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主要战果与失利原因

武汉会战的主要战果与失利原因

武汉会战的背景

南京失陷之后，重庆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陪都，但实际的抗战首都却一度在武汉。一些政府的关键机构都是直接迁往武汉办公。因此，会战爆发之前的武汉事实上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抗战的中枢。而且武汉是当时势力范围在西北各省的共产党军和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日本急于迅速攻下武汉，将蒋介石赶入西南，成为一个地方政权，从而迫使他屈服，或是能够培植傀儡政权。因而一场大仗已是箭在弦上。

武汉会战大事记

以下事件是根据本篇论文所涉及的一些战役综合而成，并不完全，有遗漏之处还请不吝指教。为了便于读者理清事件发生的脉络和顺序，我将武汉会战中的战役按日军进攻的方向分成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另分成右路和中路）三个部分，这样使得看起来更有连续性。这样读者不致因为同时关注南北两战线而混乱。另附上武汉会战地图以供参考。

长江南部战线（日军左路）：

1938年

6月11日 日军在安庆下游登陆

6月15日 安庆沦陷

6月24日 日军偷袭香山香口阵地，并进攻马垱要塞。

6月26日 马垱长山要塞失守

6月29日 日军攻陷彭泽

7月2日 日军进犯湖口

7月5日 湖口陷落

7月25日 九江陷落

7月26日 日军在庐山一带遭到我第19师的顽强抵抗，41天未能突破阵地，直至9月4日换防撤离。

10月23日至10月29日德安城保卫战激烈进行，王启明团顽强阻敌，29日奉命撤退。

长江北线 一、日军中路（第6师团）

6月15日 潜山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撤离

7月底 黄（梅）广（济）会战打响

9月6日 广济失守

9月29日 田家镇失守

二、日军右路（第3、10、13、16师团）

8月30日 敌占六安，在叶家集附近与我军接触。

9月2日 日军向富金山进攻，被我宋希濂71军之36师阻于富金山，始终不得突破，至11日36师才撤退。

9月9日 日军进攻商城 既而进攻沙窝，在沙窝受到第30军和71军的顽强抵抗转而由另一路（更靠北侧的一路）沿固始（9月7日失守）、潢川，进攻罗山、信阳。

9月10日日军进犯罗山

9月21日罗山失守

10月12日信阳失守，胡宗南部西撤

会战成果（一）全局战略指挥的成功。

很多人常常总是喜欢把国民党军的作战失利归结于指挥不当，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国民党的将领大多是军校出身，有着优良的指挥作战经验。而且在这次会战中，小到营团一级的指战员，大到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甚至最高统帅部，在指挥上都有日渐成熟的趋势。 最高统帅部方面：

在武汉会战的前期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案。而且成功使日军放弃了最有威胁的攻击手段，武汉会战是中国在该阶段诸次防御战役中组织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会战。由于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 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 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而日军方面, 在中国的制约下, 一再更改作战方案, 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 其表现可概括为: 变化多, 失误多, 协调差, 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 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 而日军则是失败的。

1、 日军作战计划的三次改变

（1）计划一 1935 年（战前）日军制订了新的全面对华战争计划, 其中规定: 在进攻武汉时, 将以华北方面军沿京汉铁路南下, 与之相策应, 以另一军溯长江西进。

计划的要点在于: 其一, 以京汉线和长江两个进攻方向, 对武汉形

成战略夹击的基本态势, 迫使中国必须同时应付两个跨距较大的

方面, 同时有利于日军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其二, 利用京汉铁

路和长江水路两条交通大动脉, 使其两大进攻集团均拥有各自的

补给干线, 这是大兵团作战能否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 其三, 作战

重点和主攻方向放在北方, 这主要出于地形上的考虑。武汉周边,

尤其是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地区, 山脉众多, 湖沼密布, 而北方的

京汉线方面地势平缓, 更利于大军的进攻。（《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于国红）

改变原因： 中国力避与日军在华北平原决战, 主动

将主力投入淞沪战场, 迫使日军将其主力和战争重心南移, 从而在

战略上干扰了日军依托华北, 以主力南下武汉的预定计划。此外,

着眼于持久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 特别是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迅

猛发展, 到1938 年初已明显发挥出战略牵制作用。1938 年4 月,

日军大本营将武汉作战提上日程时发现,“由于该方向敌情严重,

沿京汉线南下作战需要很大兵力, 可是, 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

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

（2）计划二 华中派遣军以主力沿淮河地区推进, 另以一

军沿长江地区西进, 会攻武汉。

要点：与原方案相比, 其战略效果已然打了折扣。原方案的两路基本为90 度夹角, 一路由北而南, 一路由西向东, 具有浓厚的夹击意味。而新的两条进攻路线夹角缩

小, 进攻轴线基本为由东向西, 战略夹击效果明显逊色。此外, 新方

案中连接两大进攻集团的进攻正面也大大缩小, 这就意味着防御

一方的防御密度和厚度相应增加。（《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于国红）

改变原因：

中国方面采取了重大对应措施。1938 年6 月上旬, 中国军队在郑州东北

方决开黄河堤防, 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 造成了经中牟、蔚氏、周

口、阜阳, 直抵淮河的大地障。淮河亦因此而泛滥, 。这一以水代兵的行动彻底粉碎了日军“利用流经蚌埠、正阳关、信阳等地的淮河水运为后方补给线, 以主力从北方席

卷汉口的作战方案。

（3）计划三

经过激烈争论, 日军上下相互妥协, 就新的武汉作战方案达成

一致, 其中的重要变化为: 其一, 为坚持两路进攻, 除溯江西进路线

之外, 将淮河河谷的进攻路线向南推移, 改为在淮河以南、沿大别

山北麓西进的路线; 其二, 由于黄、淮泛滥, 津浦沿线的铁路、公路

及淮河水运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将主要依靠长江水路为补给干线;

