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玉平
江苏社会科学 2008年12期
漕运被称为“天庾正供”，是保证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渠道，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朝咸丰以后，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一向以河运为正途的漕运，转而以海运为主要的方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其社会影响，学界已经做过诸多深入的研究。但义和团运动对晚清漕运的影响，仅就笔者所检索的资料来看，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清末漕运以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为主体，山东、河南及江北的河运为辅。光绪二十六年，江苏漕粮共应交漕米772814石零，外加各种耗米84096石①。浙江则共计起运漕米502250石8225②。按照以往惯例，这批粮食分别交由沙船及轮船招商局承运，从二月初起，分批起航，由海道运往天津交兑。
如果一切正常，本年漕粮海运也就平淡无奇了。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局势发生大逆转。江浙海运漕粮于四月十五日开验，到五月十八日，江苏粮道罗嘉杰、浙江粮道郑嵩龄禀报：“现值义和拳兴，教民构釁，紫竹林一带租界，格外戒严，招商局在其境内，每日午后即不能兑剥，目前已多不便。”至五月二十九日，江苏白粮验完，漕粮则验过31起，共计平斛漕米290020石。因东浮桥为兵团拦阻，剥船无法上驶；紫竹林一带四处焚烧，回空船户已成涣散之势，继续验兑已无可能。浙江则称，已经验过漕粮18起，共米165271石25升，因同样原因，兑米停顿。仓场只得决定，将天津剥运及验兑活动暂行停止③。尽管清廷依然责令赶紧起运，并且声称军食孔亟，毋稍延误，“致干重咎”④，但停验已不可避免。
直隶总督裕禄也同期上奏称，因日军将租界老龙头浮桥封钉，派兵驻守，致使剥船不能越渡。他请求将未经剥运之米存储招商局天津栈房。在上海的未运米粮暂存上海栈房，等下届附运。但江浙两粮道未经请示即离开天津，招商局也被洋人占领，栈房内所存之米情形如何，无从探询⑤。次日，裕禄再奏，天津米价日昂，拟将招商局津栈之米平粜，沪局存米30余万石，应设转运局，由水路运至清江，再陆运至德州，然后河运至津⑥，可见情况之紧张。
海运不通，清廷又重新规定，战局既开，宜筹粮食，命刘坤一在清江浦设转运局，委派前福建兴泉永道恽祖祁采买各处粮食，由内地水陆分运到京，所需脚费准作正开销。别的省份也应一并设局采运⑦。经各省讨论，决定由江苏筹银15万两，安徽10万，江西、浙江、湖北各12万两，湖南3万，广东30万，广西4万，共98万两，或采买或解银，分批运京⑧。不久，恽祖祁采买糙米10万石，而江苏解京饷银中，江宁藩司的13万两，江苏藩司的20万两，两淮运司的12万两，共计45万两，也准备由恽祖祁一并押解。
清廷本来是命各省设法多运粮食运京，以供军食，不料事情态势发展太快，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出逃山西。八月十四日，清廷要求将漕粮改解山西。刘坤一奏称，除江北漕粮已经抵达山东的可转运外，另在清江设立转运局，先行购米20万石，其中10万石为直隶赈济之用，10万石解交付行在，赶运山西，并特意将白粮400石交参将蒯德浦先行起解。至湖北附运10万石米粮，“一俟交齐，亦由恽祖祁妥速成起运”⑨。这些粮食均于九月十八日赶抵临清，十月二十九日由山西委员一律验过⑩。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称，山西大旱，粮价昂贵，“又值恭奉慈舆巡幸太原，扈从兵夫云集，需米尤多”，江北漕粮已运至山东德州，由德州起运至获鹿，设局转运入晋，运道较捷。但漕船进入山东后，大雨时行，兼以北路军兴，南来援兵及军火器械粮饷皆由运河，漕行更多稽滞，希望朝廷能拨款修河(11)。
山东在要钱修河的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漕运总督松椿也开始叫苦。他们开列出“五难”：此年江北河运漕粮共有漕粮145000余石，每石需布袋1条，制办不易，其难一。每10石需1车，约需大车14000余辆，无处招雇，其难二。即使能在德州雇车数百辆，辘轳转运入晋，每次往返约20余日，非数十次不能竣事，需时太久，其难三。车价即需银数十万两，其他尚不在内，无处筹拨，其难四。旧漕开办在即，粮道不能遽回，必致贻误，其难五。他们主张将江北漕粮在德州候直隶派员验收，搭放军米，粮道恽祖祁则率空回南，接办新漕。清江转运局除拨运直隶赈米，尚有10万石应行运赴行在备用，“惟圣驾是否幸陕，尚无确信，此项米石如用轮运鄂入陕，劳费较省”。当然，所有问题都须“候训示遵行”(12)。
几天后清廷给出答复，江北河运应拨山西、直隶赈灾之米，仍由恽祖祁运至德州交付，其余10万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20余万石，一并取道汉口，由襄河运赴行陕西(13)。但袁世凯表示，直隶需米待赈，河运本系借黄济运，现在临近霜降，黄河水枯，米船难以浮送。刘坤一则主张，在运费项下提银20万两，抵米10万石，由直隶就近采买，由汜水等处折回米石，令恽祖祁酌量情形，连同奉饬由襄运陕之10万石，一并运陕(14)。
