顺利。
但徐继的眼睛并没有只盯着自己头上的官帽子。
晚清时代，西方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富国强兵之路上遥遥领先。而大清王朝这样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脚虽然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满朝文武，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惊天巨变一无所知。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八股取士的桎梏之下，思维闭塞，目光短浅，如井底之蛙，人人空虚无所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这帮“八股先生”们的真实写照。最可怕的是，科举制度培养出了一股不读书的风气，绝大部分士子除了“四书五经”，对经世致用、安邦救国之学，一概不感兴趣，对世界大势更是浑然无知到令人发笑的地步。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样一个长夜漫漫、社会窒息的时代，整个中国就是一间巨大的看不到外部光亮的铁屋子。不做贪官已不易，不做庸官更是难上难。徐继一方面体恤民情，清廉为官，另一方面更不甘心做现实世界中的“睁眼瞎”。他涉猎广泛，博闻强记，综贯百家，其见识能力，超越当时官场诸公千里万里之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继走出官衙书斋，积极了解世态民情，关心民生疾苦，写出了许多博大宏深、切中时弊的政治论文。这种注重实际、面向现实、躬行实践的精神，以及他一贯提倡的“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治学思想，为他后来写出惊世之作《瀛寰志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十三年(1833年)，徐继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他在任上留心世务，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经常给朝廷上疏有关国计民生之策，直言敢谏，疾恶如仇，颇受道光皇帝器重。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徐继上《政体宜崇简要疏》，向道光皇帝指陈跑官买官、横征暴敛、官官相护等时弊。一心想当有为之君的道光皇帝，读到这份奏疏后，十分震动，立即召徐继进宫应对。君臣促膝谈心，开诚布公。徐继结合这些年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道光帝剖析了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当他详细谈及百姓生活的艰难时，道光皇帝心情沉痛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就任命他为广西浔州知府，数月后，提升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谁曾想到，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的惨败，却给徐继以当头棒喝，也给他一生命运带来戏剧性的沉浮起落。
众人皆醉我先醒
“葡萄有牙也可，西班何物，竟也发牙？显系该大臣妄奏，恳加以欺君之罪。”
这是清朝某大臣参劾另一大臣在奏文中妄言“葡萄牙”和“西班牙”时所说的话，今天读来，让人笑掉大牙。几十年后李鸿章力排众议，顶着压力修建了一段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遭到乡绅势力的强烈反对，李鸿章不敢跑蒸气机车，叫人用骡子拉着车在铁轨上跑！臣如此，君也昏昏。道光皇帝被英国人打得晕头转向时，才临时抱佛脚慌忙询问众大臣们：英吉利到底是个什么国家？听说距离我们有七万里之遥？听说他们的皇帝竟然是个女人，这可能吗？！而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带来的600箱礼物，包括地球仪、兵器、军舰模型在内的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此时却静静躺在圆明园的皇家仓库中睡大觉――“天朝”喜欢的只是洋人带来的各式各样新奇华丽的西洋钟表，而对像地球仪之类的玩意儿根本不感兴趣，认为洋人是在故意炫耀他们的“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中国人永远思索不尽的锥心之痛。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徐继就对鸦片的泛滥深恶痛绝，主张严厉禁止。他在《禁鸦片论》中开篇即指出：“鸦片之害，食货之妖也。”并提出了“杜来源，绝兴贩，禁吸食”的对策。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也要同英国保持正常交往，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大清王朝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地球两眼一抹黑，还一味愚昧地以“天朝大国”自居。当做着“天朝”迷梦的大清帝国，仍严守“华夷之辩”，以“天朝”的思维对付早已今非昔比的西洋强国时，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一触即发。英国人三次遣使通商皆不得要领,英方遂决心以武力叩开中国大门。
遗憾的是，清朝君臣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茫然无知,依然大话连篇。满朝尸位素餐的文武大臣自不必说，连一代名臣林则徐，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在《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说:
“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我天朝君临万国,然不忍不教而诛……王其诘奸除匿,以保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那意思分明就是指着英国国王的鼻子说，“天下”都是我大清国皇帝的，要灭你个小小的英吉利还不易如反掌？看在你还算懂事，这次给你个面子，好好呆着别再生事了！道光帝得意地在上面朱批:“得体周到。”此外，林氏还作出了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战略判断。君臣二人对英国的军事报复都没有任何精神准备，认为其“虚张声势”。林则徐在英军封锁广州前两个月，骄横地将美领事送上门的战略情报“原禀掷还”――“天朝”的威风倒是摆足了，却丧失了整军备战的最后机会。鸦片战争即将爆发，英国已经出兵，林则徐在上给道光的一道奏折中说，英国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说：“我们准备了很多长竹竿，到时候一下把英国兵捅倒，他摔倒之后，膝盖不能打弯就无法爬起来，这样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们打败了。”林则徐还建议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一旦中国人不把茶叶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就会患病和消化不良而死。后来稍一交锋，英国人不但没有“消化不良”而死，反而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林则徐立即感到事情不妙。他在谪戍伊犁的路上，给朋友的密信中悲观地写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面对坚船炮利的英国人，林则徐先前的自信荡然无存，这才悲叹即使岳飞再世，也无可奈何。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天朝”的君臣，齐心协力地将大清帝国这架破马车拖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1840年，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终于不可避免爆发了。