其三, 受补给干线的制约, 将主攻路线改在长江方面, 大别山北麓

的作战变为辅攻; 其四, 华北方面军主要致力于占领区内的“治安”

作战, 同时以部分兵力准备牵制作战, 以策应华中派遣军。尽管新

方案仍未明确取消郑州作战, 但已变为要华北方面军“研究准备”,

其后又于8 月正式取消了攻占郑州的任务, 代之以在黄河北岸的

“佯动”。

要点：主攻路线的变化, 意味着日军主力已无法利用

北方的地利, 只能在长江两岸的山脉和湖沼间艰难前进。运输干线

由两条变为一条也将给日军的机动和补给造成严重影响。（以上作战计划的史料参考自（《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于国红）

2、 关于日军作战变化对我军的影响的分析

在我看来，

直接影响：1方案一中由于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两方面的互成90度角，这样我方的防御很难做好。生动一点来说，就是两个方向的防守一旦有一方先被突破（而事先也无法得知哪一方向会先被突破），比如说北方的敌人打退了我方的第一道防线，则这个时候向东防守的我军前部则将受到来自北方和西方两个方向的打击，甚至有被从东部包抄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仅我方的军队处于很大的危险中，而且我方的防御工事的指向也会存在问题，比如明明是朝东的防御工事，然而一旦被夹击，则该工事对北方的敌人起不到效果。

直接影响：2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中，敌我的武器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而经过我方的战术调整，使敌人不得不将主力放在江南的丘陵地带与我方作战，敌人的武器优势如火炮等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方才有可能和敌人周旋。不难想象如果是在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战，我军将付诸多大的伤亡代价。

间接影响： 由于我方使黄河决堤，造成黄淮河水泛滥，影响了敌人的运输。敌人的兵员补充经常跟不上战场的消耗，于是在进攻中经常出现停滞，进攻部队原地等待补充。这样无疑是给了防守一方以喘息之机，我方军队得以继续修复阵地工事，补充兵员，从容调动军队。而且日方总体的三路进攻的局势也因为水运不畅而很不协调，中间一路快了，左右两路慢了。我从上文总结的作战时间上看到，当6月初日军左路的第11军（6、9、27、101、106师团、波田旅团、石原旅团）在安庆打响武汉会战的第一枪的时候，日军右路的第2军（3、10、13、16师团）尚自没有任何动作，直到8月下旬敌人的右路才有所动作，8月30日占领六安）。

毫无疑问, 黄河决堤给黄泛区的中国民众造成很大牺牲和损失, 但从军事上看, 也给日军的武汉作战造成了极大困难。

3、 我方作战计划的变动

（1） 原计划：

出于对来自北方的侧背威胁的担心, 中国方面在对武汉以东长江方向的防御上显得比较拘谨, 不敢投入重兵, 更不敢大胆将防线向东拓展, 而是采取了沿武汉三镇周边收缩布防的部署。其表现为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的几十个师摆在武汉周边, 在葛店、横店一线构筑

大量永久、半永久性防御工事, 形成了一个围绕三镇的“环形背水阵”。 很显然, 这是一个重核心轻外围防御部署, 其不利之处非常明显。以武汉三镇为核心的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 一点突破, 必将全军崩溃。同时, 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 背水立阵, 一旦战争失利, 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

（2） 计划变动：“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当中国以水代兵, 成功地迫使日军将主攻路线南移至长江方面, 从而打消了北方的侧背威胁之后, 改变武汉会战的部署就成为可能。随着日军主力的不断南调, 日军将主要依托长江水运进攻武汉的迹象日益明显, 面对这个重要变化, 许多中国高级将领纷纷提出: 改注重向北防御为注重向东防御, 改注重核心作战为注重外围作战。中国统帅部因应情况变化, 及时制订了新的武汉会战指导方针: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应战于武汉之远方。

4 分析

我方的战术改变充分利用了武汉外围的险峻山势，使得敌军在争夺每一个山头时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根据史料《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的文件来看，蒋介石的方针是“国军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为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我方在丘陵地区与敌人的消耗战恰恰符合这一总体方针。 而这一总体方针也是针对日本相对于中国兵力少的特点而制定的。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所以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的方针，还是具体的作战计划。我方都是成功的。

会战成果（二）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是我军在日军的左路进攻中成功抓住机会，基本进灭了敌人106师团的全部主力的一场大胜。其战果与抗战中国民党最大的胜利台儿庄战役旗鼓相当。