山东本年交米291930石8611(15)。湖北本应照常折色，但朝廷要求仍运本色3万石，结果湖北回奏，上游岁仅中稔，各路商户咸赴下游购运，米价昂贵。以前湖北每次都按2两18核销脚价，此年要加至2两48(16)。湖南以前系将折价交顺天赈济，因情况变化，也询问是否需采买米石，解运进京(17)，但事后并未举行。至于安徽，在经过上一年的口头承诺后，本年依然声称，起运本色困难极多，只能折色。考虑到江北与安徽的关系，他们派署试用道张毅前往山东德州一带设局，派员协助江北转运，“辘轳转运”(18)，也算是一种姿态。
二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太原停留20余日后，又于闰八月初八日起程前往西安(19)，导致陕西的供应十分吃紧。陕西方面声称：慈禧等人源源而来，用项浩繁，尤难预计。各省财赋，“丰饶无逾江浙，南疆近北惟有荆湘”，若得这几省协助，必能速成巨款。惟“非奏派专员前往坐催不可”，为达此目的，他们特派刑部郎中于启元前往江浙、候补知府吴永本前往两湖(20)。江苏表示，愿意将存沪余漕转运，用轮船运至汉口，经襄河和樊城至老河口，由河南荆紫关、陕西龙驹寨以达西安。左宗棠出兵西征时，军需均由此运陕省，有辙可循。计水程2000里，陆程510里，大多平坦，仅龙驹寨至蓝田县420里，山岭崎岖，只能雇用驮骡，行迟而价亦甚费(21)。具体转运经费开销，双套骡车每辆每站给制钱1600文，回空给制钱100文，喂养每车每日制钱500文，三、四套大车则照此推算(22)。
上海招商局栈房尚存苏漕251049石，浙漕145562石(23)。清廷谕称：“著一并取道汉口，改由襄河运赴行在。现在驻跸长安，该省适值旱灾，需粮甚多亦甚急。”(24)但盛宣怀却对李鸿章表示，只打算将江苏的5万石运陕，外加白粮1万石（系提前赶办下一年冬漕）。因运陕舟车难雇，运费极巨，“数倍于津”。其余漕粮只能有待明年再运天津(25)。这批漕粮从九月初开始起运，其中头批1万石、白粮1千石，运至汉口时因襄河水浅，雇觅可装百石之船数十只，20余日方抵老河口，再换艇子小船前进，每船止装米二、三十包，极为艰难(26)。
尽管江苏费尽心思，已经升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仍然表示不满，认为陕西粮食歉收，“銮舆西幸长安，臣仆侍从人数已巨，加以诸军扈哔千乘万骑，皆须取给全秦”。加之办理秋赈，用粮尤多，若不设法速筹，“饥馑之内忧，更甚于军旅之外患”。江苏运漕取道汉口、襄阳等地，但襄河本非大河，秋季水浅，溯流而上，舟行迟速。自商州龙驹寨陆运，尤非容易。相反，运河必经河南卫辉府道口镇，由该处陆路陕西不过十余日，且系车马通衢。他打算从这里将漕粮转运陕西(27)。
鉴于西安缺米，山东也不能不有所表示。袁世凯命济东泰武道吉燦升负责转运事宜，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济南设立总局，配设车辆及兵勇。所雇车辆，皆以三套骡马大车为准，车行百里，支给正价银1两。逾百里者依次递增，不及者按里扣减。回空坐住之日，每辆各给喂养银8钱。该局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被裁撤(28)。清单显示的经费开支如下：雇用长车销库平银110200两495，而未设局之前及撤局之后仍有花销，雇用短车销库平银54928两722，共银165129两217，统由海防捐输项下支发(29)。河南也被要求提银10万两，购买米麦运陕。后来河南奏报，已购2000石米，于九月初八日起程，由水陆站道前赴陕西省城交纳(30)。另外，他们还至少向陕西运送了白粮7000石(31)。
为解决粮食问题，清廷还曾令江汉关道购米50万石北运。张之洞称，汉口之米多来自湖南，米价较贵。长江下游芜湖、镇江及江北宝应县汜水镇，皆粮食交易重镇，合计米价运费，每米1石较汉口约省银1两。湖北已在汉口买米2万石，委员分赴芜湖、镇江、汜水三处购买，随买随运。但如买米50万石，需银将及200万两，湖北无法支撑，须由江南、安徽等省合办(32)。在此议得到批准后，张之洞又于九月初九日奏称，已经派员在汉口、芜湖、镇江及宝应县之泛水镇等处，采买米10万石。原准备运交清江转运局，因行在移驻西安，清江所设转运总局移至汉口，故将此项米石从襄河运赴陕西。至于米款，则在藩库地丁银下划银10万两，粮道库漕米项下划拨银7万两，江汉关筹饷内划拨银13万两(33)。
陕西专门负责漕粮转运是署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当然，他的职衔系“会办陕西赈务”。十二月十六日，他与陕西巡抚岑春煊联衔奏称：陕西需粮原专恃龙驹寨一路，故曾在十月奏请饬南省分运，打算在樊城、亳州、周家口、龙驶寨四路水陆并运。但龙驹寨运到的漕粮及采买米石，至今不到1万石。荆紫关以上皆系山路，如果数十万石粮食专由此路挽运，非年余不能竣事。所以决定在潼关设局，招集车驮，“一俟分运之米石到潼，即行接运”(34)。
尽管多少不一、迟速未定，在各省的源源接济下，陕西的粮食危机还是得到极大缓解。英国统帅西摩随即对此提出抗议：各省运赴陕银米兵械甚多，“必是接济董军，朝廷不愿和”。张之洞答以“圣驾所在，义当接济”(35)，以示回复。刘坤一则相对缓和，他强调，运拨军火，外人正拟阻截，即目前解陕毛瑟枪、快炮等件，虽在设法密运，亦未必专走清江，无须转运局照料。他还主张暂缓在清江设局，免至徒糜局费(36)。
