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看太平天国衰亡的原因
摘 要 ：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之中陈玉成与李秀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深远，在浦口、三河中李秀成与陈玉成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分歧丌始表面化。而在湖北、第二次西征、安庆保卫战中，陈玉成与李秀成这两个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问的军事战略思想分歧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这三次战役的失败一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衰亡。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分歧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斗争，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分歧大于合作，这样就加速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衰亡。
关 键 词 ：陈玉成 李秀成 军事斗争
李秀成与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领导者中的佼佼者，也是太平天国后期最值得歌颂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是影响太平天国后期命运的最重要的人物。陈玉成(1836～1862年)，原籍广西桂平县，后移居广西藤县。贫苦农民出身，14岁时随叔父陈承加入太平军，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定都天京后被杨秀清选拔为左四军亚典圣粮，职同监军。第二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在攻取武昌的战役中，他率领五百“天兵”首先登城攻入武昌。18岁的陈玉成在这次战役中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胆略，被超升为殿右三十检点。1 853年2月，陈玉成和李秀成等随燕王秦日纲救镇江。当时，镇江守将吴如孝被清军围困，外援断绝，处境十分险恶。陈玉成亲自驾一小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镇江城，和吴如孝一起制定内外夹攻之计。陈玉成、吴如孝从城里打出来，李秀成率奇兵从偏道攻城，终于把清将吉尔杭阿杀得大败，镇江之围遂解。陈玉成智勇双全、年轻有为、战功显赫，敌人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说他是太平军中“最为可恨者”。李秀成，本名以文，后来洪秀全给他改名为秀成，广西省梧州府藤县宁风乡五十七都大黎里新旺村人。他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父亲李世高，母亲陆氏，生他和弟弟李明成．舅父是个村塾教师，把他带去读了两年书。然后，又推荐他到其他村塾帮工，一边做工，一边自学．大黎里在藤县西北，界于燕县、平南、永安州之间，四面大山，中间平原数百里，居民多外来占籍者。拜上帝会自平南传人，宣传“敬拜上帝，有衣有食；不信者蛇虎伤人。”乡民饭依者颇众，而李秀成会众中之佼佼者。此外，还有不少李秀成的堂伯叔、堂兄弟以及妻舅宋永棋等．咸丰元年八月，太平军自平南进军永安，萧朝贵率陆路军经过大黎，李秀成等附义而去。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克南京，在此建
都，改称天京．李秀成被选拔在春官垂相胡以晃衡办事。不久，东王杨秀清保举他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天京太平门外新营。七月，升后四监军，把守仪风门外高桥。九月，翼王石达开到安庆安民，词李秀成去巡查民务，兼带军队．他秉直忠诚，勤操苦练，受各级上司赏识。十二月，胡以晃克庐州，润他前往，升二十指挥。“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时东王有令，要在各衙之中，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调任我为右后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新营。此时癸丑年之间，是年八月调为后四监军，在仪风门外高桥把守。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后春官丞相胡以晃去打破庐州府，破郡之后，来人调往庐郡守把安民。此四年之间矣。此时调为指挥之任”。从陈玉成与李秀成早期的成长经历来看两人并没有冲突和矛盾，而且来自同一个地方并且是要好的朋友，两人的关系很好，“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
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的关系在一八五八年以后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亡。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以合作和分歧为主。他们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在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中，而他们的分歧就是在这两次战役以后表面化并且加剧的。浦口、三河战役，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次极重要的战役。通过这两次战役，扭转了太平天国自“内讧”以来的动荡局面，鼓舞了士气。在这两次战役中陈玉成与李秀成起了杰出的作用。第二次西征中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军事主张是以分歧为主的。