1、 战况概述

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在金官桥、星子、瑞昌一带的阵地上摆出反“八”字形阵地，成功阻住了日军。薛岳自言：“此阵地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日军进攻无方，不得不故技重施，派106师团深入我军后路，企图前后夹击，拿下阵地。1938年10月1日至3日间，日106师团拼死向前突，各路中国军队迅速靠拢过来，包围圈越收越近。此时，久经战阵的淞浦（106师团师团长）预感有些不妙，航空侦查的结果更使他隐约看到了薛岳张在第106师团面前的口袋巨阵。第106师团在群山中转悠了两日，甭管逃命之心如何心急如焚，竟然就是找不到准确的出逃方向。这一方面由于日军所用的军用地图是20世纪20年代所制，其中谬误之处甚多，另外由于当地山区蕴藏铁矿资源，致使平素百用不爽、赖以指向的指南针竟也派不上用场。（《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p64） 10月2日，薛岳便开始了对孤军深入的淞浦师团特殊的关照。12个师10余万中国大军飞调万家岭，把淞浦师团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10平方公里的山岭中。之后的几天，我军努力歼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9天时间里连续作战，不顾疲劳。终于将106师团主力围歼。后期10月10日左右，由于敌人的救援部队疯狂的扑击，我部伤亡很大，不得不放松了对日军的围歼，敌人残余部队千余人逃跑。

2、 胜利原因

（1） 日军骄纵胆大，孤军深入。

日军在与我军的作战中常常气焰嚣张，一些部队敢于离开主力部队很远单独行

动，如台儿庄战役中被歼灭的矶谷师团和兰封会战中险些被全歼的土肥原部队。

（2） 薛岳调兵迅速，果断抓住战机。

（3） 薛岳在之前对蒋介石调军休整的命令百般阻挠，成功留下了蒋介石的嫡系74军

和休整部队的64军的187师，之后正是这两支部队在围歼106师团的的硬仗

中立下了战功，如果没有留下这两支部队，围歼的兵力根本不足。

（4） 基层官兵连续作战，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会战成果（三） 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兵力

大战期间，日军兵力补充达四五次之多，死伤20万人，另有15万病倒而丧失战斗力。日军受到了空前的消耗。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从这一天起，日本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百端漏洞所带来的战争颓势，已提前敲响了侵略者战败的丧钟。

在战争初期，日本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出少量兵对中国一击即可灭亡中国”的无耻之言已经因武汉会战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在此次会战中，日本陆军已经由七七事变前的17个师团，猛增到了34个师团又4个独立旅团，其中31个师团和4个旅团被派到了中国战场上，达94%。而且这些师团还经过多次的补充，在武汉会战中，日军兵力调遣捉襟见肘，甚至连本土唯一的近卫师团都险些调到武汉外围参战，这样的兵力使用可以看出日本的战争之弩已张到了极限。此次会战以后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发起更大的会战，过长的战线让日本头疼不已。敌后的根据地也才能因此蓬勃发展。如果没有正面战场这样大的消耗和牵制，日军可以把更多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的清剿，很难说共产党的敌后抗战会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果。而且消耗日本兵力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武汉会战中无数中国将士的拼死搏杀，日军很可能有余力向苏联出兵，与德国左右夹击苏联。世界格局可能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

会战成果（四） 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团结了统一战线，使得全国上下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利于发挥两党的优势，两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使得两党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便于将全国的的抗战力量发挥到最高。 战争方针的交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抗战路线而写的。“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制定保卫武汉的方针时，周恩来将其中的精髓和要点向当时代理李宗仁担任第5战区的司令长官白崇禧做了介绍，后者为此特地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后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结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p141) 军事上的合作：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其作用不言而喻，而共产党在敌后的牵制作用也非同小可。日军大本营将武汉作战提上日程时发现,“由于该方向敌情严重, 沿京汉线南下作战需要很大兵力, 可是, 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共产党人在敌后不断地破坏交通，干扰敌人，抓住机会就消灭小股敌军，搞得敌人很是头疼，不得不放弃南下进攻武汉的路线。“38年6月新四军破坏了安（庆）合（肥）铁路，并多次伏击小股日军，袭击镇江车站等。蒋介石对游击部队也大加赞赏，在一份电报中称‘各游击部队迭奏奇功，殊堪嘉慰’” 《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p148)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在敌后的干扰作战意义非同小可。 工作上的合作：会战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团

长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众所周知，共产党在宣传方面有着独特的方式以及卓越的效果，能激发普通老百姓的抗战热情，并动员他们参与到全民抗战中来。虽然国民党并没有走全民抗战的路线，但正确地运用共产党的宣传长处还是让他们受益匪浅。还有著名的第三厅，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开展了很多宣传工作和活动如游行、组织群众献金支援军队、文艺演出等。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激发了国民的抗战热情。

