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存刚宋丽霞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5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5)01-011-08
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注：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涅夫人（1887年1月27日）[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0.）。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经济改革进程，大胆的经济实践推动了经济理论不断发展，而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展开的理论创新又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深层次地进行。
十六大召开以后，学术界普遍注意到，很多创新性的理论见解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我们将通过以下几个重点问题的讨论来关注这些新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了不断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十六大不仅继续了这一理论创新，而且进一步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把所有制标准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上，认为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致于单一公有制长期存在，其实现形式也过于僵化，难以刺激各种生产力要素为社会主义服务。20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两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都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首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公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简单的数量和比重问题，而是国有资产和集体所有制资产的“质”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优势，如公有制资产的市场竞争能力、产业属性、产业规模、科技水平、资本的增值能力。其中公有资本不仅包括国有资本和集体所有资本，而且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和集体所有资本。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上，即在国民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整体走势、控制重要的稀缺资源的能力上，国有经济应当进一步提高其控制力。
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我国提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看到它在增加税收、缓解就业压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重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经济观念的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但不是公有经济的对立面，而且是公有经济有益的补充。十六大充分肯定了非公有经济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政策上享有和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国民待遇”。
如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十六大作了一些具体的阐述。
(1)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要素获得将更顺利。随着劳动力、技术、资金、土地等市场逐步地开放，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有了越来越平等的机会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例如，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从融资方式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实行歧视政策，要以效率来确定资金的流向。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以往银行融资的倾向性，以效率作为银行融资的原则，可以避免有限的金融资产在某些公有制经济中低效率运作，同时，也减少了银行坏账、呆账、死账增长的可能性。
(2)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宽了投资领域。十六大报告指出，“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决定经济资源流向的应当是资源的效率，而不是资源的性质。国家将逐渐向非公有制经济全方位地放开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限制，对于垄断性行业也会在政策引导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加入。
(3)减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行政性审批。传统体制下，政府和市场职能相互划分不清，加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非公有制企业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平等的竞争主体。在行政管理上限制过多，这既打击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也不利于平等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确立和执行。因此，减少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行政性审批势在必行。例如，将一般非公有制企业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降低注册资本的门槛，由市场管理企业；在资源配置上，可以设置产权交易中心、建筑工程和商用土地交易中心，在竞争杠杆的作用中使各种资源自由而有效地流动。这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要求。
(4)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财产的拥有量并不决定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品德，关键看财产是如何获得和使用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和所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和所有者有了完整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时也使社会舆论逐渐向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面改变。十六大还强调从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这大大鼓励了人们以各种方式致富的积极性。只要合法，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与传统观念相较，将过去的社会主义的收入平均观念逐渐改变成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观念，即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
第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并存，统一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十五大召开后，国家开始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从1997年的74388家减少到2002年的42696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1997年的80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636亿元。可见，公有制经济虽然数量在减少，但其控制力和竞争力却明显增强，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继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取得了发展的良机。在GDP总量中，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由1997年的24.2%上升到2002年的1/3以上；在就业方面，股份制、外资、私营、个体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由1997年的约占一半增长到2002年的2/3左右；随着投资领域的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所占比重由1997年的32.1%提高到了2002年的43.5%；对外贸易方面，非国有企业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20.4%，所占比重由1997年的43.6%。上升到2002年的62.3%。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于各自领域都显示出了各自的优势，互补长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关于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传统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政企合一的国家所有制，这种实现形式，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晰，使得国有企业在运营中的权责模糊，管理难以科学化。而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理论上，我们认为（注：魏礼群.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J].求是.2003,(21).），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资料占有、使用、处置并获得收益等一系列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指在一定的所有制前提下财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所谓财产的组织形式，包括独资、合资和各类资本相互融合等形式，在企业形态上体现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所谓经营方式，包括经营资产的直接经营方式和经营资本的间接经营方式。在所有制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根据国情和市场发展的实际要求来探索多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二元经济结构还长期存在，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必然是多样化的。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要求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可以使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为国有企业成长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二）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变化，无论在思想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性的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曾经指出，股份公司“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在工业上应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09～610.37.）