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求真是科学的事业，当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在一种文化中始终没有诞生的时候，求真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中华民族求真困难，向来缺乏求真的传统，恐怕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一种文化中要想诞生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才会有可能。
第一是必须要有逻辑学，即逻辑理性。没有逻辑学，那么科学要求的推理论证就不太可能顺利进行，那么一种学问要发展成一门学科恐怕也非易事。中国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没有学科意识，恐怕就是与本土文化没有产生逻辑学是密切相关的。古希腊时的百科全书是由亚里斯多德完成的。其实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斯多德就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创始人与奠基人。虽然那时的逻辑总体上还比较简单，但是，那时能够用以推理论证的三段论，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学问开始从概念与推理入手，学会了刨根问底，凡事都要问题一个是什么，为什么。一种文化开始这样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开始了追求真相与真理。中国的经典几乎都是不成逻辑体系的格言警句与语录体。完全是没有概念阐释也没有逻辑体系的一堆碎片。用这些碎片教化出来的人，也不会讲道理，而只会背诵与记忆，只会按照人的身份等级辨认话的价值。在这里，或者人轻言微，或者一言九鼎。总之，事物真假反而是不重要的。
第二是要具备经验理性。这种经验理性发展到后来就是实验验证。逻辑只是解决了求真的思维方式问题，但是，却没有解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个人纯粹靠思辨是不能够完全达到求真目的的。还必须与他的直觉、经验与日常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沟通逻辑理性与现实性，才能够真正解决求真的问题。有时，我们靠逻辑理性推理，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实的复杂性就在于逻辑上正确的，并一定就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这个时候，仅仅会推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到现实中去验证。这种验证可以看，可以是闻，可以是听，可以是触摸，但是仅仅这样验证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展出一套实验的方法，以达到精确求证，以求缩小误差。因此，科学由经验到思辨，再到实验。到这个时候，科学在求真的道路上就大大地进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停留在粗糙的经验层次上，为了说明某一个道理，常常采用非常粗略的类比的方法。比如，为了说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就拿“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来说明。其实，天有十日，也只是一种神话故事，在这里其实连经验层次都没有达到，只是在神话传说与巫术层次上。太阳与月亮被用来比喻世界的阴阳平衡，男人与女人被类比为有如太阳与月亮之阳阴。身体的健康状态也被比喻为阴阳平衡状态。有炎症被视为阴阳失调，是上火了，同样上火又有所谓阴虚与阳虚之别，上火也有虚火与实火之分。无从验证，也不用做实验，也难以在逻辑理性层次上说清。但是，多少年以来，就这样含含糊糊地流传下来了，没有人会去质疑。求真如果不能够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那么，结论游移不定，忽东忽西是难免的。因为缺乏求真方法与求真精神，因此，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各打五十大板的判断方式就显得非常粗糙了，而这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中庸之道”。因为缺乏精细的分辨能力，因此，在判断真假时，常常采用折中的办法。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折中办法，其实就鼓励了人们走极端。中国人千百年来，口口声声“中庸”，其实在现实中非常极端。因为，只有极端，在被“中庸”评判时，才不会吃亏。如果你打我一拳，然后我再捅你一刀，你杀我一人，我斩你一批，在“中庸”之后，对错各半。被捅一刀的人自然吃亏。久而久之，中国人学会了走极端。靠走极端避免吃大亏。缠足就要缠成三寸。阉割个太监，也要把小弟弟连皮带毛割个干干净净，做什么事情都非走极端不可。时间一久，在政治上，也就发展出一套世界罕见的“厚黑”术，连刑罚之残酷，也是世界罕见的。遇到事情不会具体地分析其中的道理，糊里糊涂地生，又糊里糊涂地死，而且世代如此，代代相传。
第三个求真的条件，就是要有真诚的信仰。因为，逻辑理性也好，实验验证也罢，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求真有一种执着的精神。对求真有一种类似信仰的痴迷。否则的话，求真就容易成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结局。一个人即使有求真的能力与方法，但是，如果不用来求真，反而以造假为乐，那么，即使逻辑理性再发达，即使实验能力再强，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就像“大跃进”时放粮食卫星，竟然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著名科学家会吹出“亩产粮食与蔬菜160万斤”的卫星来。如果没有了真诚的信仰，撒起谎言来，受过严格科学方法训练的科学家，会比那些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传统农民更有艺术性与迷惑性。因此，科学必然离不开信仰的支持。即一个人对真的东西，有一种近乎信仰的精神。有科学精神的人，一定会求真成癖。求真会成为他最大的利益。让一个人有着强大的科学精神支柱的人空口说白话，指鹿为马认马，那是困难的。在这里，信仰让人对真相有一种敬畏感，让人对自然的伟大力量，对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保持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使人不敢轻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特别是不敢指鹿为马。因此，西方的科学产生其实是靠了古希腊的逻辑理性与古希伯莱的信仰精神，共同促成的。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是非常次要的，甚至是根本不重要的。对待人生的态度，孔子其实说得非常清楚了:“未知生焉知死”，这就说明中国人世代的所作所为，都是世俗的。而且，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为功名利禄服务，在这里阴谋诡计、造假成为富有智慧的象征，骗术是智慧的化身，求真是傻瓜的标志，三十六计，计计行骗。
由此带来的道德虚伪之风盛行。常常睁大眼睛说瞎话。平时也是言不由衷，阿谀奉承，难见真诚的话，而且这些虚假的言行，成为这种社会文化中必备的生存之道。那些会做人的人，常常就是说假话，做假事，圆滑老练，城府极深的人。在中国文化中确实是“不说假话，不做假事，就成不了大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剥夺平民百姓的知情权的传统由来已久。虚伪矫情之风盛行于中华大地，千年不绝。这绝不是偶然的。
回想起自己所受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至今难有几句真话，在受骗中学会说假话，在造假中学会做人，学会政治正确。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其实在那样的年月绝非笑谈，而是煞有介事的。在假话王国，只有更假的话才会被人认为是真话，而真话反而会被人们认为是假话与怪话。范美忠先生在汶川大地震中说了句大实话而已，结果被整个社会批倒批臭,群情鼎沸,当时无数的人面对一个说了句大实话的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似乎那句大实话的滔天罪恶远远大于豆腐渣校舍倒塌损害的数以万计孩子的性命。谁说传统只是意味着过去？其实它更是现在，而且还可能是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