会战成果（五）后期混战中成功保存了实力

事件概述：会战后期，由于胡宗南的部队保存实力，与日军稍微作战便即后撤，致使日军右路的最右端快速突破，连续攻占要塞，而我方的一些部队处在了被包围全歼的危险之中。10月12日晚，胡宗南未经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日军当日占领信阳，并迅速攻占柳林、应山。而此时宋希濂的第71军和一些友军尚在沙窝地带（参看上文地图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于是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电令宋希濂率部后撤，而在后撤途中，几乎遭遇到日军的先头部队，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宋希濂是怎么判断的“当时得知情况如下，一、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花园方向向孝感方面去了；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领；三、友军的第44军约有两个团和一个山炮连及没有跟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城、应城一带，尚无敌踪。（《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424) 于是他大胆地将此时两万有可能落入敌人包围圈中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开来，保持无线电静默，就这样消失在了敌人的口袋中，然后不依常理，不往西撤，反向敌军已经占领的北边移动，趁黑夜两万人越过敌人的包围圈，成功突围。保存了抗日的实力，事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意义：整个抗战应有战略退却，抗战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 便能取得最后胜利。在武汉会战后期，由于我方与日方的军队补充制度不同（日方是不换建制，当某个团、师消耗过大后随时往里面补充新兵，以保证进攻的连续性，而我方是一个师消耗过大，即将这个师的残兵和长官撤到后方征集新兵，阵地由别的师接管的联防制度），我方激战过的部队损失过大，战斗力下降，士兵劳苦不堪，此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将他们撤下前线，保存我国抗日力量。而宋希濂等部队突围成功其意义之重要，不亚于万家岭给予敌106师团的毁灭性打击。

会战成果（六）下级指挥官作战日趋成熟

在之前的淞沪会战中，我国基层官兵作战英勇，但我认为稍显不够灵活。比如之前淞沪会战中，在完成作战任务后率兵不退，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该团最后退入租界开始孤军营生活，一直到最后直到抗战结束。（《380万军人之死》p48）这一英勇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灵活的指挥官应该做的，如果他能将部队撤下来，那么以后将会给敌人更多的打击，贸然逞一时之勇，反映出指挥官作战的不灵活。

然而在此次会战中，基层指挥官的作战经验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因而也就创造了一些辉煌的战果，这些战果可能并不如万家岭战役的胜利那样光芒耀眼，但也正是小的胜利如繁星般点缀这整个会战的夜空。

事例一

后撤中的656团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大获全胜后，却发现周围友军已经全部撤走，己军有落入敌人包围的可能，急行军中发现周围山上有一个未及搬走的弹药库，于是临时决定再打一仗，团长廖运周当时在犹豫“在大部队都纷纷西撤的时候，却带着自己的士兵打这场本不属于他的仗，万一被鬼子拖在后面，怎么向长官交待，怎么向手下的弟兄交待”，此时的他处在了民族意识，职业道德和个人荣辱相互矛盾的十字路口。最终他毅然决定打这场仗。这场出其不意的仗让日军尝到了苦头。埋伏好的火炮配上充足的弹药，炸毁了日军20多辆坦克，近百辆汽车。阻止了日军一个旅团（约8000人）的行动一天，（当初宋希濂一个师13000人消耗到800人才阻止了日军一个旅团10天）而656团无一伤亡。该团因为这一战被军委会通电嘉奖，称“战果辉煌”。(《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384) 分析：战争是需要把握战机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提前料到，做好规划，如果基层指挥官能有灵活应变的能力，那么整个战役才能打得出色。 事例二

当71军军长宋希濂的36师在富金山顽强抵抗敌军时，宋希濂曾经调手下的第88师前去增援，然而接到命令的88师师长钟彬却发现一股敌军正准备偷袭71军军部，如果再将情况通知军部再商量应对计划可能就来不及了，当时钟彬果断派部埋伏，出其不意，将日军的偷袭部队约五六百人全歼。而当时军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如果被日军攻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分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是兵家的要诀，有的人拿着这句话临阵脱逃，而有的人却能真正把握这句话的真谛，果断抓住战机，立下功勋。

小结：以上两个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在此次会战中，师、团一级的指挥官已经能灵活地根据形势做出有利的判断。战场上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队，各种突然性导致的战场胜败也大不相同。之前被外国军事家称作：“塞子”的中国部队（只会像塞子一样把军队塞在要塞打硬碰硬的仗）在这次会战中有了不小的进步，广义来讲这也可以说是这次会战的一个不错的成果。

会战成果（七）会战后期战略的成功

会战后期，蒋介石并没有死守武汉，而是分析情况，主动撤出武汉，这也点是非常成功的。 他说道：“我国同胞必须认识当前战局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的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的交通地带，而在于更广大深长的内地，保卫武汉的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的工业，以进行西南西北的建设。武汉外围已进行5个月的苦战恶斗，已给予敌人重大打击，因此，守卫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目的已经达到。如今放弃武汉三镇核心，确保武汉外围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地位。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而消耗时间五个月，死伤人数数十万，所得到的，虽然不是焦土，却是一座空城„„”

毛泽东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指出, 这次蒋委员长放弃武汉是很对的, 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和他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敌人方面不便宜，他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行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在进攻，敌我相持。（《血祭大江——武汉会战纪实》p436）