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8.）“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96.）可见，股份制是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能够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有利于国有资本重组，更好地发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涵的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国际接轨，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真正的市场主体。有资料显示，1997年至2001年间，中国股份制企业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由643.7万人增加到2746.6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到2002年底，3468家由重点企业改制形成的股份制企业，国家投入资本7710亿元，但全部注册资本却达到了13304亿元，国有资本支配范围扩大了将近一倍。不仅如此，而且，1999年到2001年间，从事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占到全部股份制企业的65.3%，大大优化了产业结构。总之，通过股份制改革，企业把不同形式、种类的资本组合在一起，形成资本集聚，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同时通过股份制公司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把分散的、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迅速联合成为集中的、高层次的、集约的社会生产力。
三、关于分配制度的创新
经过这20多年的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体系。
（一）肯定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经济贡献和平等的法律地位
十六大报告对分配制度再次做出创新：“……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充分肯定了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劳动要素是最重要的，创造财富的是劳动者，资本只是必须的物质条件，而且资本有剥削的属性，所以在以往很长时间内，理论界都很难把资本因素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提出来。十六大充分肯定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劳动都是生产过程中作出贡献的要素，它们产生了经济效益，因此也应当获得分配成果。
在对分配收入的评价上，十六大也调整了评价基点，不再把是否是劳动收入作为评价收入的标准，而是把各生产要素的经济贡献作为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一创新不仅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活跃流动，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创富能力，而且也激发了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等生产要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点与所有制理论相配合，重点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旦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等要素获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并存就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
（二）关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对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现状，十六大也指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2002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58倍；2000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扩大了3.94倍。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3:1的警戒线。据专家测算，如果农民纯收入中的30%投入农业生产，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扩大到6:1。而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超过2.0，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其它大多数国家都小于1.6（注：邓大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度”何在[J].中国国情国力，2003,(11).）。
(3)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2002年底统计，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6%。
(4)不同行业和不同的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0年房地产、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收入增长幅度分别是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仅为236.4%和206.8%;2000年平均工资最高行业收入水平是最低行业的2.63倍；另据统计，国有、集体与其它经济单位收入之比在1991年是1.33:1:1.85,2000年是1.54:1:1.76。
(5)非法手段牟取财富也促使社会整体收入产生倾斜。总之，在我国基尼系数2002年已达到0.417的情况下，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和调整收入差距的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呢？一方面，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通过拉开收入差距，可以鼓励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国家既要用法律手段切实维护私人财产，又要用经济杠杆来加以调节，从总体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
当然，改变目前居民收入的金字塔型结构，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分配格局，需要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加以协调和支持。
(1)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制既不能打击高收入者的创富积极性，又要适当调节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现行所得税将个人收入分为工资、薪金、个体工商业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机构应税项目，按类征收，每一类项目都有适用税率、费用和扣除标准及计税办法。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存在许多逃税、避税漏洞，尤其是在个人收入调节上效果有限。所以，我国需要在未来几年逐步将个人所得税征税体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靠近。综合税制是把纳税人一段时期内不同来源、不同类别的各种收入收集到一起，统一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作为计税所得，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二者结合的税制可以保证在管理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有力地调节较高收入者的收水平，严防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
(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使更多的民众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就要让更多的人有稳定的职业。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已基本完善（注：黄华波.简论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人大复印资料），2002,(3):180.）。这一政策由四个政策体系构成，分别承担自己的政策功能。就业促进政策体系可以增加就业总量，提高就业效率；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可促进弱势群体及其它政策优先群体就业；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为无收入、低收入或特殊困难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及供给；市场支持政策体系为就业市场双方提供优质服务。这一政策体系立足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地健全就业体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保障扩大就业面，提高就业质量。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注：陈友华.百姓眼中的社会与发展——来自全国八大城市的调查报告[J].中国国情国力，2004,(5):23.），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烦心事中，居于前10位的依次是：收入少、就业难、子女学习、没有社会保障、没有住房或住房太小、生活费高、家人身体不好、子女就业难、没有安全感和教育乱收费，其中，老百姓认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首推失业。在这一调查范围内，15.70%的家庭没有医疗保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业、再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困境，制度的变迁也带来人民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社会预期不稳定的问题。党和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建立了以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三条保障线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和中小城镇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甚至没有建立，失业与就业的矛盾仍十分突出，社保资金的筹集和发放问题很多。针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首先，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有待于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也需要提高，十六大出台的国家和个人结合、社会保障和个人保障结合的政策，充分体现了保障制度的公平和效率；其次，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下岗职工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企业、职工和政府财政共同负担保障基金，建立基金调剂制度，一方面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积极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对于城市困难居民要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具体的发放标准，规范工作程序，建立困难家庭档案，完善相应的法规，通过合理的财政手段多方筹集资金，降低困难家庭生活风险；第三，积极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四、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还是有差异的。