一、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浦口和三河战役中的合作：
浦口、三河战役，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次极重要的战役。通过这两次战役，扭转了太平天国自“内讧”以来的动荡局面，鼓舞了士气。在这两次战役中陈玉成与李秀成起了杰出的作用。
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讧”后。曾出现“国中无人，朝内无将”的危险局面，因为缺乏一个军事领导核心，所以战事经常失利，局势严重。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任命督率赞天燕蒙得恩为正掌率，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到一八五八年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为前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建立了军事领导核心。“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但是要扭转局势却不那么容易。三河、镇江、临江、九江、吉安诸重要据点相继失守。陈玉成在这段时间奋力苦战，虽取得些局部的胜利，但不足以扭转战局，陈玉成认识到这一点，他知道只有联合太平军各部，将敌军的精锐部队 ⑶⑵⑴
击溃，把重要的城镇夺回，才能使形势改观。为此，在一八五八年九月间，太平天国各部高级将领到枞阳举行会议，制定了攻打清军江北大营的计划，议定由陈玉成过舒城，破庐郡，下滁州，李秀成亦由全椒率部到滁州乌衣，合力以破清军。“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行传齐，到安省枞阳会议，各处将臣俱而依约而来。此时正是八年六月中旬，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枞阳会议矣，各誓一心，定约会战’’。滁州市清军救援浦口的必经之地，要攻打浦口，必须先拿下滁州。陈玉成先派小股人马攻打梁园、定远，牵制了合肥附近的敌军，而集中优势兵力在滁州与敌人决战。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到滁州以南的乌衣截击陈玉成部队，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遭遇战。结果击败了清军，并乘胜击败了来援的张国梁部，歼敌四千余人。陈玉成和李秀成的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攻破了清江北大营，于浦口歼敌万余。这一胜利使太平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重振了军威。但是浦口的胜利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曾国藩为了再度迫近天京，又调动了最得力的部队大举反扑，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大片土地又被李续宾部所攻占；如果不击破这支凶悍敌军，稳定安徽战局，则对天京的威胁将更严重。因此，陈玉成毫不犹豫地奏调李秀成部协助他背上救援安徽。洪秀全批准了陈玉成的作战计划，于是，一八五八年十一(月)间便爆发了著名的三河之战。三河市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重镇，当时三河守将吴定规已被李续宾部包围。陈玉成“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金牛而进，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之后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营之救”使敌人处于孤军无援的困境。狡猾的敌人不让陈玉成站住脚根，第二天早晨即率精锐部队袭击陈玉成营盘。智勇双全的陈玉成早就料到这一着，将计就计，假装不战而逃。李续宾穷追不舍陈玉成部队已径埋伏在敌军之后，乘其不备猛攻敌军。敌军自乱，死去千余。李秀成部也赶到助攻。太平军一鼓作气，破李续宾阵门，困李于营中。李续宾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所部全数就歼。这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陈玉成部则胜利追击，夺回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城，并在庐州城外再度击溃清军，生擒安徽巡抚李孟群。这一系列的胜利，把曾国藩之流打得胆战心惊，惊呼“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浦口、三河大捷，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精锐，夺回许多重要战略据点，太平天国基本上克服了动荡不定的局面，天京也转危为安。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太平天国军民的士气。而作为前线总指挥的陈玉成的威信也迅速地提高了。事实证明，这位后起之秀是完全可以胜任领导太平军的任务的。在这两次战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玉成从枞阳会议到解浦口之围，从奏准救援安徽到三河大捷都表现出这位年轻的将领有着突出的军事才能和革命谋略，是当时太平军中战功最大的将领，所部也是太平军最精锐的主力。所以，到一八五九年五月陈玉 ⑹⑸⑷