当时的日本突袭广州，粤汉线已被切断，武汉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能够根据战争情况而弃守武汉是明智之举。这是此次会战的战略上的成功。 相比之下，日军统帅则没有如此的深远见识，他们的错误在于

1、只知攻城拔寨，日军虽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但是在战略战术上却输了，这就像之后的国共内战，毛泽东指挥部队大踏步后退，让出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却极大地消耗了蒋介石的兵力，待时机成熟，挥戈反击，一举获得三大战役的胜利。

2、在武汉会战后期，没有抓住机会围歼中国部队（整个会战中中国一百多个师中没有一个整师被敌人全歼），有的部队只想先进武汉，立下战功，三路人马没有协同性，错失了许多包围中国军队的机会。这就像当年希特勒的柏林被轰炸后恼羞成怒，转而把轰炸机全都派去轰炸伦敦，使得英法成功组织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战争中，攻陷别国都城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打击敌人有生力量。日军错失了许多全歼中国师团的机会，可以看出日军指挥官见识得短浅。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我方指挥在战略战术上的成功。

所以说中国在武汉会战后期中的战略部署是了不起的成果。其意义不低于任何一场局部战斗的狭义“战果”。

会战成果（八）空战的几场胜利

武汉会战期间，第三、四、五航空大队及苏联航空志愿队与敌人激烈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二一八空战大捷

1938年2月18日，日记前来轰炸武汉，我军出击截杀，我军以击落敌人12，自损7架小胜。当时武汉市民一反常态，改变了敌机一来就躲进地下室的习惯，纷纷走上楼顶观看空战。空战胜利后群情激动，欢欣鼓舞，兴奋若狂。

四二九大战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想用轰炸武汉取得战果而向天皇祝寿。我军之前意外击落一侦察机，从机组文件中得到了情报，迅速调回准备轰炸日军本土的战机回来作战。当天两军各六七十架飞机激战武汉上空，我军击落日机21架，自损2架，受伤3架。获得辉煌战果。其中一战，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受伤将要失控的时候，猛撞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体现了我空军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五三一大捷

击落日机14架，自损2架

八三大战

击落日机12架，自损6架。

远征日本

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远赴日本本土，散发传单。这也是日本本土第一次受别国空军袭击。

总结：我方每场空战都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反映出空军高超的技艺和不怕牺牲的勇气。而且在武汉的每场空战前，受上级要求都会驾机绕武汉巡逻一圈，（尽管飞行员对此不满，认为做战前在此耽误时间，来不及把飞机拉高处于有利作战位置），给当时武汉市民极大的鼓舞。空战的一次次大捷，让日本空军不再嚣张跋扈。收回了一部分制空权，给予了地面作战部队一定的支持。

失利原因一

一些高级将领及蒋介石本人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嫡系部队及嫡系人马，导致作战不利

在之前的兰封会战中，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在围歼土肥原师团中畏敌如虎，可事后蒋介石却没有对桂永清做出任何惩罚，反而将责任推到了兰封会战的前敌总司令薛岳的身上。 事例1

在武汉会战的万家岭战役前，蒋介石对黄埔将领兼老乡的74军军长俞济时格外关照，“电令要调74军至长沙休整，而薛岳则回电“调不下来”，蒋委员长再来电说“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薛再复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也比74军大，各军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武汉会战原国名党将领亲历记》p79) 事例2

在防守日军右路进攻的部队中有一支是胡宗南的军队，其军队装备精良。信阳罗山战役中，友军在赴前线时看到：“信阳城郊的山岗制高点上有高射炮兵的阵地，有些森林地带隐藏有不少炮兵部队，在各处公路上也有我军坦克部队行动的车痕，官兵都为之振奋。抗战一年多来，无论是在晋东、鲁南、徐州、台儿庄各地，都没有机械化部队配合作过战，这次我们也有炮兵，有装甲部队了，因而大家都很高兴。” „„当敌人炮火向我猛烈射击时，我前沿部队也要求我军后方的炮兵开炮还击，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哪知胡宗南早把附近的炮兵撤到信阳城附近去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前线官兵听到此消息后，无不痛恨胡宗南为了保存个人实力而不顾友军的伤亡。(《武汉会战原国名党将领亲历记》p232)

深层原因：国民党内失去部队的将军没有好结果，虽然仍然身居要职，但已没有“发言权”即没有发言的力度和支持。“冯玉祥没了部队，虽挂着副委员长的名头，但连一个师长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哪个不是一手遮天，叱咤一方”（《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397）