首先，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的时候提出的，而我国的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市场要素的成熟和市场秩序的规范上一开始就承担着重要的主导的角色，而且这样的摸索阶段必然会出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划分不清，在一些经济实践中要么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要么政府的手伸得过长，阻碍市场的自主因素的自我完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经历了一个各种要素市场的成熟阶段，政府只承担了一个“裁判员”的角色，而我国的政府在市场化初期不仅是市场中的裁判，而且也部分地参与了竞争，这就导致在今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要区分清楚政府在市场竞争中的角色的必然性。
其次，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主要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中不合理的部分，而我国政府建设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开始的，即政府的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需要的一切必须要素，包括产生竞争主体、规范竞争规则、制定竞争法规和监管市场运作等多种职能，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甚至是行政的各种手段来在短期内促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样，就必然出现经济调节手段运用中的是否适度的问题。
再次，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条件下建立的，较之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而言，必然存在诸多差距的弥合问题。例如，城乡体制差别引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复杂性，由城市化工业化不足引起的市场化程度不均，因收入分配差距引起的对“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质疑等等。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时经历着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我国政府要在短期内完成这诸多的任务，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具体国情，摸索前进。这里就自然产生了经验和理论的冲突，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理论，要勇于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在我国，政府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机构，其职能根据角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作为行政机构，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行政管理权力管理行政区域内的团体与公民的社会活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独立；作为宏观调控机构，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的职能是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承担的不同职能必须严格地划分开来，即实现行政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注：杨瑞龙，陈秀山，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89.）。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也逐渐地从全面主导过渡到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十六大在以往的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再次强调“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1)经济增长。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否有力，首先一个就是看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否在增长。我国建国以来，经济随着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有过大涨大落，起跌幅度很大。但从1978年以来，国家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头等大事后，积极地开展经济建设，加上一直以来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在世界上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政府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制定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宏观战略，利用财政、金融和税收等一切手段，以拉动内需为主要目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就业。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但这又是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必须付出的代价。过多的失业给各地的综合发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同时也妨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所以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必须下大力气积极启动有效的再就业机制。首先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吸纳部分劳动力；其次，建立再就业体系，扩大就业渠道，完善培训机制为再就业准备条件。尤其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再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要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3)稳定物价。从理论上讲，正常的物价波动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可以自动实现物价稳定，但在实际的市场上，物价波动不仅要受到市场供求状态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市场投资效益的限制。物价的混乱会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预期，会极大地降低资源配置的准确性，进而影响总体的经济增长。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政府需要综合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平衡投资与消费总量，刺激内需，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主要反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全部交易的总量，即进口和出口总额。在对外贸易中，长期的顺差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多从而使出口壁垒增加，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则会使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国际储备大量消耗。二者都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利。所以，政府把平衡国际收支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总之，四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背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多种经济政策寻求四项目标的综合平衡，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
五、关于“走出去”的战略
十六大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但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完善，更需要在各项经济规则上和世界接轨，将市场延伸到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开放国门发展经济。
十六大提出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新阐释，是新的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引进来”是把国外先进的技术、有用的人才、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引进来，帮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鼓励先进的企业在国外投资，拓展优质产品的国外市场，可以带动出口的增加，同时也为利用全球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企业竞争力不足，产品也难以参与世界竞争，所以我们积极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管理经验也有所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提出“走出去”的政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且有坚实的基础。
（一）“走出去”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出口能力，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我国鼓励对外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出口能力，为我国的产品和劳动力打开市场。一些优势行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限制了行业规模扩大和竞争素质的提高，甚至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政府通过政策性诱导和支持加大出口力度，不仅可以拓宽这些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也可以减缓国内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同时，在国外进行跨国投资，也可以增加对外劳务输出，内外兼顾，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国家可以有效地调控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二）“走出去”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培养有潜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国企业不仅具备了很好的生产能力，而且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已经逐步建立了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方法。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跨国企业都来我国寻求廉价的经济资源和广阔的商品市场，这对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我国企业显然是一种挑战。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不但需要国外企业的合作和帮助，更需要和国外企业一样，采取主动态度。有实力的企业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向国外市场进军，积极加入国际竞争。从国际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走出去”的企业就得在市场法则上和国际接轨，学习国际竞争规则和世界先进企业的经验，提高竞争素质，引进先进的技术，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投资的向度、规模、地点以及时间的选择都要纳入企业发展的国际化战略中来考虑，达到既占领国际市场又节约经济资源的双赢目的。