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受命于危难之时，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台。战争之前徐继慎言战争，不主张“轻启战端”；战争打响后，徐继挺身国难，身先士卒，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时厦门告急，徐继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沿江钉立排桩，堵塞港口，又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年）七月，厦门失陷，他死守漳州，决心竭力尽心，与漳州共安危、同存亡。他督促兵勇昼夜防守，战事万分危急时，他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当他亲眼目睹清军屡被敌人挫败时，心如刀绞，为之“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既敬佩捐躯将士们的民族骨气，同时又看到了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的事实。
鸦片战争惨败了。对徐继而言，这是一针清醒剂、强心针，令他幡然猛醒。
幅员辽阔、有“二百年全盛之国威”的大清帝国，面对来自数万里之外的洋人，居然一败涂地，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文武将帅，连连战死；天朝体面，荡然无存！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朝官员的一剂鸦片。战争前吃的是“天朝上国”的鸦片，战争中吃的是“邀功报谎”的鸦片，即使一败涂地后，还吃着“英夷驯服”、“恭顺求和”的鸦片。朝野上下都变成了鸦片烟鬼，昏噩到两眼漆黑，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更是一直在谎言中艰难煎熬。
面对危机四处，民不聊生，大清王朝的有识之士开始对战争的失败进行反思，试图为病重的帝国开出一剂良方。
林则徐委托好朋友、幕僚魏源通过搜集种种报纸、书籍以很快的速度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军事武器等等，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但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连魏源这样最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水平也局限在儒家的一孔之见。他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夫子自道不以为然地说，尽管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康乾盛世”的时候，那时叛乱的准噶尔面积几乎可以和大清帝国平分秋色，你看准噶尔当年那样猖狂，但最后还不是被削平了吗？因此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同历次在边陲地区遇到的麻烦一样。“性近犬羊”的英夷所仗的不过是船坚炮利，岂是我文韬武略的中华的对手？如果说准噶尔叛乱经过70年才平定的话，一旦实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三大主义，那么小小的英夷遇有适当时机即可一扫而平，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实现我们大清帝国“一怒而四海秋，一喜而四海春”的大好局面！
魏源的思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传统势力并未在晚清退出历史舞台，“天朝”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一次次被打得满地找牙，大清君臣也能像阿Q一样不断地“精神胜利”。后来英法联军一把火把圆明园烧了个精光，但因为帮大清平定了太平天国，满朝上下顿时弹冠相庆――你看外国人不但没有占领我们的土地，还帮我们解决了这么大的国内问题；再往后的中法战争，中国又失败了，本来是奇耻大辱，因为有了一次镇南关大捷，很多人还沾沾自喜――他们还没清醒过来。当曾国潘、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搞了一点工业，训练了一些新军之后，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光景立即让国人喜不自禁，居然把那个时代叫做“同治中兴”，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也叫“中兴”吗？甚至到1894年，震惊中外的甲午战争前夜，有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叫郑观应，他想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给大家浇浇凉水清醒一下，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但也只敢取名叫《盛世危言》。他不敢点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无可搭救的衰世了，只能说是在“盛世”发几句危言。难怪“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只不过把英国人的炮火，当作又一次“蛮族入侵”等闲视之。甚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都没有清醒地看到，这个国家已经处于多么灾难深重的危险局面。千古未有的时代大变局，悄然到来了。
只有徐继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人已经是中国人不能继续漠然视之的外国人了。他从切肤之痛中意识到，要走强国之路，就要冲破闭关藩篱，真实地了解世界。正是井底之蛙似的浅陋无知，导致了大清的迅速衰败。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中国战败了，咱们要知道为什么败了，打败了咱们的这个“西方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得长点记性啊！
谁为衰世留健笔？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接连升职，在他任福建布政使时，道光帝召见他，并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通行事务。徐继从此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
徐继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搜集资料，并“披阅旧籍，推敲考订”。他广泛接触英、美等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官员和商人，如饥似渴地探求域外知识，思考西方国家走向强盛的原因和性质。徐继不懂外语，没有受过历史著述的规范训练。但他的著述方法比林则徐和魏源都要高明。有位英国人士说徐继“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有一次，英国驻福州领事阿利国的夫人，应徐继请求帮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以不同颜色标注各个地区。徐继收到此图，立即发现无阿富汗国，随即去信问询原因，大家知道原委后，无不敬佩至极。
道光二十三年末，徐继在厦门认识了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继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正是使徐继对世界史地发生兴趣的关键人物。雅裨理在回忆中说：“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这是在他约定的短时间里尽力为他提供的”。为了自己的传教使命，雅裨理还把《新约全书》等基督教书籍送给徐继。