失利原因二

部分高级指挥官指挥作战时带有个人利益和个人恩怨的考虑，使一些战场上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事例1马垱要塞的防御战前，“马湖区江防要塞司令、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召集马垱彭泽两地乡长、保长以及第十六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进行训练，取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为期两周” （《武汉会战原国名党将领亲历记》p31）办大学对于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是个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大战在即，李韫珩却使部队的实际灵魂排长们离开部队集训，未免有些不合适宜，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蒋介石起身于黄埔军校依靠自己的嫡系叱咤风云给军官们的影响。办学校当然也是一种培植嫡系的方法，因此上李韫珩才会在大战之前玩这么一手。结果不难想象，在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仪式的当天凌晨晨，日本的波田支队偷袭了前沿的香口阵地，当地守军由于指挥官基本全去参加结业仪式的宴会而失去调度，迅速被打垮，驻扎在其后的长山的鲍长义的部队在长山与敌人积极作战才顶住了敌人的攻势。而在此期间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几乎全去赴宴，直到下午战况才反映到军部，而此时的李韫珩尚自浑浑噩噩地对打来电话的鲍长义说：“我没有接到我的部队的报告„„香山香口是我的部队，你太不沉着了，你看见敌人没有？鲍长义气极了，才说：‘我们的阵地被打乱了，人死了一半，还说我没有看见敌人，你说香口是你的部队，你为什么把炮搬到香山上向我炮兵射击，你们有炮兵没有？’（鲍明知他没有炮兵）李韫珩才无言以对”（《武汉会战原国名党将领亲历记》p34）

事例2

长山战役之中，鲍长义率部英勇阻击敌军，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武汉方面的嘉奖让李韫珩无法忍受，而其李不断接到上级的电话，而且人物一个比一个显赫。先是兵团司令张发奎上将来电话，命令他火速派兵增援。未几，正在田家镇视察的副总长白崇禧亲自打来电话，催他火速增援。这一切令他火气直冒，心境难平。他弄不明白，鲍长义何以一夜间就成了上帝的宠儿，武汉方面都惊动了。而他苦苦追寻这么多年，却从未有过这份荣耀。”《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171）于是他不顾国家利益，只顾个人私怨。他将远在彭泽的167师当作援兵，电令师长薛蔚英从小路支援。他并没有真想对鲍长义伸出援助之手，所以并不派遣马垱附近的部队。他让167师走小路的是为了更安全些，保住自己的起家之本，而且如果167师还没到，长山已经失守，167师也可完好撤回，对武汉方面也算有了交待。而当时白崇禧则直接电令167师沿大路火速支援，被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的167师师长薛蔚英左思右想，终于选择了走小路。当鲍长义在长山纷飞的弹雨中挣扎时，薛蔚英上万人马却悠然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中享用热乎乎的晚餐。最终的结局是长山失守。然而之后的军事法庭上，薛蔚英却作了李韫珩的替死鬼，罪名是驰援马垱，借故延迟，使军事上遭重大损失。被处以枪决。而19军军长李韫珩仅仅被撤职。

以上两个事例选自武汉会战初期的马垱战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韫珩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显然大于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有这样的自私自利之人确实是中国军人的悲哀，

当数万数十万普通士兵不留姓名地将自己的热血洒在祖国的河山中时，一些高级将领却在为了自己今后在会议席上的座次而绞尽脑汁。

失利原因三

部分汉奸出卖祖国利益，甘为敌人当起间谍。

事例1在长山战役中，我国空军曾多次向长江中的敌舰投弹，以减轻其受到的炮火压力，然而每次飞机来临之前，“敌舰火炮停止向长山阵地射击，（转将炮口调上），我机一到，就全力射击我空军，我空军只有急忙投弹后飞去。”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亲历记》p35) 而我军飞机增援的情况连阵前的指挥官之前都不知晓，敌人却能未卜先知地提前调高炮位。影响了我空军的行动。

事例2

从前线撤下的军官杜隆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残部到达彭泽县流泗桥附近，将近中午，敌机三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有一人身穿白色衣服，在岗上喊叫。很快一个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我们很奇怪，鲍长义总队长即派一名排长带一班人去察看。原来高岗附近有一个防空掩体，内藏有三名汉奸，并备有收发机一部。这位排长气极，当即将三个汉奸打死。”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亲历记》p36)

事例3

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在后期指挥部队撤退中，有一次来到花园以西的陈店村，当晚幕僚报告从花园附近向包围圈外撤退的第68军失去联系。当晚他焦虑不安，既担心第68军的情况，也担心敌人的突袭。当时他手下并没有多少护卫军，只是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少量护卫。到半夜，他的第六感感到危险，半夜叫醒手下，连夜向西撤退。出村后2小时，敌人1000余骑骑兵冲进了陈店村„„会发生这么巧合的事情，我们推测多半是汉奸透露的情报。要不

是李宗仁心血来潮，中国抗战中阵亡的最高官恐怕就非他莫属了。

失利原因四

我军装备较差，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

按当时各个参战将领的体会，我军一个武器优良的师（约一万人以上），在指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只能和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编制的一个团约3000人左右）打成平手。（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台儿庄等几乎是1：1的消耗战在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捷”）

当时中国官兵抗战热情极高，打仗也是奋不顾身，战斗力如此悬殊的缘故就是武器装备比不过日军。

1空军：日军的空军数量远远多于中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飞机几乎全有苏联提供。蒋介石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中国的轰炸机举国不足10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198） 尽管之后中国空军在历次空战中奋不顾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空战大捷，几场空战下来中国空军飞机的数量也有不小的损失，使得之后空军飞机的出动慎之又慎。空军飞机数量的极端悬殊差距还是让中国空军在整个会战中对陆军的帮助不大，整个战局中基本上都是我军的陆军被敌人的空军来回轰炸扫射。一次，我军飞机“猛攻地面上日军阵地、坦克时，另一侧中国陆军官兵发了疯似地跃出战壕，欢呼喝彩，把军帽、水壶抛向天空。他们像是忘记了自己身处前线，呼啸的流弹随时都可能要了他们的命。可他们控制不住自己。几个月来，他们一见到飞机，本能就在驱使着他们四处躲避。他们既要防天空，又要防地面，死神过多地环住了他们。可他们默默地忍受着，默默地倒下。”（《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311）由此可见我军空军虽然每次出动都是以少胜多，战过辉煌，但由于数量太少，不能对陆军形成很大的帮助。

