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答问目击台儿庄战役
问：从1937年上兖州乡师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到1938年离开家乡，这期间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直接烧到身边的战火硝烟，是民族危亡激发的爱国情绪。在兖州学校没有听几堂课，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们疏散出来躲避到学校农场附近，炸弹就在头顶落下，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虽然没有被炸伤，但惊恐和仇恨给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接着，平津前线下来的大学生宣传队给我们讲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几天，从农场回校经过火车站却看见大批南撤的军队，使我感到疑惑，为什么在黄河边挡不住日本人就这么撤了？与此同时，二年级的贺绅谟（我叫他大叔，他比我大五、六岁）突然晚上来找我，他说，南方来的一个炮兵学校招生，他已经报名被录用了，马上就要出发。他要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决心，使我震撼……
问：您刚才说过，兖州乡师要南迁，因为您年纪小，让您回家乡去，这个时间距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不久吧？
答：我大约1937年的初冬回到家里，这个时间距台儿庄战役也就3、4个月吧。我们村在运河南边，台儿庄镇在运河北岸，在我们村的东北方向。我回家不到一个月，村里就涌来从运河北峄县城一带逃来的难民，他们带着伤痕、血泪和仇恨向我们村的人诉说日本鬼子的暴行，更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和父亲、母亲同他们一起流泪、切齿、咒骂鬼子兵。又抱怨中国军队为什么打不过他们，一直向后撤。不久，就听说鬼子从东北边和北边逼近到了台儿庄。
问：不过，这一次中国军队的确坚决抵抗了，打了一个大胜仗。
答：是的。我有幸是这次著名战役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击者。这次战役是国民党中的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等指挥的。在台儿庄镇和外围消灭和击溃日军两个师团，虽然这是我以后知道的，但仗是打胜了，战斗到最后，日军始终没能越过运河一步，因此也就没有打到距台儿庄镇只有16华里的我们村来，这是我和村里人都能见证的。从听见枪炮声第一天起，我不仅每天每夜地注意听着，还爬到村东的山头上向台儿庄方向看着，看见一股股冲天的黑烟和火光，还看见日军的坦克像小猪一样爬着爬着就不动了……。与此同时，我还看着每隔一两天，就有中国军队从我们村边开向台儿庄方向或者在村里驻一两天待命。不时听到从台儿庄方向来的人诉说我们打仗勇敢，还听说运河北边有老百姓参战，不怕牺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我和家乡父老一起感到振奋，使我知道在抗日的问题上国民党军队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在这次战役中，他们的确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表现出了英雄气概。
问：请允许我插一句话：多年前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放映前后听说有些人还表示怀疑？
答：这是不了解历史。也是在“四人帮”时期留下的心有余悸的结果。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审查这部影片时，我表明肯定的理由，就说到我所目睹的事实，同时提到中央历来肯定的态度，举出《毛选》中的文章和注释。还提到当时李宗仁征求并采纳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对此战役作战方针的建议，这些都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大鲁艺”和“小鲁艺”
问：能谈谈您在鲁艺学习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答：大概是1942年5月30日，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我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了，我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这么想着，转身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争着拥出窑洞，正好看见毛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接着，钟声响起，全院师生集合到篮球场。毛主席站在临时摆放的小桌旁，面对我们大家开始讲话。这个讲话是不久前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可惜这次讲话内容，没有收入《毛选》，但在许多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和同战士一样的布鞋，手臂一抬，衣袖上的补丁就显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学校的名字叫“鲁艺”。走出这里，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才是进了“大鲁艺”。只有“小鲁艺”没有“大鲁艺”不行。如果离开了社会生活和群众斗争这个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那英雄便无用武之地……