徐继对雅裨理一再宣扬的“天国”教义不感兴趣，但对他带来的“绘刻极细”的地图册却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使他对世界史地知识愈来愈感兴趣。他把与雅裨理的接触，当作学习域外知识的极好机会，徐继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识的迫切愿望。雅裨理记载道：“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雅裨理所叙述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寰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诞生。
经“五阅寒暑”，数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瀛寰志略》终于横空出世了！就在《瀛寰志略》付梓的同一年，《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如同《共产党宣言》震撼了欧洲一样，《瀛寰志略》也在大清国死海般的思想文化界投下一块巨石，砸破了几千年不变的华夷观念，激起了层层波澜。
这部书被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称为“海国破天荒之作”，是亚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之著述，晚清时人谓为“才士倾心，小儒咋舌”。该书共分十卷，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瀛寰志略》率先打破“天朝上国”一统天下的思想桎梏，将中国定位于世界一隅，显示出观念上的巨大进步，是当时有关世界历史、地理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徐继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蛮夷之邦”，而是向读者介绍全球本来就存在多元文明，现实世界是多元世界，不必非要以儒家的标准去非议其他国家的价值标准、风俗习尚。他纠正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少错误观念，使中国人有关“天下”的概念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将欧洲带出中世纪的，是哥伦布的航船；将中国人从“天朝大国”酣梦中最终唤醒的，是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始终没有脱离《山海经》式的鬼怪映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直到《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才打破了这层坚冰。
一石激起千层浪
《瀛寰志略》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作者自称是“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但是，无论持赞同观点的睿哲还是持反对观点的官僚，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注意力已被《瀛寰志略》拉向了外部世界。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翻阅中国近代史，为什么很多人对魏源写的《海国图志》能脱口而出，而对徐继和《瀛寰志略》却知之甚少呢？《海国图志》受到的好评远高于《瀛寰志略》，这种看法至今不衰，原因何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虽然吃了败仗，但民族情绪中傲慢自大、闭关自封的意识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是一部分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也不例外。此外，文明的碰撞，反而更加激起了对外部世界强烈的仇恨情绪，最先觉醒的人也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御外国的侵略和欺辱，恢复“天朝”君临万国的世界秩序。包括林则徐、魏源在内，撰写书籍的起因都在这里。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梁启超评价说“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正适时地满足了这种情绪的需要。许多人以为就此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钥匙。在当时，许多人批评《瀛寰志略》不及《海国图志》，认为魏源能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徐却没有提出类似主张。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不理解，后人也不理解。
中国人道德批判的激情永远大于理性的反思，以至于文字形成的近代史上，徐继，这位逾越时空局限的智者，却没有应有的位置。
事实上，鸦片战争的教训并未完全使人清醒。即使当时一些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也不过仅仅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武器精良而已（当然更多愚昧傲慢的官员此时连这一点也仍不愿承认）。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林则徐组织人编译的《四洲志》，开创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先河。然而严格地说，《四洲志》只是资料汇编，对世界的了解仍处于非常肤浅的水平。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对其开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难以作准确评估。魏源在此基础上增补编成的《海国图志》，主要还是以收录外国有关资料为主，而论述部分却暴露出了作者的浅薄与无知，甚至连世界有五大洲都不相信。魏源尽管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师夷”的内容一开始就局限于“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的军事技术方面。以今日知识来判断，仅限于“师夷长技”，而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与后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照样存在。“制夷”的想法，只是于事无补的精神鸦片，仅师这些“长技”还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徐继却言他人所不敢言，发他人所不敢发，冒了一回天大的风险。他重点通过对西方致富强国的源流考察，为中国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参照。
徐继在《瀛寰志略》中勇敢地透过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强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它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远远超出了一般地理书籍的范畴。他著书立说的重点在于如何“治国”而非仅仅局限于“制夷”。这正是《瀛寰志略》领先于时代之处，也突出表现了徐继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明知将为此负谤惹事，甚至冒犯“欺君之罪”的极大风险，也要向中国人介绍世界真相。他在书中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