成即被封为英王。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也有立功的李秀成并没有封王。由于洪秀全封陈玉成为王而未封李秀成为王，给了试图离间李秀成叛变的机会。李秀成说：“(李昭寿)与我有旧日深情，其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其在清朝，在旁看见，其心不忿，行文劝我投其。”洪秀全怕李秀成有变，封江戒备，但最终“一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封为忠王。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矛盾的表面化。
二．陈玉成与李秀成在第二次西征、安庆保卫战天京保卫战中的分歧：
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军事主张是有分歧的。陈玉成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从全局的战略意义上，从长远利益着想，而李秀成却更多地是从经济利益和眼前利益上考虑。从陈玉成和李秀成对几次重要战役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第一，一八六О年二破江南大营后，当时“英王意在救安徽省，侍王意取闽、浙，独英(应为“忠”一录入者按)王从吾(按指洪仁开)所议云：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远，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而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这三种主张中，英王的主张是正确的，他充分估计到到安省的战略意义，并预见到曾国藩会倾全力围困安庆等地，安庆得失，关系到天京的存亡，所以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乘胜打击主要敌人一湘军。而李秀成只看到苏浙地区的富庶，认为得到苏浙之后，可买二十条火轮，沿江上取，这是不切实际的。形势的发展决不允许太平军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建设水师和巩固东线的战果，而后上救安徽。在安徽的湘军对安庆尚未合围之前，苏浙一带清军因江南大营被击破而成惊弓之鸟，太平军乘胜追打落水狗，是可以的；但如果按陈玉成意见，以主力救安徽，破湘军，反革命军队就不能轻易地完成对安庆的合围，这样在东战场上的战果可能要小一些，但西战场就不会失败，权衡得失，还是很有利的。可是，陈玉成的正确意见井没有被采纳，陈玉成、李秀成都率部东征，敌人乘机对安庆合围，陈玉成回师救援，已经迟了一步。这样，虽然东战场战果果累，并且李秀成扶植堂弟李世贤成为一方诸侯。而李秀成势力的膨胀的过程恰恰与陈玉成的败亡过程同步。李秀成在第二次西征中的表现是安庆失手和陈玉成败亡的主要原因。李秀成本人并不讳言他对第二次西征的消极态度。他说：天王严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郭、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 ⑻
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变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所谓“亦无良计”说明他对上游战事没有具体划，而“正逢有”说明他正好借湖北、江西义民投诚之事搪塞天王“严诏”。而且江西、湖北方向与第二次西征的大方向相同，李秀成正好可以一面应付洪秀全，一面给自己行方便。但天王不准，对他“义怒，责罚难堪”，而李秀成则“管主从与不从’’，执意“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北上江西、湖北。”而西战场却节节夫利，安庆被围，最后又被攻陷，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第二次西征中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矛盾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对湖北会战的不同态度。一八六О年九月，安庆已被曾国藩军队围，太平军西线非常吃紧。陈玉成不得不从杭州附近撤军西救。按照洪仁开和陈玉成、李秀成商定的计划是先夺湖北的武昌，包抄清军后路，使敌人弃安省之围救湖北，则安庆之围不救自解。当时清军主力集中在安庆周围，黄州以西兵卒甚少，武昌重镇也只有“存城兵二千，马队八十，战不胜战，守不能守。”太平军决定先取武昌以救安庆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这个正确的主张，却遭到李秀成的反对，他主张不救安庆，而在苏浙扩大战果并进攻上海。洪仁歼、陈玉成否定了李秀成的错误意见，并做出以下决定。据此，陈玉成的军队以很快的速度连下下霍山、黄山。三月十八日提前到达蕲水、黄州。而李秀成却采取消极反抗态度，不但不按计划攻打祁门、南昌，而且以扩军为名，在江西建昌、宜黄、樟树一带招兵，迟迟不来黄州和陈玉成会师。原定军期是四月初会师武昌，李秀成却迟至六月中才到达黄州以南的武昌县。由于李秀成失约加上外国侵略者的干涉(英国参赞巴夏礼曾到黄州“劝说”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昌)，安庆的局势又很危急，陈玉成不得不撤军回救安庆。就这样，进军武昌的计划便宣告破产了。究其原因，洪仁轩说的很清楚，是由于李秀成“会剿失约”。这样就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击破湘军，解除安庆之围，保固天京的最有利的机会，影响极为严重。李秀成之所以无心攻取武昌，不是因为李秀成存有“重视江浙的战略思想，所以使他对解救安庆争取武汉上游的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的又一分歧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又一原因。