江苏漕粮的开支情况，自二十六年二月至五月中旬，实运津米373024石，在津已兑交苏粮道装剥起运米219683石。存储津栈、尚未运出之米153341石，“不图猝遭兵事，失去无存”，含各耗米155935石零，全部核销。又有从津折回及存沪之米，共251049石零，扣掉应给商船耗米29841石零，以及转运汉口的正米5万石，商耗4000石，陈漕应除商耗11271石，实应交仓正米140894石零，随运经剥食三款米15041石零。因存沪日久，被虫蚀霉，短少米16676石零，一体豁免(37)。
浙江则奏称，共有余漕117327石暂存上海招商局，于二十七年将所存之米分批运京。因陈漕存储过久，虫蛀鼠食，伤耗甚重。经逐一风筛，共得好米91193石，亏短米26134石零，照江苏之例豁免(38)。其经费开支如下：运米502250石零，除南折米2370石，商耗36777石外，实运463103石，先运345775石，后续运米117327石零，内存沪折耗米26134石零，续改用火车剥运。用库平银369093两，每石加水脚共69465两，外局等花费23155两，剥食银431942石折洪斛345553石，每石3两，银16241两。动支运费477954两，其中除招商局运米361220石，扣减钱1钱5分外，为54183两；宁船101882石，减修费钱1钱，为10188两零，统扣三分共13893两，为78260两零，实共支销运费399690两(39)。由上可知，八国联军侵华及转运山陕，导致江浙两省的漕粮奏销，都出现了费用增大、损耗过多的局面。
三
向陕西剥运漕粮的活动还未结束，就出现了清廷与西方列强议和的情形，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回京的可能性骤增。北京电示江苏：“须将存沪余漕，明春一并运津。”江苏回复，本打算运陕5万石，已经运出38000石，其余部分也由沪装轮赴鄂，未便再行改道。未运之粮，则会准时运赴天津。刘坤一还称，此次运往陕西漕粮5万石及白粮1万石，运费约需30余万两(40)。开销之巨，令人咋舌。
出于自身考虑，陕西仍然希望各省能继续向陕西运粮。他们声称，陕西所存之银有439万余两，各省运到及尚在途中之米仅20余万石，“如果回銮在即，尽此数银粮支发，固无不敷”，但毕竟回期未定，加之警报叠来，“彼族似犹不忘内犯，万一要挟以万不能从之事，迫我于不能不再议战之时，则粮饷两空，将何以为筹战筹防之具乎”？即使绝无议战议防之事，银粮充足也绝非坏事，“将来启銮不过多费一番转输而耳”(41)。这当然遭到各省的反对。
李鸿章曾指出，京通仓米经各国出粜，暂不缺食。但京畿一带秋成中稔，银价较昂，形势不容乐观(42)。在由其主笔、全权大臣奕劻等人联衔的奏折中，他表示，“京城自经燹之余，各处仓廒悉为洋兵占据，积储荡然一空”，运漕万不可缓。另外，剥船在变乱中遭受损失的多达70000余只，剩余部分又因洋兵未退，难以雇用。南粮能否转运毫无把握。加之历年排造油艌，工繁费巨，运米时船户水手偷盗搀水，百弊丛生，不如趁机改革，交由火车剥运赴京。当然，现在京津铁路尚未交还，若令承运漕粮，“权不我操，势多牵掣”。江浙海运、江北河运及上届存沪余米，约共米150万石，但京仓有90万石即够支放。本年汇丰、克萨洋款本息共需银100余万两，未有抵偿。他们欲改折部分漕米。结果江苏拟折漕30万石，每石2两，运费7钱5分，共银82万两零，实运新漕并沪存余米62万石。浙江拟折漕五成米228000石，每石1两6钱，运费8钱，共银52万两零，实运米33万石。两省共折银136万两零，起运95万石。对此，清廷没有提出异议(43)。
本年又出现了是否由洋商承运漕粮海运的辩论。张之洞激烈反对：“漕米向系招商局运，贴补华商，何以议定交赫德归洋商包运？”这样不惟瘠华肥洋，且从此仰乳哺于他人，“此非干预内政而何”(44)！盛宣怀则从李鸿章处得到解释：洋兵未撤津沽，铁路暂难交还。沪存漕米无法运京。若再迟运，年前恐无现米。通过赫德代觅洋商包运，由沪收径运到仓，每石合银不过6钱，所有费用均在其内，封河前运完，核与向年办运需费较省(45)。但盛宣怀仍不无疑虑：“将来权力必尽落他人之手，洋商觊觎本已久矣。”(46)果然，赫德很快使出花招。本来，商场惯例是以每140斤折换为1石。赫德将合同转包给怡和、仁记后，即向清廷提议，要以100斤作1石计。也就是说，他要将成本提高40%，这样自然是“大不合算”。无奈户部只好询问招商局：“如能承办，不尽之言。”(47)盛宣怀马上回复：赫德包漕皆须转手他人，价钱必高，招商局运漕则系自己之事，“驾轻就熟，力能为之”。但盛宣怀同时指出：“惟铁路非所属，势难一气呵成。”(48)他特派招商局委员沈能虎到京，商量与京津铁路合运漕粮事宜。
四月，沈能虎到天津，随即与铁路总办英国宝朗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塘沽起剥至北京事宜交由仁记承办(49)。合同还做了如下规定：漕粮须于六月初六日起运，赶在封河前运竣。自塘沽至京运脚保险，每石合银1钱4分。自火车搬卸进仓，以及搭盖棚座借资洋兵，一切费用每石合银1钱56。倘卸米时发现缺短，由仁记赔补，每100斤作价3元5角7分，从运脚内核扣。因为京城车站已修至天坛墙外，在先农坛墙外自南而北，接修岔道，以备日运3次，火车与骡车各卸各装。自塘沽装车、永定门内卸车、赴仓交收，均令连袋过磅。所用磅秤，由沈能虎与江浙两粮道及仓场派出委员共同检查，但无论漕白正耗粮米，统以140斤为1石，分别兑收。火车装运则按吨计数，每吨1680斤，合漕米12石。火车每次运米5000吨，多则日运15000吨，平均每日进仓米在12000石左右。又因出现火车剥运，原有漕运体制再次发生变化：以往每届漕粮抵大通桥时，向由抽查漕粮御史抽查，而现在改由火车运输，“均由洋官包运保险，既不虞其偷盗，未便再事抽查”，清廷将其撤回(50)。