这正是《瀛寰志略》最有特色且最为引起争议的地方。
尤其有意思的是，对于当时正在崛起、尚未称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徐继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关注。在《瀛寰志略》中，徐继清晰而准确地告诉国人，地球上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立国史、政治制度，特别介绍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功绩。徐继充满赞美之情地描述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他告诉国人，在美国，只需有“德”，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可见，其中“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体制，较之中国封建皇帝的“传之一世乃至千万世”的体制肯定优越得多；“几于天下为公”的政治局面，较之中国君王的“以天下为家产业”的政治观念先进得多。对遥远异邦的称颂和对他国领袖的赞许，无形中就是对本国制度弊端的反思和天朝皇帝的审视。徐继畲由自然而至地理，由地理而至社会，分析得如此透彻，真是目光如炬！
接下来，徐继满腔热情地惊叹赞扬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的这段文字，是中国人首次评价美国总统。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选举交替方式，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比较公正地概括了华盛顿一生的功勋和品德，同时也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末期，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由衷向往之情。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折射出道德的勇气。
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局限性都盖不能免，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大国就更显得超常严重。鸦片战争中，“天朝”大败，势在必然。而究其原由，朝野上下公论无非是“奸臣误国”，“忠良蒙难”，而断难想到自身制度之落后。道光皇帝茶饭不思，反省多日，认为自己“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愧之恨”；舆论直指鸦片战争中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向洋人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因而导致失败，于是皆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试看林则徐又能回天有术吗？看看1843年4月和10月他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就知道他情绪的变化了：“东南事局，口不敢宣……不知何所终极！”“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也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只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之下，永远是皇帝无过，罪在万方，更不可能思及制度之优劣。而徐继却能够独步千古，放眼世界，真可谓宏旨高论，字字珠玑。
同治六年（1867年），京师同文馆采用《瀛寰志略》为教科书，清政府高层官员将之视为必读之专书，对朝野人士的世界观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如果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导致了洋务运动产生的话，那么《瀛寰志略》则影响到了维新运动和维新人物的产生。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心目中，此书不仅是科普著作，更是政治教科书。康有为在读了《瀛寰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寰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进而了解中国凡百不如西方，不维新即无出路。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寰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美国人德雷克在《徐继及其瀛寰志略》一书中称赞道，徐继的著作足以与西方的马可・波罗、哥伦布、康德相媲美，诚可誉为“东方伽利略”。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徐继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华盛顿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厚而无情、黑而无色的文化铁壁，将晚清帝国数亿君臣吏民笼罩于黑屋之中，谁胆敢说屋外还有亮光，谁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士大夫们强烈攻击徐继，中国文化这么优秀，你还敢去介绍这些蛮夷的书，这岂不是对祖宗的不敬？！再者，以当时清廷专制之登峰造极，理念之僵化老旧，岂能容许身为朝廷命官，影射和抨击封建制度，且公开赞美外国元首，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经称赞徐继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个别人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将书中论及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的话，故意删去“西方”二字，用来弹劾徐继，欲置徐于死地。
1851年，徐继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第二年更被削职回乡。徐继不仅生前宦海浮沉，命运坎坷，死后的历史地位也反之覆之，“美奸”与英雄的称号交相替换。连他的坟墓也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们捣毁过。对徐及《瀛寰志略》给予好评的，大都是徐的同僚及好友。他们的赞语，无法改变主流意识的抨击。
平心而论，林则徐、魏源、徐继都是当时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大清帝国封闭的铁屋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世界多种文明，已属石破天惊之举。他们的思想虽不够充分，但在中国走向世界潮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轨道。可惜，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对“文化”、“文明”、“革命”之类词语并没有具体概念，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为何比封建社会先进的真正原因。