毛主席那次讲话还讲了知识分子不要自高自大，不要摆架子，老百姓、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老师，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讲这个道理时，他还举了柳宗元《黔之驴》这篇文章做例子，一边背诵一边给我们讲解，绘声绘色，还打着手势，非常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毛主席讲，“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贵州本来是没有毛驴子，后来好事的人用船拉了进去，这个毛驴子是个外来干部，是“洋包子”，这个“洋包子”到了贵州，就看不起土包子了，因为老虎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开始也很迷信洋包子，“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开始很害怕它，驴子一叫，就躲得远远的，以为驴子要来吃它。但是，日子一长，老虎发现，驴子并没有多大本事，一个是嗓门大，会叫，即使到了“不胜怒”的时候，也只会“踢之”，老虎明白“技止此而！”你也不过这个样子，就这点本事，于是，“跳踉大喊，断其喉，尽其肉，乃去。”老虎把驴子吃掉了。毛主席讲黔之驴的故事，意思是告诫知识分子，不要高高在上，看不起当地干部，看不起老百姓。那个时候在延安，经常用“洋包子”、“土包子”来比喻知识分子和当地干部。毛主席形象生动的讲话，描绘老虎和毛驴遭遇的活灵活现的动作，引发了师生们阵阵会意的笑声。（胡月平整理）
叶君健自述
1929―1930年，上海有个“左联”，蒋介石压得很厉害。日本人也来了，人们要求抗战的情绪很高，我们都受些影响。本来想学点儿新东西，有用的，搞建设。但蒋介石不抵抗，哪年能搞建设？还是先搞思想运动，动员全民抗战，反蒋抗日。我读了些东西，后来才知道，鲁迅本来也是学科学的，夏衍原先是学化学的，他们都改行了。我开始读他们的文艺作品，很受鼓舞，就这么搞起文学来了。我读的苏联文艺作品，也是他们译过来的。书读得多了，视野扩大了，还涉及到世界革命的事情，了解了一些别国、别的民族的事情，懂得了各国要相互支援，慢慢地思想开化多了。本来在中学，我想学的是几何、化学。抗战来了，条件不适合了，才下决心搞文学，也搞翻译。
当时我二哥在武汉当店员，参加了工会，革命活动搞得挺厉害。蒋介石叛变后，要抓他，他逃到上海租界。我去找他时，正好“左联”也在上海。
我当时还觉得国家落后，应搞现代化。到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打到内地，还搞什么科学？就下决心搞文学了。那时我十六七岁，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武汉在上海招生，我想，读书花不了什么钱，就到武汉考取一个普通学校（华中师院）。
上大学时，我开始写东西了，也没写太多，谈不上参加“左联”。我考到武汉大学，读外国文学。文学系用外语教学，为我打下了不错的外文基础。那时写些杂文。当时大公报副刊紫光的编辑是孔永胜。他是从哈尔滨流亡到武汉的，对抗战很积极。那个报没什么稿酬，但我们还是给它写，主要是杂文。当时国民党蓝衣社在学校活动很猖獗。我的笔名不知用了多少个。可惜写的那些杂文现在都遗失了。
我开始研究外国，介绍些外国情况，主要是反映弱小民族受压迫的情况。鲁迅、沈雁冰在早期文学研究会出了个刊物，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也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写些短篇小说。笔名很多，用得较多的是“马耳”，现在还有人叫我这个名字。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红军用国民党的番号，叫八路军。皖南事变前，蒋介石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残暴。文学上也要搞统战，譬如，发表个宣言，主张统战。发表文章总得有个名字，我用的就是“马耳”。1947年，成立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张光年等在武汉发起的，我也用“马耳”这个名字。
后来，我接触外文，搞外国文学，慢慢地转向研究国际文学方面去了。世界弱小民族的作品，与我们很相似，特别是东欧、苏联的一些弱小民族，夹在帝国主义之间，受压迫情况跟非洲一样。他们的作品很古老，有的作品很感人。我就翻译他们的作品。但他们的语言，我看不懂，不像英文、法文那么通用。然而，有一种文字在东欧很流行，就是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他们也希望把民族的感情，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到世界去。他们就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我还是1932年在上海与日本人打仗时，跟中国搞世界语的人学的。我想中国被压迫，世界上不知道，我也想使用世界语，就埋头搞世界语创作，想与世界弱小民族进行文化交流。
从1935年开始，我搞了大量创作，主要是写小说，当成严肃的工作来做。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1935―1936），在国内外发行。第一篇叫做《岁暮》，写的是学校的历史。早期都是用外文写的，也有翻译的，译文都发表在《收获》等杂志上。那个短篇小说集，先在国内出版，后在日本出版。当时中国人用世界语原创向世界发表文学作品，我是第一人。所以，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提一笔，我算是世界作家了。这是第一部。20世纪80年代，剑桥请我去讲学，路过武汉，那里的世界语学者还找到这篇小说的原始版本送给我。
