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讲述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不重视历史，也就等于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而失去了记忆的民族，决然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于近代百年中国所承受的民族创痛和产生的历史悲情，我们不但没有忘却，而且常常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世界文化大汇流的今天，若以文化交流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人们便会发现：异质文化碰撞交流所激发出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学习和融合外来先进文化，为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代百年中外文化交流，是近代中国文化重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 晚清 传教士 近代中国社会 两面影响
不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着不可低估的局限性。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和交流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就决定了传教士在学术传播方面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出于神学的偏见,他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是有选择的。只有与天主教教义不相违背的,才予以传播,反之,就不涉及。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也由于传教士的隐瞒,而迟迟未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准确的介绍。直到18 世纪中叶,传教士还在继续宣传已过时的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地心”体系。这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十分不利的。其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社会影响不大。在明清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受到重重阻碍。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 ,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这使得中西交流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不大,难于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加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专制的摧残,发展十分缓慢,也使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缺乏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难于有大的进展。同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也由于得不到明清封建政府的扶植,故无法进行推广和普及,造成社会影响和效益十分有限的局面。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书籍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医院惠及民生等行为固然出于其减少传教阻力的主观目的，但客观上确实起到引进西方先进知识技术，推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部分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总之，必须坚持辩证全面的态度，客观评价晚来华清传教士，避免一味唱赞歌或全盘否定的倾向.
正面影响：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
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 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 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论及传教士翻译书籍、传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活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刺激更多中国有识之士主动全面的向西方探索学习之前，传教士对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引入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发民智、促进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的作用.传
教士除了介绍西方思想，本身他们也支持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运动。范文澜先生认为，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他们利用报刊传播变法思想，并为维新人士提供一定的庇护与帮助。这些都对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负面影响：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是侵华的先锋和向导。当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会被派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在缔订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也会时常充任翻译。这些政治性的活动无疑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另外，部分传教士参与贩卖鸦片、在中国仗势欺压百姓，劣行种种。甚至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一些品行低劣的传教士不仅给烧杀抢掠的联军引路，而且自己也撕下伪善的面具，背上枪动手抢劫。就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论到传教士时也说，“„„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
比起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清末传教士不仅注意到了中国的古典文化，而且也留心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他们不仅看到了帝王将相，而且把目光投向了平民生活。他们人数众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英美传教士较多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德国传教士则明显对中国哲学和古典文化有兴趣。与采用上层路线传教的利玛窦等人不同，他们散处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直接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虽然他们的著述也是精芜俱存，有些还包含着种族主义的谬误，但他们探讨中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过了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他们把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用近代的手段迅速传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一步，成为后来的汉学家们认识中国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