光绪二十六年的江北漕粮正耗米136000余石，最初被直隶截留拨充军饷，后又被调入山西救赈，但德州毗连直境，通过和山西巡抚锡良商量，将漕粮先卸临清，随后转运，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验收全完。因河水冰冻，只得在临清守候。次年正月春融后起行，于二十七日驶抵陶城。正在出运时，黄水陡落，二月十日，重挑后引黄出运(51)。因江北河运挽运均艰，户部认为，为此十余万石米，“糜费不知凡几，而小民之苦累，尤有不忍听闻者”。若能改行海运，省数千里挽运之劳，革千百船无穷之累，沿途济漕等项工费，更可节省开支30万两。此年江北应征米129602石，不如“一律改归海”(52)。两江总督刘坤一仍然要河运，但清廷的态度也突然坚决起来：“江北新漕，经户部奏明改办海运，即著遵照妥筹办理。”(53)
江苏漕粮共米780890石，除上年提前征运白粮10297石零，先后两次改折漕米387750石，截拨苏省赈济41066石，起运341776石，全归招商局承运。最终费用系用库平银255981两，每石5分共17088两一半，实银338892两。另支新增剥价10450两，于道库漕项内动支(54)。浙江方面，原议折价5成，起运5成。因南方雨水过多，如责令照数起运，必多折耗，于是改为折7运3，多收折价运费银20余万两(55)。浙江征米510239石零，由南折等2382石，商耗37058石。运陕白粮正耗3300石，折价322647石零，实运解144850石零，全归招商局承运。共用库平银115446两零，每石合7钱9分7。商船每石加给1钱5分，运米144850石，应支21727两零。天津、大沽办公费每石加5分，应7242两。剥船百石加5两，共4956两零。因浙漕均归招商局承运，减修费1钱5分，节省21727两，商轮扣3分水脚计4345两，两共26073两(56)。奉天应征米2517石2331，每石折银1两8，为银4531两01958，实征豆4885石2，每石1两5，共银7327两8(57)，全部改归折色，与晚清漕粮改折的趋势一致。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本年江北、江苏及浙江漕粮海运全归招商局承办，而且从此以后，所有海运漕粮亦均改归招商局承运，此当为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另外，漕粮海运虽改由火车剥运，但这种转变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少。仓场侍郎在验米时过于苛刻，每石大约亏空1斗，导致江浙亏损过多，招商局委员沈能虎置身其中，受到双方指责。浙江巡抚迁怒商局赔米，江浙粮道也怀疑沈能虎专权，盛宣怀只得请求李鸿章，让江浙粮道自行到京料理，“沈道与商局，微我师莫能救矣！”(58)尽管如此，这些人在事后却都得到奖赏(59)，显示出清代政治运作的另一层色彩。
四
为迎接慈禧太后回京，北京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是安定地方局势。当时也系全权大臣之一的直隶布政使周馥给联军统帅瓦德西发电函，要求联军给予多配合。其中第二条即称：京津粮价渐贵，应招商往上海等处贩米。各商惟恐进大沽口时，洋人有所需索，畏阻不前。请通知天津联军各官，遇华商贩粮之船进口，勿收厘税，由津贩至京者亦同，“庶中外军民咸沾利益”(60)。瓦德西表示同意，会通知联军各统带，“尽力施行”(61)。
与晚清漕运最为相关的举动，当属漕粮改折诏的出现。为了早日签订《辛丑条约》，清廷确属绞尽脑汁。在此之前，英法两国甚至有将新疆和西藏作为抵押的意图，清廷只是担心俄国等国家不会答应才作罢，“尚不若以盐课丁漕作抵”，则事情无法收场(62)。根据赫德的设想，当时清廷赔款之途有以下几端：各省盐课盐厘约1500万，海关常税可500万，漕米全部改折可得余利300。每年合计约2300万，50年可以偿清赔款。赫德还欲通过土药税、印花税、户捐等方式，满足清廷的日常支出(63)。张之洞指出，赔款关乎国计民生，也与各国商务相关，希望各国勿索现银，而是分年摊还，即使略给利息，也可通融办法。至筹款之策，不如将关税、盐课、厘金等项，不分华洋，一律加倍征收，“最为简捷公平，明白易行”。如此可添银四、五千万，即使还款4亿两，10年归还，利息2厘，也不过每年还银4800万两。但如果将原有国库收入全部抵款，再用加赋筹集开支，则内外束手，“国事不可为矣”(64)。张之洞还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指出，如以盐漕常税备抵赔款，此举但促目前撤兵，不顾以后，“大乱四起，中国亡矣！”(65)
刘坤一则表示，国家收入只有丁漕、货厘，洋关货药税、厘价、课厘为大宗。但药厘本由关征，漕米改折仅止两省，不致牵连全局。京仓需米，不妨以原有漕折之款招商购办，实较漕运尤为省费。核计漕米改折与药厘并计，约有六、七百万之款可抵(66)。盛宣怀也进行附和：“盐、漕常税全抵赔款，最为妥当。”认为常税可归并洋关，折漕采办也易办理(67)。户部表示接受，将盐课、盐厘、漕折漕项及各关常税全数备抵，可得银2000万两(68)。虽然赫德明确表示，“偿款出之加税，断非所愿”(69)，反对提高关税，以免西洋商人受损。但户部指出，中国受此大亏，“舍加税别无法，想当亦各国所共谅”(70)。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等人向朝廷奏称，在答应赔款4亿5千万两，年息4厘的基础上，联军同意撤军。至于还债之法仍可商量，抵款年限也需再议(71)。议和的成功，为慈禧太后等人返京做好了准许。