在写小说、写杂文、做翻译的同时，我很注重与世界弱小民族进行文学交流，互相理解，相互支持。我把中国名著译出去，现在来看，算是最早的对外文学宣传了。当时的目的是服务于抗战，让外国、特别是弱小民族了解中国。
我把中国抗战期间姚雪垠、刘白羽等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总题目是《新任务》，对外发行，大概是1939年。后来，随着抗战的发展，规模大了，我就用英文译，又用英文写。国民党不向外宣传革命。我觉得中国人的声音，应该向外宣传。早期我不愿用别的国家的语言写作，就用世界语写作、宣传。1939年我去了香港，因为在内地，我的外文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我到香港编刊物，可直接送到欧洲、苏联，影响更大啊！1939年，我出版了一本中国抗战的集子，名叫《战时中国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的，是英文的。
后来，大概是1941年，日本人快侵占香港时，我到了重庆，没事可作，就到外事局做外文工作，还翻译了几篇作品，在莫斯科《国际文学》上发表了。
再后来，皖南事变爆发了，政治环境更加恶劣。我就找个地方去教书，教外文。在复旦大学、重庆大学都教过，一直到1944年。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英国战时总动员处要搞抗战宣传。中国抗战多年，他们要找个中国的年轻人去讲中国国内的抗战形势，所以选中了我。丘吉尔还算是个政治家，他虽然反共，但大敌当前，还是跟中、苏联合。他在国内也搞联合，联合国内共产党、工党。所以，那时英国共产党还是起作用的。当时搞宣传的恰恰是个英国共产党员。他到过延安，在世界学联工作过。他们请我去英国各地演讲，也知道我的思想，知道我与国民党不是一派的。但他们与国民党有外交关系，不便直接请共产党员。
在英国各处演讲，人民是进步的，他们也宣传中国共产党，不过不点名罢了。蒋介石节节败退，人们是知道的。直到欧洲解放，日本投降，我的宣传工作才算结束。于是，我就到剑桥大学去搞研究工作，还继续搞创作。当时，国内正在打内战。我的写作对象是欧洲读者，我就用英文写，写了不少，有短篇，也有长篇。安徒生童话也是那时开始研究的。我对安徒生作品很感兴趣。我喜欢小孩，后来，我回到国内开始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这在当时中国还是新品种。过去，中国小孩读四书五经，是中国的小大人。我发表了一些翻译的安徒生的作品，小孩很感兴趣。他的作品有趣味，有哲理，成年人读起来兴趣也很大。这对我们搞儿童文学的，很有启发，影响也很大。（郭锦华整理）
凌子风自述
提倡田庄剧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开始，对电影产生了兴趣。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只要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他找到我，说“你来吧。”应云卫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参加抗战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在敌后我提倡了田庄剧，写了一篇文章叫《田庄剧》。农村要搭台演戏得动员人，得竖旗子、杆子，很麻烦。田庄剧就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当时田庄剧很出名，我们演了几个田庄剧。第一个田庄剧是方冰写的剧本叫《石头》，故事简单极了。石头出去打柴，老婆在院子里洗衣服，日本人乘机从筒楼下来到他家去调戏他的老婆。这个女的一看太君来了无礼，就往屋子里跑，日本人追到屋子里，她又从屋子里跑出来，想跑掉，日本人堵着门不让她走。靠墙边有一个梯子，这个女的上梯子爬到墙外面去了，日本人追上去，这个女的就从墙上房，从房子的这边上去从那边下来，绕了一个圈，又跑回屋子里去了，日本人追进屋子里抓着她了。这时演员在屋里，只看见枕头、被子、瓢、碗、罐从窗户扔出来，打在观众席上，一会儿没有声息了，她被日本人杀了。正在这时，石头背着柴回来了，一进门见情形不对，就拿着斧子在门外面等，日本人一出来，他就拿斧子把他砍死了。砍死后可惹了大祸了，日本人在村子里有据点啊。村长来了，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我们的人，说：“你赶快走，你惹上事了，别呆了。”给他一个通行证，让他赶快到山里去参加八路军。石头跟村长两个人把他妻子扛起来，用席子一卷，拿着铁锨出去埋了，随后村长送石头走了。
这个戏是我导演的。演戏就在院子里，院子有一个小门，院子里有两间房，有一个梯子靠在墙上。观众是伪村长和岗楼里的伪军，放一枪下来看八路军演戏。他们坐在院子的一头看演出，演日本人的是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很多日本人被我们俘虏以后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演日本人，说日本话，穿着他们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衣服，跟真的一样。一看把村长吓坏了，结果才知道是我们的演员。这个田庄剧演得效果很好。