2：火炮及坦克

我军火炮数量明显少于日军，日军的师团基本上都配有炮兵联队，相当于每个师都有一个炮兵团。而我军常常是一个师没有一门火炮。炮在陆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拿破仑曾经说过火炮是陆军的灵魂。而缺乏火炮的中国军队只能拿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凶猛炮火。损失惨重不说而且常常延误战机。在宋希濂71军的36师誓死保卫富金山的时候，军长宋希濂曾经到前线视察，他写道：“我们在山头上，对敌军的活动，他们的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一些搭有帐篷的伤病救护所等，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一个炮兵营，可以给予它以毁灭性打击。”（《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亲历记》p247） 3军舰

我国海军在武汉会战中没有什么作为，在淞沪会战中的不多的炮舰在武汉会战中基本上都用于自沉已封锁航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敌人在空军数量远远占优的情况下，海军得不到保护，如果出战马上就会被击毁炸沉。还不如自沉封锁航道。因而在临江的阵地上常常遭到敌人海陆空三军联合的轰炸，使我方伤亡较为严重。

失利原因五

军法不是对每个将领都严厉，有个别包庇的情况。

事例一

广济保卫战中，第84军的谭连芳率手下188、189师坚守阵地，188师师长刘任多年来从事军队的教育工作，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于是他把实权交给副师长刘建常，而副师长刘建常也是常年在军校供职，毫无作战经验。于是两个纸上谈兵的将领在不明敌人状况的情形下，贸然反攻，白白损兵折将，之后由于兵力损失过大，师队一溃千里，当188师的残兵逃到84军军部附近时，军长谭连芳才发现188师已经全线崩溃，贪生怕死的师长甚至都跑到了军部后方。军长谭连芳气得连喊该杀，可惜他没有这个权力。

本该军法处置的这两人后来因为战区司令官白崇禧对乡党的偏袒而逃过一劫，而且不久之后反而升迁。

事例二

胡宗南在信阳一战保存实力，撤下了自己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陷友军曾魁元的124师于不顾，124师因为存在被包抄而全歼的危险，在坚决抵抗了数日之后撤出了战场。事后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逐个追查责任，在追查这场战役的责任之时，竟然把责任全推给了曾魁元师长，险些将他军法处置，最后在别人的再三担保下才以记大过两次处理。而蒋介石的老乡兼黄埔嫡系胡宗南安然无事。

分析：蒋介石对嫡系的偏袒使他得了江山，又失了江山。国民党为了申明军法枪决了不少临阵畏缩的将领，然而总是有一些嫡系能够逍遥法外。蒋介石家事重于国事，私心重于公心，当年派系争斗时的小手段小聪明固然让他成为了中国政权的执牛耳者，然而他缺乏领袖的伟岸胸襟，只知爱护自己的嫡系，不像毛泽东，能把天下人变为自己的嫡系。

失利原因六

党内派系山头现象严重，如非本派军队，常常指挥不动

国民党内的派系山头现象十分严重，常常是本地将领才能调的动本地的部队。川军出川参战，将领刘湘因水土不符而去世，蒋介石指派将领去指挥（当然也有蒋介石的私心在里面），川军不干，最后还是调四川的将领指挥才罢。 甚至抗日名将薛岳也未能免俗，会战前几经调动，把家乡的部队调归自己手下。 而如果不是一个派系的，常常很难指挥的动，如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所管的集团军司令胡宗南下令固守信阳，然而胡宗南不听命令，也不上报，擅自挥军撤退。 薛岳的万家岭大捷和之前的金官桥包围战中，当要使用俞济时的74军（嫡系部队）时也是被百般阻挠，最后搬出军法才吓得俞济时听命。

这样的现象无疑使全军出现了很多的麻烦和不和谐。

失利原因七

战前统筹稍有不当

部分军队往返调动多次，致使士气低落，士兵疲乏，加之以疾病流行，使得有些部队还未开战，已经被调跨了。

实例

第55军的曹福林军，“由江南调江北，未及一旬又调江南，中途又折江北，如此调动，使部队徒劳往返，疲于奔命。”（《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327)

失利原因八

部分指挥官对敌我实力评估不当

实例： 当李宗仁因病修养时，第五战区司令的事务由白崇禧负责，他也曾经准备要打一场漂亮的围歼战。8月26日起，白崇禧率部在中路的太湖潜山等地发动反击，将中路孤军深入的稻叶师团（第6师团）包围起来，然而最后却被突围，反而连之前的阵地都险些保不住。我认为这是缺乏对自己实力认识而造成的失败。