二十七年六月，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建议将有漕各省漕粮全行改折。他们宣称：江浙漕粮皆系临时起运购买，海运于上海购米，交招商局承办；河运在沿运河各镇购米，交船户运通，“在民久已折征，在官并不折解”。加之剥船搀水霉变，花户盗卖回漕，暗亏尤多。旗兵得米，尽以易钱。京官仓米，皆买北稻。种种有名无实，亟应设法变通(72)。接着，尚在西安的清廷，于七月初二日，发布了著名的漕粮改折诏，全文如下：
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削，上耗国帑，下股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核实整顿，著自本年为始，各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该督抚等认真清厘，将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提存，听候户部指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费，责令和盘托出，全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仍由该督抚将提存归公各数目，先行具奏。至仓储关系紧要，全漕既经改折，自应按年筹备，详定办法，所有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各章程，及到仓后应如何严责成防、防弊窦之处，著漕运总督、仓场侍郎分别妥议，统限于两个月内核奏，毋稍迟误(73)。
随后，漕运总督张人骏上奏了善后事宜：
一、折征折解各定数目。各督抚核定每石应解折色银若干，每岁漕前具奏。一、俸甲等米折放现银。虽所领之银未必能购实米，然较花户私折米铺兑换所得必多。一、招商贩运以裕来源。由江浙两省劝谕殷实商贩，运米北上。一、采买搭运以实仓储。一、京津接运妥筹办法。一、京仓存米出陈易新。每年买米50万石，至第四年动支第一年仓存之米。一、仓场收放须筹经费。一、直隶酌开稻田。一、南北运河仍宜修治。(74)
从以上叙述可知，尽管漕粮改折诏的出现完全是为了应付《辛丑条约》，但清廷却上下一致，将改折的原因指向漕运弊端。这表明，他们对待折漕一事上，显得极为心虚。
在停办漕运诏中，清廷已规定要将漕粮全部改折。漕运总督张人骏也表示，京仓每年有50万石粮食，足够支放。但九月初六日，庆亲王奕劻等人却称“京仓未可久虚”，要求每年仍固定征收漕粮100万石，由江浙分成摊征(75)。对于这次变化，江苏有比较清楚的记载：朝廷本来要将全部漕粮折色，“嗣准户部电，京师米价陡涨，采办恐转多费，前据浙抚奏杭嘉湖等府仍本折兼收，苏省亦可收本色，总之苏浙两省凑足百万石，由海运京”(76)。
漕粮改折诏的颁布，与《辛丑条约》后清廷财政局势密切相关，是清廷面对巨大危机时的无奈选择。与此相配套，还出现了火车剥运一事。虽然漕粮改折也因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野而大受牵制，无法得到通畅的实施，但不可否认，漕粮改折诏毕竟取得了一些实效，并在事实上成为晚清漕运制度、乃至中国漕运制度的一次总结。火车剥运也完成了清代漕粮海运史上运输工具的又一次飞跃。
简言之，义和团运动对清代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晚清漕运事实上的转折点。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义和团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注释：
①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鹿传霖等折，该委员会1973年版。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朱批时间），浙江巡抚刘树堂折（以下同类档案省略收藏单位）。
③《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仓场侍郎长萃等折。
④《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⑤《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⑥《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⑦《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
⑧刘坤一：《遵设清江转运局筹解军米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朱批时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⑩刘坤一：《江北河运出力各员请奖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七。
(11)（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12)《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13)刘坤一：《寄恽观察》，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刘坤一遗集·电信》卷一。