（三）“走出去”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
党的十六大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近几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绩明显，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增长。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仍然不相适应，低水平生产大量过剩，技术创新能力不够，高水平生产供不应求，资源利用率较低；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30～40个百分点；地区产业结构发展趋同性强；城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让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将生产能力过剩但技术水平并不落后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拓展，努力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产品，充实国内市场需求。这样，既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继续使已有的资产增值，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盈利，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旧的全球分工格局中，我国仍旧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在国际分工地位、层次和分工方式上难以掌握主动权。国家鼓励企业在国外投资，就是让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经济资源在全球化配置过程中向着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从而掌握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权，改变为他国作廉价资源地和市场服务的被动地位。
（四）“走出去”有利于利用国外经济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全球范围来看，相对于人口的增长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这一矛盾在我国相当突出，一些自然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大大限制了行业规模和发展的主动性。通过对外投资，把企业建到国外，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战略性的长远目标出发，争夺世界上有限的经济资源。这种战略的实施，不仅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还包括对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的利用。不可否认，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开发一些尖端核心技术所需的成本过高，企业在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必然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受挫，我国VCD行业就是一个教训。而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考虑到经济的战略发展。因此，“走出去”也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尽量扩大可配置资源的总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六、关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
十六大报告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衡量小康的第一个重要指标是GDP的增长，其次是国家的法制化进程，全民思想文化和生活素质的提高，可持续性发展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社会发展观上，十六大摒弃了旧的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更强调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过去，我国之所以一直使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因为，从生产的角度，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从使用角度，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简单讲，GDP能较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总量，较准确地表达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水平，所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经过1968年和1993年两次重大修改，GDP核算体系仍然是世界通行的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是，随着20世纪中叶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各国都在分析以“GDP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性。
(1)GD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民财富。国家财富的增长，不仅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量的增长，而且强调固定资本的质的提高。而GDP只是反映固定资本量的增加，而不顾其质的提高或下降。据报道，我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已有4万亿元，占到GDP总额的41%，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1978～200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在6.6%，远低于9.4%的经济增长率（注：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N].2002-09-16.）。可见，由于GDP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不良投资增加，劣质产品增多，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高投入伴随着低产出，低的生产效益和高的经济增长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出现了我国高经济增长率条件下的高失业率和高浪费现象。
(2)GDP不能反映社会分配状况。GDP的增加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在增长，人均GDP的增加反映了人民经济收入水平在增加。但是，由于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我们看到在人均GDP增加的同时，并没有改变社会分配存在的贫富分化严重的现状。
(3)GDP并不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我国，资源的紧缺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处于后列。但是，我国却是单位GDP生产能耗最高的国家。中国的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生产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注：秦朔.GDP先生的讲述[J].南风窗，2003，（12上）.）。这种高增长高能耗的趋势在GDP达到1000美元时尤其突出。在生态环境方面，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森林过度砍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一系列对生态的破坏造成的自然灾害增多都在警告我们，用环境的恶化换来的经济发展最终必然会危害人类。而这一系列的代价都是人类为获得GDP的增加而付出的。
(4)GDP不反映资源的配置效率。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各种生产力要素作为经济资源应该流动到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去，获取尽量高的价值增值。但在追求高额GDP的条件下，这些资源会通过行政审批、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等方式流动到效益较低的部门或地区，资源的投入增加了地方短期内的GDP，但却损失了长远的资源增值能力。即只管投入不管产出，甚至是光投入无产出的无效投资，这对经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短视和狭隘的经济行为，最终只会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资源大量浪费。
总之，单纯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所以挪威、芬兰、法国和美国等国家都在尝试提出绿色GDP等新的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主要考察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世界银行也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它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要素。而我国也已经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从事新的指标体系的研究。
在十六大报告中，政府提出用可持续性的发展观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一个不变或增加的环境资源资本，以保持代际间的公平性”（注：吴易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必然途径[J].理论经济学（人大复印资料），2003,(2).）。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次，要重视社会稳定，平衡收入分配，建立健全失业保障体系、福利和救济体系；第三，科学规划经济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在结构调整上加快制造业的发展，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重视效益和投资方向的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
作者介绍：张存刚(1966-)，男，山西朔州人，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兰州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宋丽霞(1975-)，女，甘肃张掖人，讲师，从事经济学研究。兰州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