因此，《海国图志》也好，《瀛寰志略》也罢，既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并未向清廷提供治国富民的具体方案，也没有明确倡议改革以仿效西方，仅为社会地理学著作。如果以此为基点，稍稍进步，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再作明确思考，便可登堂入室，文章眼界，天地一别，领略新风光。可惜，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中国旧文化的力量太强大了，国人在没有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之前，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未能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临刑前那悲壮的呐喊，至今听来仍撼人心魄。
墙内开花墙外香
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重要评论，论述一位清朝官员因研究科学被撤职，并遭到皇帝放逐，长达18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名《瀛寰志略》，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这就是徐继。
应该说，徐继虽从未曾踏出国门一步，然而却以学者之敏锐和朝臣之使命感，不以饱学夸世，不屑官场营营，不当官场“蛀虫”，不作书中“呆子”，于“曲笔天诛、直笔人戮”之夹缝中潜心著述，有所作为，以惠国人，免我中华“举国昏昏、上下噩噩”之尴尬，实属老子所言“不出户，知天下”的先知先觉。而他在修书与治史的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是深厚的学养才智，为天地立言的壮志豪情。他的诸多精彩之论，渗透着明察秋毫的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这些完全有理由得到“天朝”上下的充分尊重。
事实却大错特错。在中国这片奇怪的土地上，如果十个人中有九人是疯子，那么剩下的那个正常人，才会被那九个疯子一致认为是真正的疯子。从这本书出版那天起，命运就很悲惨，徐继也遇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而识货的日本人却如获至宝。他们从1859年开始接连翻刻此书，并加注英日文字，作为认识世界之指南。通过《瀛寰志略》来了解到世界大势已经是什么样了，对明治维新起到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国家强盛，强盛后的日本走上了侵略的道路，主要打击对象就是中国。
一本中国人写的旨在启发中国人的书，结果帮了日本人的忙。学生长进了，反过来毫不客气地教训老师。这样的历史悲剧，恐怕是徐继当初也始料未及的。
但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在听说徐继的故事后，却被深深地震动了！
令美国人欣喜无比的是，在相隔万里、闭关自大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知音！1811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在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中国国内对华盛顿了解的人实在太少，美国政府大失所望。恰在此时，在中国生活了10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知道了这个消息，经过多方努力，找来上等石碑，将徐继这段赞颂美利坚的经典文字刻在上面。1853年，汉字石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送给了美国华盛顿纪念馆。徐继的名字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他对华盛顿之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受感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大清国，竟有一位官员如此推崇歌颂他们的国父华盛顿，同时也得知，他为此被中国皇帝免职。美国人决定寻找机会，以某种适当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徐继的心有灵犀的感激与声援。
1864年，徐继被罢职12年后复职，以三品京堂成为外交部(总署)官员，负责协办清廷外交事务。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这幅画像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请人按照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赠送仪式在北京举行，气氛相当热烈隆重。在赠送华盛顿像的仪式上，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对徐继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在百感交集之余致答谢辞：
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答复昨天已细读的阁下的信函。在向我赠送贵国创始人华盛顿画像的场合，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感其实难副。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徐继
在这篇刊载于1868年3月29日第十版《纽约时报》的答谢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徐继对华盛顿由衷的崇敬之情。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这种早期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美寻求加深理解、促进友好的“标志性”展示。
徐继的言论引入美国后，他的仕途也突然时来运转。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终于感到不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苦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地位开始提升，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指京师与地方――笔者注）奉为指南”。同治三年（1864年），徐继再次被召入京城，担任通商衙门行走，即现在的外贸部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主管对外通商的官员。同治六年（1867年），徐继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开创者。
从《清史稿》中有关徐继的传记看，其仕途起伏坎坷，未得显达，与其编纂《瀛寰志略》并对华盛顿称许关系甚大。同治十二年（1873年），徐继老病而卒。美国学者称其为“世界公民”，而他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奴才，处世为谨，幸得善终。伽利略因钻研和传播科学真理而遭到宗教迫害，其中一个真理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伽利略最终屈服，公开宣称自己错了。同伽利略一样，当年为了《瀛寰志略》能够出版，这位“东方伽利略”徐继也屈服了，他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士大夫的论调。
“身处阴沟，仰望星空”，一个终生向往民主政治的人，却在专制的屠刀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一辈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今天，凡是去美国参观华盛顿纪念碑的人们，尤其是华人，看到这块汉字碑，聆听到160多年前就发出的这个勇敢的声音，除了佩服，还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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