(14)刘坤一：《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闰八月二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二。
(1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署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袁世凯折。
(16)《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
(17)《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折。
(18)《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抚王之春折。
(19)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版，第1544页。
(2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督办前路粮台、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折。
(2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22)刘坤一：《清江转运雇养长车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四。
(23)盛宣怀：《寄西安王中堂江宁刘岘帅苏州聂仲遇杭州恽菘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民国十九年思补楼刻本。
(24)《德州转晋抚锡来电并致刘张松廷端》，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七，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25)盛宣怀：《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
(2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2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陕西巡抚岑春煊折。
(28)〔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29)〔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署直隶总督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30)《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调补湖北巡抚河南巡抚裕长折。
(31)《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十六日等，河南巡抚于荫霖折。
(32)张之洞：《会衔电奏（由济南缮发）》，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电奏》卷九，民国十七年刊本。
(33)张之洞：《购米运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五一。
(34)《朱批奏折·交通运输·陆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署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等折。
(35)《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
(36)刘坤一：《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二。
(37)〔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38)《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3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4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4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岑春煊折。
(42)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八。
(43)《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
(44)《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45)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七。
(46)《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47)《北京全权大臣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48)《寄北京全权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49)盛宣怀：《寄苏州聂中丞陆方伯罗粮道杭州余中丞方伯陆粮道》，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50)《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
(51)〔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52)《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奏折人不详（应为户部）。
(53)《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54)〔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等折。
(55)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九。
(56)《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57)《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溥颋折。
(58)《寄李中堂》，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四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六《电稿》。
(5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仓场侍郎荣庆等折。
(60)《外务部档》，周馥为抄送与瓦德西商议运米通电之函件事呈李鸿章文，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1)《外务部档》，周馥为抄送与瓦德西商议运米通电之函件事呈李鸿章文（照瓦帅复函），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62)《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八《电稿》。
(63)《北京周玉山方伯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一《电稿》。
(64)《盛宗丞转鄂督张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65)《另筹新款以作抵押还债之需》，《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五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申刻发。
(66)刘坤一：《复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二。
(67)《寄北京周玉山方伯》，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四《电稿》。
(68)《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69)《寄行在荣中堂王中堂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四《电稿》。
(70)《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71)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七。
(72)《光绪政要》卷二七，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第二次会奏变法事宜。
(73)《上谕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五《国用十三·漕运》中关于此条记录笔误为光绪二十六年，殷崇浩据此而认定《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中关于此条诏令为光绪二十七年的记录为错，并特意加以强调，实为不察。见《〈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武汉〕《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74)《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漕运总督张人骏折。
(7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76)〔台北〕《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作者介绍：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