第三，对安庆保卫战的不同态度。安庆是天京的重要屏障，“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嘲反革命头子曾国藩不惜一切代价，死命争夺安庆，因此他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曾不遽为之争得失。安庆的战略意义，敌我双方都十分清楚。所以当安庆危急时陈玉成全力以赴，一而再，再而三，极力援救。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屡救不成。陈玉成只好回到桐城，集中了三万兵力，分兵三路，于五月底再次援救安庆，但
又被多隆阿、李续宜部所阻，没有成功。他亲自跑到天京请救兵，得天王大力支持，命陈玉成、杨辅清、吴如孝、黄文金各部分东西北三部向安庆推进。但是安庆已被敌人包圃多年， ⑽⑼
敌军在安庆周围建立了很强固的防线，驻在这里的又是清军最精悍部分，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有洋枪洋炮装备。狡滑的敌人以逸待劳，深沟高拿，坚壁不战。太平军因无粮而不能持久，故陈玉成等经过一番浴血苦战，终不能攻下敌人修建多年的防线。九月五日，安庆不幸失守，叶芸来和吴定彩等一万六千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安庆失守是对太平军革命事业的重大打击，跟着而来的就是安徽根据地和军事上主动权的丧失，天京失去屏障，受到东西两面夹攻。在安庆保卫战中，太平军各部基本都是全力以赴的，唯独李秀成例外。李秀成对安庆保卫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安庆危急时，他却从安庆附近抽回他的部队，拼命在浙江扩大地盘。有些论者在论述安庆保卫战时，不去指责李秀成不顾大局，反而批判陈玉成是只顾“一城一地之得得失”。这是极不公允的。安庆得失关系到天京的存亡，而天京的存亡，也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存亡问题，所以安庆的得失绝不是一般的一城一地之得夫。从当时太平军的力量来看，只要各部紧密配合，安庆也是可以守住的。陈玉成极力救安庆并不错。李秀成不救安庆却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有些论者认为“开王(干王一录入者按)是从安庆城的重要性着眼，主张先救安庆。忠王则从敌我力量对比着眼，主张先打上海，积蓄力量，然后援救安庆才有把握。应该说忠王的眼光是高出一筹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安庆是被圈的战略要地，随时都有失落的可能而上海是未得之地，能否攻得下也还很难说。如果攻之不成又失安庆，立刻会使革命形势只转而下。退一步说，设使上海能够玫下并且又能守住，那它也要一段时间，而安庆已是燃眉之急，怎能等那么久?至于说“积蓄”力量后援救安庆的说法，更是不值一驳。李秀成在一八六一年四五月间不是在江西一带“积蓄”了三十多万军队吗?但他既不用以攻武昌，也不用以救安庆或攻取曾国藩的老巢一祁门。以当时李秀成部的实力来看，都有可能攻下武昌或祁门，解除安庆之围，甚至还会结束胡、曾的狗命。到安庆保卫战激烈进行时，李秀成是太平军各部中人马最多的一支，拥有数十万大军，能够说他尚无力救援安庆而还需积蓄一下力量吗?李秀成对安庆的得失置之脑后，甚至连反动派都感到惊讶不已。他被俘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问他„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省撒(撤)矣!一闻鲍师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耶’。余日”汝兵何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日‘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原来如此!李秀成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小算盘一经营自己的所辖地区，当然不把安庆的存亡放在心上。洪仁开也看穿了李秀成不救安庆的意图，说李秀成“既抚有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为忧。” ⑾硇洪仁歼在安庆失守前给李秀成的信中，就气愤地指责他对长江上游“弃而不顾， 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李秀成自知理屈，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后当凛遵，”而行动上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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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次战役，在太平天国后期却是紧连在一起而带有关键性的，如果破江南大营之后按陈玉成意见分兵救安省，则湘军不能在安庆围拢。如果武汉会剿成功，则安庆就不会失守。而在这三次战役的决策中，陈玉成与李秀成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和矛盾，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总之，三河战役和浦口战役都是陈玉成与李秀成为了挽救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采取的战略思想，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存在分歧和矛盾，在这两次战役中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刚刚浮出水面。但是在西征，湖北会战和安庆保卫战中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激化，造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太平天国后期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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