万家岭大捷中，薛岳指挥10多万人包围106师团的1万多人，而且106师团之前也多经消耗，这才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一个精锐之师（约1万多人），在战术指挥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才能挡住日军一个联队（兵力约一团3000左右）的进攻。（事实上也只有少数的如宋希濂的36师才能挡住）

而白崇禧包围的稻叶师团人数有三万多，要想吃掉这只部队绝非易事。而且当时不得已又调用了上文提到的第55军（已经被调来调去调得疲惫不堪了）。这样的疲惫之师怎能作战。虽然说战机稍纵即逝，然而机会只给又准备的人，比如薛岳，在之前与蒋介石撤军整补的命令唱反调，留下了嫡系的精锐部队，扣留了整补军的一个师，又把附近打游击的生力军调来才完成了几乎是1：1消耗的万家岭战役。

可见白崇禧反击的失利是由于他对敌对我认识的不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自己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不能做出正确判断（虽然判断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的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失利原因九

国力差距

中日的在国力上有不小差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到：“日本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我国在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我国工业生产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现代工业仅有萌芽，基本属于农业国，只能生产步枪、小口径火炮等轻型武器，根本无力建设和发展国防。”“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增长迅速，工业逐渐发达，技术水平提升很快，战前钢产量已达640万吨，生铁309万吨。”而中国年产钢不足千吨，生铁不足10吨。”（《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p181）

空军方面：当时中国的没有自主生产飞机的能力，全靠从苏联进口。最多时也不过百余架，而日军的空军则有上千架，因此尽管我军飞行员英勇作战，奋不顾身，然而少量的消耗就会使本已很少的中国空军雪上加霜。失去制空权和对陆军海军的支援能力。

海军方面：“任何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的国力大小，总是以海军的吨位来判断的。当日本的航空母舰出现在中国海域乃至内河，总吨位达150万的时候，中国的海军才有6万吨左右，为其1：25，而战斗力对比，仅只其1：100”（《长河落日中日武汉会战纪实》p350）

失利原因十

战前的几年国民党当局在大敌压境外敌虎视眈眈的情形下，竟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致使大量国力耗费在内战上，军费开支巨大债务负担沉重，人民民不聊生，国内经济难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一些对失利原因的误解

有的观点认为战争指导思想上，

1、国民党当局一直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是一种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

2、会战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死板僵硬、严重落后、错判军情指挥失当，特别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步步为营的阵地消耗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p180）

我不认同以上观点，

1、对国民党所谓片面抗战路线的批评是与毛泽东的全面抗战的对比而得到的结果，并以国共内战的胜负为依据而得到的结论。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全面抗战的优越性。全面抗战是一种不人道的作战手法，很多妇孺都在帮助军队作战中牺牲，很多家庭因此破裂。普通人民没有武器装备，普通的老百姓有要求生存的权利，因此我认为所谓全民抗战不是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作战模式。国民党的抗战“失利”，也并不是由于他对抗战的宣传不够，在日军的禽兽行径下，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对日军恨之入骨，国民的抗战激情很高蒋介石也指出“战端一开，第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见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的“谈话会”）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至于拿国共内战的结果来说明是否是全员抗战较好更加不科学，国民党在抗战中消耗了精锐部队数十万，总共死亡官兵320余万，伤病残废138万。国民党不仅在本土作战，还派出远征军赴越南等地作战，消耗十分大。共产党敌后抗战虽然战功显赫，但硬碰硬的消耗毕竟少，保存精锐部队较多，而且国民党士兵多年出生入死之后都不再想玩命了，因此后期国共内战才会有悬殊结果。 另外从科学上来讲，每个人都参与到自己合适的工作中来，更能提高社会效率，工人、技术人员如果都去当兵参战，对整个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个好事。因此我认为抗战中的败因不应包括国民党没有走全民抗战路线。

2、军事指挥上的成功之处我已在战果中加以列举，很多评论家总是把作战指导思想上死板僵硬这些帽子扣到国民党头上，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多还是和共产党的作战对比而得的。殊不知共产党作为游击部队，他的作战自然可以灵活些，而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的部队，灵活性相对游击部队自然不如，而且国土不能轻易丧失，这和在敌后已丧失的国土上作战的部队打法自然是不同的。而且国民党军队众多，一方灵活，就会影响全局，因此上才会给人以国民党只会打硬碰硬的仗的错误感觉，事实上国民党的部队指挥上也是十分聪明的。

总结：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以来大得最大得一场会役，双方直接参战兵力达150万人，死伤超过50万，无数英雄的中国官兵奋勇杀敌，不留姓名地离开了人世，埋葬在自己热爱的祖国的青山之中，他们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0多年过去了，这段历史慢慢地被人淡忘，当提起武汉会战时，很多年轻人都一无所知。现在人们只知平型关等共产党打的战役，事实上，抗日无分党派，我们不应忘记国民党将领及无数热血青年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军人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参考书目

《380万军人之死》 西尔枭 民族出版社 1993.9

《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 张洪涛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

《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武汉会战——保卫大武汉》 李梦汶 团结出版社2005.1

《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陈道阔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