还有一个田庄剧叫《慰劳》，剧本是王黎写的，也是我导演的。写这个剧本是因为当时我们武工队在敌占区的边缘区活动，遇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老百姓，她丈夫参加了伪军，而且是皇协军的小队长。日本人在保定集结要扫荡晋察冀边区。没来之前，她丈夫给她老婆发来一封信，问能不能请她去保定见见面？这个伪军想他老婆了。他老婆在我们解放区，我们武工队正在村子里，经过村支部讨论可以让她去，而且劝他回来看看老母亲。妇女会长也认识他，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她说：“我给你保险，保险你回家没事。”她走了以后，我们就布置了，编了这个戏叫《慰劳》。
他来的那天，村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街道都命名了，什么解放路、光明路啊，杀了一头猪，准备迎接他。没有两天，这个皇协军的小队长回来了，穿着便装，还化了妆。村长、村委会委员都是他的叔叔大爷，首先请他到村公所坐坐，然后让他回家看看。他到家一看，家里很好。又请他在村里看看，村政权请他吃了一顿饭，吃完饭请他看戏。我们选了一个大院子，有三间北房，摆了一排桌子，还有茶壶、茶碗，他的母亲、老婆都陪他坐着看。
这个戏也很简单。日本人扫荡抓了两个花姑娘，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人把花姑娘糟蹋完了以后再慰劳伪军。伪军配合皇军作战有功。伪军的队长有点不高兴，说：“岂有此理，他们玩剩了的给咱们，咱们不要，我们也去找。”没想到两个女的送来一看，老的是他的妈妈，年轻的是他的老婆。他妈妈骂他：“你还是人啊？是畜生！你跟日本人一样。”她老婆打了他。他就给他母亲跪下来。这时，我们就在底下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戏的小队长激动了，也伸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了，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他意识到不对了，他是皇协军。大家看到他把手慢慢放下来。
看完戏以后，他一定要和我们见一面。他很难过，也很感动。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人，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不该欺负中国人。”他甚至提出要求，“你们给我点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们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好好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国人就行了。”结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也吃不下饭。他老婆来了，我们劝他，没办法，给了他好多我们印的反日传单，送走了。第二天，保定就乱了，日本人发现火车上、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党的传单。说明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
我们演这些田庄剧都是用实景演戏，有的在街头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厂演，不用搭台子，晚上演戏没有汽灯就拿一个吃饭的碗，放点油，搁点棉花，一烧呼呼冒着黑烟。我们有时在敌占区演戏，演到半截敌人来了就跑。我那时也画画，在农村画壁画，写标语。应该说，在敌后这几年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为抗战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第一枚毛主席像章
在剧专我学习也很杂，我在美术学校学了两年西画，一年工艺美术，最后毕业是在雕塑系。所以我油画也可以画，水彩画也可以画，画图案，设计图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像章就是我做的，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作为延安鲁艺向主席团献礼，“七大”主席团每人一个，用锡铸的。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是总理，他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也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他说：“你给我刻几个字吧。”我说：“算了，不用刻，你知道我雕的就行了，不要留名。”这个原底在哪儿现在没找到。总理经常跑鲁艺，看看，聊聊，谈谈，他有这个传统。进城以后，他也跟艺术界来来往往比较亲近，有时到人艺、青艺去。
在抗战中
我们的成长跟革命历史都分不开。抗战八年，八年都在农村，生长在农民当中。整天为人民演出，为农民、为八路军、为我们的部队演出。现在我画画还写七十八童子，我们活得很年轻，这不是轻易得来的。抗战八年中，我们参加艺术工作，而且是在农村，作为艺术家，我们是在生活当中、群众当中成长起来的，跟学院派不一样！在延安、在解放区，就是在延安窑洞这么一个环境里搞艺术的同志，跟我们在前方的也都不一样。我们在前方一天到晚不停地行军。天天打仗，天天演出。跟人民、跟农民生活在一块儿，我们没有自己的床，住的是农民的家，甚至就住在大庙里。生活很艰苦，但是情绪是很好的。不仅搞艺术工作，我们什么都做。我有时也做战争动员工作，征粮食呀、征税呀，而且我们搞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去演出，对我们是很大的锻炼。这堂课是任何人得不到的，但我们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我们在战斗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